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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璟龙 刘李红:构建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分配制度安排的路径研究

更新时间:2022-08-11 09:22:30
作者: 张璟龙   刘李红  

   〔摘要〕为扎实促进共同富裕,中央提出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协调配套是实现三者有效衔接的重大制度创新。构建协调配套的基本分配制度體系,需要国家、组织、社会、个人等多主体协同努力,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增强市场主体平等性并提高要素流动性是完善初次分配的主要手段;强化税收调节、提升社会保障功能并完善转移支付相关配套制度是健全再分配机制的重要途径;发展慈善事业,推进公立慈善机构市场化改革、支持民间慈善机构发展、加大志愿服务和推动文化艺术发展是更好发挥三次分配调节作用的关键举措。这些改进措施需要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经济发展阶段相适应,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构建协调配套的基本分配制度体系和共同富裕的更多议题也需要在实践中继续探索和发掘。

  

   〔关键词〕共同富裕,分配领域,基础性制度安排,协调配套

  

  

   〔基金项目〕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提高北京市‘疏整促’与城市更新行动协同度的路径研究”(21JCC110),主持人刘李红。

  

   〔作者简介〕张璟龙(1989-),男,安徽安庆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工业经济系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政治经济学等。

  

   刘李红(1991-),女,山西吕梁人,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经济学教研部副研究员、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理论经济学。

  

   一、引言

  

   2021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财经委员会上指出,要“构建初次分配、再分配、三次分配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坚持基本经济制度,扎实促进共同富裕”〔1〕,这为构建基础性分配制度安排指引了新的方向。新时代以来,中央始终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的伟大战略,作为推进共同富裕的具体举措,分配领域协调配套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能脱离高质量发展经济阶段,应与高质量发展所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并在经济发展中不断协同推进。

   初次分配、再分配及三次分配在基本分配制度体系中角色定位不同,三者相互联系、相互区别并有机统一(见表1)。初次分配处于基础性地位,是形成全社会收入分配格局的关键性环节。市场经济体制下,收入主要由要素的市场贡献决定,这就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实现相对公平合理的初次分配。市场作用的充分发挥需要具备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市场主体的平等性,二是生产要素的流动性。因此,我们应沿着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平等性并提高要素流动性的方向完善初次分配,“做大蛋糕”。再分配是在初次分配基础上进一步完善不合理分配格局的方式,主要包括税收、社会保障及转移支付等。目前我国的再分配工具所发挥的作用相对有限,未能适当缩小相对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这就要求进一步增强再分配调节力度、健全再分配调节机制,“分好蛋糕”。健全再分配机制需要把握两个重要原则:一是把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区间以防止社会分化,二是保持适度收入差距以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以公益、志愿服务及慈善为主的三次分配在整个分配体系中发挥着重要的补充性作用,反映了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也是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充分体现。相比与制度体系紧密相关的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而言,三次分配更具灵活性和针对性,可以满足特定社会群体的个性化需要,弥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的相对不足,“做优蛋糕”。落实好三次分配有助于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构建社会共同体、防止社会分化,为市场经济的运行奠定良好的社会基础和健康的社会环境。

  

   构建协调配套的基本分配制度体系,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着眼全局,系统规划,破除思想障碍和制度藩篱。协调配套的基本分配制度的完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要条件,也是高质量发展的内在动力。构建协调配套的基本分配制度体系,需要国家、组织、社会、个人等多主体协同努力,共建和谐,扎实推进共同富裕和共创美好生活,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二、增强市场主体平等性和提高要素流动性,完善初次分配

  

   近年来,我国城乡和区域收入差距较大,很多源头在初次分配领域〔2〕。从原因构成来看,既包括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劳动力、土地等初始要素资源差异导致不同收入分配结果的合理性因素,也包括市场经济体制自身不完善(如行政性垄断等)导致相对不公平竞争结果的不合理因素。那么,这就要求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消除那些不合理因素,以实现相对公平合理的初次分配格局。我国自1992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虽然在长期改革实践中不断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仍然存在一些不足之处,主要涉及市场主体平等性及要素流动性两大方面。通过不断增强市场主体平等性并提高要素流动性,是完善初次分配的重要举措。

  

   (一)增强市场主体平等性

  

   平等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市场主体平等主要包括机会均等和法律平等保护。机会均等是市场主体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前提。我国仍然存在制度性机会不均等现象,这就要求通过不断加强相关制度建设以创造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法律平等保护是指市场主体在法律面前受到平等对待。产权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处于核心地位,是法律平等保护的重点领域。不同市场主体的产权应该得到社会主义法律的平等保护,促进初次分配的公平合理。

  

