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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墨涛:我国发达地区的村社教育实证研究

更新时间:2022-08-11 09:56:45
作者: 潘墨涛  
村社教育事业的高度竞争环境与低水平公共资源投入导致单位社会组织的低收入增长,降低了从事村社教育社会组织持续发展的能力。另一方面,这有可能是一种必然的状态,即就单一村社而言,其村社教育事业必然是存在于社会基层的、资源在村社内部流转的、“小众化”的“低水平均衡”事业,也是最容易复制的事业。而事业单位等市场化、社会化的改革在一段时期内迅速增大了社会组织数量的增长,体现出一种非正常、不可持续的“社会活力”。所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单一项目本身的发展情况,而主要在于社会组织参与其中的持续性激励程度。

  

   四、对策讨论:村社教育的未来提升

  

   从HL社区大学项目六年来发展变化情况来看,经济发达地区的村社教育发展水平依然较低,而其他经济落后地区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资源更加稀缺。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项目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ZD社会组织也开始了新的尝试以维持项目的可持续性,项目整体呈现出五个方面的“提升”。

  

   (一)“制度性”的提升:科学管理与制度建设

  

   组织制度的设计完善,是社会组织发展的前提,而不是发展后的成果。微型的社会组织需要管理制度化,尤其是在发展过程中,完善的制度将产生极大的吸引力、推动力。这些制度主要涉及组织人事、财务管理、项目运营等内部管理的方方面面。比如村社教育中的人事制度,聘用本村社人员从事项目运营工作是符合逻辑的,管理者对聘用者的培训、引导都需要制度性的安排,并为其提供更大的个人成长空间。唯有加强制度化推进,项目的一些不可持续性问题才有可能迎刃而解。所以,社会组织制度研究和培训是未来的热点,鼓励并培育社会组织进行与制度相关的知识学习,这是政府应当考虑的问题。

  

   (二)“合理性”的提升:探讨理性与情怀的平衡

  

   合理性涉及方方面面,总体来讲体现为以下两方面:一方面是教育服务内容的合理性。村社教育服务持续化、常态化的核心变量还是受教育居民的需求,围绕需求设计教育内容和方法,可以最大程度地提高项目的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是项目运营的合理性,即以“适当的收费教育”代替“完全公益性教育”,从而获得政府之外的资源支持。私人非营利性组织作为一个独立的组织来向公众提供服务,可以名正言顺地向公众收取服务费,从而降低政府所投入的总成本,减少政府的成本分摊〔11〕。所以,鼓励社会组织围绕多元化社会需求的服务探索,并研究不同行业服务收费标准体系的建设,也应提上日程。

  

   (三)“专业性”的提升:“精耕细作”以创造竞争优势

  

   访谈中屡次听到ZD组织人員向往其他国家或地区社会组织、社会工作者的做事方法、模式。他们说,“人家真的是专业,我们只是搞活动”(访谈编号B181001)。可见,HL社区大学项目甚至是村社教育整体状态都缺乏一定程度的“专业性”,必须在项目内容、人员配置等方面全方位推进专业化。在经历了几年探索试错之后,ZD已经决定将社区大学项目的未来办学推向专业化,即围绕自身资源优势,将未来办学重点放在党建教育、长者教育、亲子教育三方面。具体来说,“所谓转型就是明确定位,第一是基层党校;第二,为长者服务,办类似老年大学;第三,向亲子开放,办成类似家长学校”(访谈编码:A181001)。这种推进专业化的探索是必由之路,也是其他涉足基层村社教育的社会组织寻求发展方向的重要经验。

  

   (四)“多元性”的转向:创新试错并超越模式之争

  

   寻求成功模式加以推广的路径很重要,但多元试错始终是基层村社教育必经的探索之路。首先,模式的形成和可推广性的论证需要做大量工作,追求可复制性不如转向多元性。同时多元性也强调重视多元合作,在发展进程的博弈中寻求均衡,求得共赢的最大公约数。其次,多元性的转向实质上是寻求多元受众的认同和参与,虽然讨论的是如何吸引不同代际人群参与同一堂课,但可以设置不同的课程针对不同代际人群受众,充分利用教育资源。最后,传统社学与其他社会交往活动是相互嵌入的,社学的教育资源同时也发挥着社区其他实际功能。如明清时期地方基层社学既作为乡规民约宣讲场所,也作为贮藏粮食的社仓。所以,思考村社教育资源的多元性用途,从合作者、受众到公共资源的节约运用寻求多元化,提高社会活动的吸引力,从可持续发展的实际问题出发,可以避免无意义的村社教育模式争论。

  

   (五)“政治性”的提升:社会组织政治责任与资源获取

  

