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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树彬 付金辉:论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比较优势

更新时间:2022-08-11 09:11:33
作者: 董树彬   付金辉  
不会出现西方轮流执政的现象,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不会因执政党更换而中断或废除,能够确保政策的连贯性。在此情况下,我们的党和政府能够从国家长远发展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制定一些长期的目标和规划,并且能够确保这些目标和规划“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11〕30-31。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党和政府制定了许多长远的规划目标,其中一些可能需要几代人的共同努力才能实现,例如党的十五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目标,这在西方国家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此外,在我国,民主党派的政治立场是为了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他们在参政议政的过程中就不会局限于某个政党、某个群体的利益,而是以人民利益为出发点,这就从参政党的角度保证了政策的长远性。总之,受狭隘利益和任期限制,西式民主往往注重短期利益,而忽视国家的长远发展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全过程人民民主则完全克服了这一弊端,从而既实现了国家的长远发展,又保障了人民的根本利益。

  

   三、全过程人民民主克服了西方民主重少数轻大众的弊端

  

   任何民主都是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经济基础决定了民主的性质。西式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之上,是资本逻辑在政治上的拓展与体现,这就注定西式民主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少数民主,而非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多数民主。与之相反,全过程人民民主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之上,是为全体人民服务的民主,是多数人的民主,从而克服了西式民主重少数轻大众的弊端。

  

   民主作为一种国家政治形态,其形式和样态是由一定时期的社会经济关系所决定的,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民主,和任何政治上层建筑一样……归根到底是由该社会中的生产关系决定的。”〔12〕405所以,生产资料所有制决定了民主的性质。在私有制条件下,无论采用什么样的民主形式,其根本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少数统治者的利益,民主只能是少数人的民主,广大人民群众不可能享受到真正的民主。西式民主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之上,这就决定了西式民主从一开始就是为资产阶级统治者利益服务的民主,是少数资本家的民主,而非人民大众的民主。在资本主义社会,民主实行的真正目的不是民主本身,而是借助于民主这一“政治外壳”来保障资产阶级统治者的利益,维护资产阶级对人民大众的统治。从表面上看,西式民主的自由选举让每一位公民都获得了平等政治参与的权利,但是从实践操作来看,西式民主只是少数富人的民主,选举背后是资本的体现。对此,恩格斯早已指明,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只有拥有一定资本的人即资产者,才有选举权”〔13〕681。在西方国家,资本的力量几乎触及社会的各个角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资本就会推出能为其提供保护的候选人。所以,从表面上看是政党推出候选人,实际上却是资本推出候选人。对于大多数普通民众而言,很难获得提名,即使参选,最终也会因缺乏资金支持而落选,因为无论是总统竞选,还是州长和议员的竞选,都需要缴纳不菲的“保证金”,只此一项就使得大多数普通民众望而却步。正式竞选时花费的资金更高,尤其是诸如总统选举这样的全国大选。以美国大选为例,近几年总统竞选费用不断增长,动辄十几亿或几十亿美元,缺少资金支撑的普通民众根本左右不了选举结果,只能沦为旁观者。在资本逻辑下,竞争选举已经成为资本的博弈,钱花得最多的候选人虽然不一定每次都获得竞选胜利,但是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胜出。可见,在西式民主的實际运行中,从候选人提名到正式竞选,再到结果出炉,始终体现着资本的运作,西式民主已经成为少数富人操控的“金钱民主”。西式民主始终被资本所掌控,并始终为资本服务,成为了资产阶级名副其实的“守夜人”。近年来,西方国家大选投票率不断下降反映了民众对西式民主这种“少数民主”的排斥和抵制。总之,作为建立在资本主义私有制上的西式民主是为资产阶级统治者服务的民主,而非普通大众的民主,它只是以表面的全民性掩盖了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实质,本质上仍是“一种残缺不全的、贫乏的和虚伪的民主,是只供富人、只供少数人享受的民主”〔14〕191。

  

   全过程人民民主与西式民主有着本质的不同,它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而非少数富人的政治游戏。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归少数人所有,这就决定了绝大多数人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民主,成为国家政治的主人。而在社会主义公有制条件下,生产资料归人民大众共同占有,这就为广大人民群众拥有和行使民主权利提供了经济基础。可以说,只有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民主这种“人民的统治”,才能真正表现为大多数人民的统治。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正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之上,由此决定了其是服务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而不是为少数统治者服务的民主,正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所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15〕8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我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真正的民主提供了制度保障。人大代表由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和间接选出,组成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作为国家权力机关代表人民行使各种权力。对于人大代表的产生,我国的《选举法》明确规定:凡满18周岁的中国公民都依法享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16〕6,不存在西式民主所设的金钱门槛等,这就使得大多数人能够真正参与到民主政治当中。而西方议员产生则有多重资格限制,除了一些基本限制外,还有一些特别限制,如个人财富、文化水平和从事职业等限制,这就使得一部分人被排除在外,尤其是处于底层的普通民众。除了人民代表大会,人民政协也为广大人民群众享有民主提供了平台。人民政协凭借其界别优势,充分保证了社会各个阶层和群体的民主参与,为实现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更为广阔的渠道。人民政协与人民代表大会共同构建的“两会制”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制度形态,使得大多数人能够享受到真正的民主。在全过程人民民主下,广大人民群众不仅有广泛的民主权利,还能参与到国家和社会治理当中,真正实现了“大多数人的统治”,从而克服了西式民主重少数轻大众的弊端。