   要创造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在经济法上,市场主体不仅包括从事市场交易活动的组织,还包括个人。对组织而言,市场经济中国企和中小民企往往体量不对等,条件不相同,面临的市场门槛和金融政策倾斜情境迥异,没有完全体现竞争中性。国企、央企在市场准入及金融信贷方面比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得到更多的特殊照顾,造成了事实上的发展机会不公平。在准入门槛方面,民营企业往往资质难以达到,中小企业则面临阻碍其转型升级的隐性壁垒等〔3〕。在信贷融资方面,所有制和规模的双重歧视制约中小微和民营企业。上述问题严重损害了不同市场主体的平等性,亟需进行市场化改革。党的十九大以后,市场化改革继续发力,进一步放宽民营企业市场准入、破除招投标等领域的各种壁垒顽疾。此外,“十四五”规划纲要还特别关注民营企业及中小微企业信贷融资“难”问题,提出创新金融工具减少其融资压力,提高其参与市场的信心,激活动力。对个人而言,发展机会主要受人力资本影响。新时代以来,我国城乡和区域发展结构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依然存在,因而导致公共服务供给的差异。其中,教育资源供给不平衡会影响人力资本水平,造成城乡和区域相对不公平的发展机会和相对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吕炜等(2015)研究认为,城乡教育不平等会加剧城乡收入差距,后者反过来使城乡教育不平等程度进一步恶化〔4〕。市场机制之所以能够充分调动人们的积极性,原因在于人们拥有相对公平的发展机会,能够通过努力劳动改善自身境遇。那么,创造更加公平的发展机会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题中应有之义。为此,中央已经提出为人民提高受教育程度、增强发展能力创造更加普惠公平的条件,让人人参与共享发展成果,这是在初次分配领域作出的重大实践创新,是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所采取的积极行动。

  

   要依法平等保护不同市场主体产权。长期以来,由于体制机制不健全及社会观念更加偏爱公有经济的体制内身份,民营企业产权往往被歧视对待。卢现祥和贺芃斐(2021)研究认为,产权保护公平性对企业家精神有较大影响,后者决定企业资源如何配置及生产率水平的提升快慢〔5〕。近年来,我国频繁出现的“国进民退”等论调与民营企业受到较低的产权保护有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我国的最大国情,其突出特征是生产力水平不发达。平等保护民营企业产权能够激发企业家创业热情,给予创业法律保障;民营企业的活跃投资有利于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尤其是对区域发展不平衡地区的投资,能带动地方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繁荣需要法律平等保护产权,同股同权,才能更好地驱动高质量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高度重视完善产权保护制度,通过平等保护产权为民营企业发展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随着我国开启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建立现代产权制度成为现阶段我国产权制度改革的重要目标。新时代以来,以数字经济为代表的新经济业态的出现,对产权制度提出了新要求,那么,当务之急就是适时调整产权制度,为新经济发展提供产权保障。

  

   (二)提高要素流动性

  

   提高要素流动性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及初次分配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市场经济要求要素充分流动,通过不同要素的最优组合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现实社会里,要素流动往往受自身属性及社会制度等因素的影响,难以实现充分流动,实际增长率低于潜在增长率。我国自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来,要素流动性大为提高,但阻碍要素充分流动的制度性因素仍然存在〔6〕。高质量发展阶段要求进一步增强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激发各类要素市场活力,这就要求进一步提高要素流动性。

  

   在各项传统要素中,土地要素流动性最弱。我国城乡二元制结构,农村土地流动性受到极大限制,制约着农民增收和农村经济发展。而土地流转等乡村振兴计划的推出,大大改善了这一状况。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明显,财产性收入差距更为突出。提高与农民相关的多种土地(承包地、集体经营性用地等)的财产性收入,能够抑制城乡收入的鸿沟,促进共同富裕。通过建立城乡统一建设用地市场,激活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的潜在价值,有助于促进资本下乡及乡村经济发展,为农民创造就业机会的同时还为农民带来一定的财产性收入。城镇化背景下,农村大量闲置宅基地不仅造成了土地资源浪费,也使农民损失了一项潜在的财产性收入。宅基地由于牵涉到农民居住保障等基础功能,改革步伐相对更为缓慢。2015年以来在部分农村地区试行的宅基地制度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政策效果,但暂未探索出可供向全国推广的统一模式〔7〕。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已经开启了“三权分置”的宅基地制度改革的新篇章,未来将进一步促进要素流动,为城乡统筹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新生产要素——数据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8〕。相比传统生产要素,数据要素具有非竞争性及边际效益递增等特征,这些新特征对于减少市场摩擦、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9〕。加快培育数据要素市场并完善交易机制,推动数据要素充分流动、实现数据共享应是市场化改革的基本方向。一方面,要加快数据确权,厘清数据流通边界。数据确权是界定数据权属,建立数据交易市场秩序的前提。只有正确界定政府数据、企业数据和个人数据的权属,加强法律对数据拥有者的规制力度,明确数据市场活动边界,才能有效促进数据要素流通。另一方面,要建立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当前上海、深圳、北京等地的区域性数据交易所正逐步建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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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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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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