   通过地方基层教育来强化社会控制的做法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由地方官员、政治组织来实施农村教育,强化社会团结与制度规则意识,是这种路径的通常选择。村社教育的“政治性”提升,就是一种依靠政治资源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对策。村社教育一方面可以承担政治性的基层宣教任务,整合民意并提供与政治权力的沟通渠道,另一方面可以辅助政治权力履行政治责任。比如村社贫困家庭子女教育等可持续性较差的村社教育类别,依靠政治权力、政治资源以保障项目的可持续性是合理的思路,也是政治权力的根本责任。在这方面,社会参与主体的角色会发生变化,对提供资源的政治权力形成合作、协作关系,同时行使项目运营的管理权。总之,“政治性”的提升要求社会组织与政治权力在村社教育的不同方面达成均衡和合力。

  

   “教育首先是维系文化稳定性的神圣工具”〔12〕11。在“村社教育→社会参与→社会整合”这一链条中,社区的社会整合是村社教育的最终价值,社会参与则是实现这一价值的必要条件。“社区教育可以服务于社区治理,也可以作用于社区治理;而社区治理也能够为社区教育提供资源,形成推动效应”〔13〕。虽然社区教育并不是新概念,但多年来学界对社区教育的关注度不高,相关研究成果也颇少。因此,对于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研究仍然需要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深耕。从理论上来讲,本文已从整体上勾勒出完整的案例图景,初步探讨了社会参与村社教育事业所面临的可持续性困境,并指出低水平均衡项目的未来发展与提升方向。

  

   王安石曾言,“所谓教之道何也?古者天子诸侯,自国至于乡党皆有学,博置教道之官而严其选。朝廷礼乐、刑政之事,皆在于学”〔14〕3 。我国发达地区出现的新的村社教育,是一种对传统教育理念、框架、价值的回归。社会参与村社教育的意义,就在于弥补政府与市场在社区教育关注度方面的不足,体现出明确政府、社会、市场的责任和边界的意义,为以公益、非营利模式推进村社教育蹚出了路子,指出了提升方向。

  

   HL社区大学项目作为村社教育的一种尝试,普遍被掌握大量公共资源的公共部门所“边缘化”,而教育作为不能立刻产生收益的公共产品供给,对村社基层的社会(社区)整合功能又不能忽视,且对于中国政治的积极意义也是举目可见的。中国共产党在其百余年奋斗历程中,始终重视农民教育。毛泽东1924年在湖南韶山举办农民夜校,1927年撰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1949年高瞻远瞩地指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如今,围绕村社教育,不断夯实党的执政基础,不断降低社会治理成本,是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村社教育有利于推进社会整合,这是由于“教育构成获得信息的前提,信息是公众与政策之间维系关系的基础,由此产生社会和谐和稳定”〔15〕21。村社教育有利于重建社会信任,这是由于“信任重建之道的关键在于‘教’之重建,在今天,或许应该说是教之‘转进性复兴’”,“共同的信仰乃是人际重建信任的关键”。〔16〕42以情操教育为核心的村社教育创新尝试,对于弥合社会裂痕、减轻社会焦虑极有裨益,这一点应当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结合乡村振兴战略,保护乡村、城市边缘社区与城市之间的差异性,从村社角度重新审视社会的现代性,应当是未来村社教育所要讨论的核心问题。

  

   注释:

  

   ①村社教育即社区教育与农村农民教育,与所谓“平民教育”亦相关。

  

   ②明代称“社学”,清代称“义学”。“社学”较“义学”更凸显国家意志性质,由国家支持;“义学”较“社学”更强调地方责任,凸显慈善性质。

  

   ③雪圃学校于民国时期由黄埔军校毕业军官所建,后作为洪拳训练基地、舞狮协会活动场所。

  

   ④非技术性文本,即包括传记、日记、文档、回忆录、手稿、录音、报告、手册,以及其他可以用作原始资料的材料,或补充访谈和田野观察记录的材料。访谈文本也是一种特殊的非技术性文本。技术性文本,则是指研究报告及具有专業和学科写作特点的学术论文或哲学论文。

  

   ⑤两步开放式编码:第一步,从具体课程内容中抽象出“电影赏析”“广绣”“古筝教学”等26个课程编码;第二步,将26个课程编码进一步归类为“文化活动”和“知能养成”两大类编码。

  

   ⑥从收集到的课程签到表可以判定“人员基本固定”这一情况,只是无法在文中呈现证据。

  

   参考文献:

  

   〔1〕习近平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强调 全面贯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 推动改革和发展深度融合高效联动〔N〕. 人民日报,2020-11-03(01).

  

   〔2〕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19-02/23/content_5367987.htm?tdsourcetag=s_pcqq_aioms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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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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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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