  

   四、全过程人民民主克服了西方民主重竞争轻协同的弊端

  

   西式民主认为只有通过竞争才能实现制衡,防止权力被少数人滥用,然而在实际运行中,这种竞争却逐渐演变为政党恶斗和相互否决,造成社会严重撕裂。全过程人民民主克服了西式民主重竞争轻协同的弊端,主张通过广泛协商合作,凝聚共识,找到社会最大公约数,从而实现社会的和谐稳定。

  

   西式民主建立在自由利益竞争的基础之上,于是竞争就成为西式民主的核心要素,正如亨廷顿所说,“民主政治的核心程序是被统治的人民通过竞争性的选举来挑选领袖”〔6〕4。政党制度是现代民主政治的重要内容,以相互竞争为核心的两党制和多党制是西式民主竞争的重要体现。竞争性政党制度设计的初衷是通过资产阶级内部体系的分权、制衡和监督,缓解内部利益冲突,同时轮流执政为民众提供更多选择。然而在实际运行中,每一个政党都想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这必然会与其他政党利益发生冲突,于是政党之间就围绕着利益和权力进行激烈博弈,政党竞争也逐渐异化为政党恶斗。一些政党或候选人为了能在竞选中击败对手,更好地维护和实现自身集团利益,除了正面宣传自己外,还不断攻击对方,甚至不择手段地抹黑丑化对手。此外,在议题设置上,不同政党之间往往是针锋相对,你提倡的我就反对,无论对国家和人民是否有利。选举结束,但政党恶斗不会停止,落选的政党不甘利益受损,就千方百计地与执政党唱反调,阻挠其政策的顺利实施,使其执政效率低下,逐渐丧失选民信任,从而使自己在下一次选举中胜出。由于在西式民主中,执政党不是固定不变的,与在野党经常发生角色互换,所以政党竞争乃至恶斗始终存在。政党竞争乃至恶斗不仅体现在选举上,还延伸到国家政治运行中。以美国为例,三权分立意在平衡机构力量,但是在党派斗争的影响下,已经异化为相互掣肘和否决,导致否决式政治出现。当总统、国会和最高法院由不同的党派掌握时,就会上演打架扯皮的闹剧,经常出现你赞成我就反对的现象,导致政治陷入僵局。对此,福山一语中的:“随着更加平衡更多竞争的政党体系出现,美国体制变成了通往僵局的灵丹妙药。”〔17〕450近几年,美国党争日趋白热化,现任否决前任,为反对而反对成为普遍现象,拜登上台伊始就废除了特朗普时期的十七项政策。否决式政治在西方的盛行,使得西方民主运行效率下降,政府也因此时常停摆,进而导致社会发展陷入停滞,引起各种社会乱象。对此,西方各国政党不是通力合作一起应对挑战,而是仍囿于党派利益互相指责,这又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治理危机。当然,西式民主中也存在协同,当一些政党无法单独在选举中胜出时,也会选择同其他政党进行协同,但这种协同只是暂时的,而且是为了利益才进行的协同,如果利益发生矛盾了,协同也就停止了。因此,竞争始终是西式民主的常态。

  

   选举民主和协商民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两种重要形式,其中协商民主有效弥补了西式民主重竞争轻协同的缺陷。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存在着不同的社会阶层和利益群体,在具体利益上难免会存在区别。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为广大人民利益协调提供了广阔渠道和平台,通过广泛协商合作,找到社会各方力量都能接受的利益点,从而防止社会因利益冲突而走向撕裂。正如习近平指出:“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眾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18〕292此外,与西式民主实行竞争性的政党制度不同,中国的全过程人民民主实行的是以协商合作为核心的新型政党制度,政党之间不是西方政党间竞争对立的关系,而是协商合作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始终代表中华民族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民主党派作为参政党,既反映和代表所联系群众的具体诉求,同时还坚持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根本利益上不存在分歧,具有高度一致性,这就为两者进行协商合作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通过与民主党派广泛协商,凝聚社会共识,找到最大公约数,从而实现既能尊重大多数人的意愿,又能满足少数人的诉求。由于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是西方执政党和反对党之间对立竞争的关系,而是执政党和参政党通力合作的关系,因此新型政党制度在运行过程中不存在反对党的掣肘,能够有效调动社会各方力量的积极性,形成国家和社会发展的合力。新型政党制度以协商、合作代替了西方政党制度的对立、竞争,从而克服了政党之间互相倾轧造成政权更迭频繁的弊端,能够有效化解矛盾冲突、维护和谐稳定〔19〕20。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全过程人民民主通过广泛协商合作,让每一次决策充分体现人民的意愿,让人民群众的主人翁作用、创造性潜能在参与国家治理与社会治理中充分体现〔20〕,有效凝聚了社会各方力量,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发展过程中的代表性政治问题,进而为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顺利推进提供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环境〔21〕,与西方之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人类社会民主的最新样态,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已经实现对西式民主的全面超越。通过对比,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优越性更加显现,这将有助于破除国内对西式民主的盲目迷信,增强中国式民主的自信。从世界范围内看,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一种不同于以往任何形式的民主,对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其一,全过程人民民主既不是对西式民主的复制粘贴,也不是对原苏东社会主义国家民主的继承沿用,而是中国共产党在百年探索实践中创造的独具中国特色的全新民主形态,为人类民主文明进步开创了崭新形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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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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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探索 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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