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田国强 陈旭东:中国经济如何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

更新时间:2022-08-11 08:43:30
作者: 田国强 (进入专栏)   陈旭东  

   摘要:中国经济正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等新的多重下行压力,如何落实稳字当头、稳中求进的工作总基调,实现高质量发展,已成为一个重要现实课题。从外部看,百年未有变局与世纪新冠疫情交互影响,给中国经济带来较大不确定性。从内部看,周期性、政策性、体制性、结构性因素相互交织,尤其是一些政策调整未能把握好时度效,加剧了市场微观经济主体的经营困难局面,同时中国经济发展的创新性、协调性、生态性、开放性、共享性也都还有较大欠缺,远未达到新发展理念和高质量发展的要求。面对这一局面,中国需要同步进行跨周期设计、逆周期调节与改革开放深化,以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稳定经济大局,需要加大宏观经济政策实施力度,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精准和可持续,稳健的货币政策要灵活适度,并提高宏观经济政策的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期性。但短期政策应对主要针对需求收缩和供给冲击的压力,应对短期稳中求进问题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更迫切、更重要和更根本的还是要靠深层次的结构性和体制性改革及其治理,并发挥更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倒逼作用和增长红利,从基础性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层面变革入手,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落实到政策和改革措施制定、执行中去,这是应对预期转弱压力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最有效对策。

  

   关键词:中国经济;稳中求进;高质量发展;改革开放知性

  

   作者:田国强,湖北经济学院、上海财经大学教授(上海 200433);陈旭东,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中国经济思想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上海200433)。

  

   本文载于《学术月刊》2022年第6期。

  

   一、引言

  

   2022年,中国经济面临需求收缩、供给冲击、预期转弱多重压力的复杂局面,如何同步做好跨周期设计、逆周期调节与改革开放深化,以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是一个重要和紧迫的现实课题。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导致各界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预期减弱?对此学术界有很多解读,其中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一些政府部门管制不断加强的所谓改革、政策和多行业规范调整没有把握好时度效,力度过大、过急、过频、过激,导致监管、整顿过度,叠加共振,市场主体活力及其预期下降,及企业信心不稳,承载了中国绝大部分就业的中小微企业经营面临较大不确定性和困难,运行复苏缓慢,乃至一些中型、大型企业也出现经营困难和失业加剧趋势,投资增速也有回落风险。同时,收入差距扩大,消费增长乏力,企业生产成本持续上升。此外,在执行层面也出现了原则肯定、具体否定,落实不到位的空心化现象,使中央部署、改革大政方针无法完全落地。更令人担心和值得警惕的是,由于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所出现的实施和执行层面的偏差,一些辅助配套措施没有及时跟上,导致一旦出现某些问题,就容易将之归因于市场化改革本身,从而否定市场化改革的必要性和大方向,想走回头路。这些是导致经济主体对中国经济增长和发展预期减弱的重要原因。

  

   2021年12月8日至10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对2022年经济工作所作出的部署中指出,必须坚持稳中求进总基调,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做好“六稳”“六保”工作。2022年2月25日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提出2022年工作要坚持稳字当头、稳中求进,要加大宏观政策实施力度,稳定经济大盘。同时,要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外贸外资平稳发展。这些为2022年和下一阶段的经济工作给出了短期应对和中长期改革治理的指导方针。

  

   那么,如何破解当前经济发展所面对的“三重压力”,落实稳中求进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怎样才能实现创新驱动发展呢?“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我们需要从历史视野、实践探索和理论高度三个维度来总结正面经验和反面教训,求解答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不动摇,同时要有一般均衡分析的综合治理理念、系统思维和全局观念,而不是孤立地、片面地看问题。我们既要充分考虑中国国情、中国特色,也要基于世界上高质量发展和创新驱动发展的一般规律性认识,来处理好经济下行压力的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高质量发展的改革治理、一般性和特殊性、规律性和特色性以及市场化改革和加强管制改革的辩证关系,稳中求进的短期政策应对和中长期综合改革治理不仅都要有决策的科学性,也要有谋划的艺术性。并且,这样的决策和谋划应经受得住历史、实践和理论的印证、检验及逻辑推理。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经验和实践探索都表明,基础性制度环境和制度安排的改革至关重要,正是松绑放权的市场化改革和对外开放之下要素资源在竞争机制、激励机制引入后的自由流动、优化重组以及民营经济大发展,导致了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进入新发展阶段后,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从过去更注重量的增长速度转向更注重质的提升和增长的可持续性,并且更强调让发展的成果为全体人民所共享,同时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内外部各种约束条件也已发生深刻变化,尤其是资源、能源和生态环境越来越成为紧约束、硬约束。发展目标和约束条件的改变,意味着过去高消耗、高排放、高污染的要素驱动型粗放发展模式越来越缺乏可持续性,必须向集约式的创新驱动型发展模式转变。所有这些都有赖于更大力度的改革开放以进一步完善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基础,特别是完善那些最为基础的正式制度环境(如机会均等、各种要素的自由流动、竞争中性、所有制中立)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如平等自由、民主法制、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和谐透明的社会规范和文化理念),这些才是政府真正首先需要去做的及发挥关键性作用的地方,同时也是解决第一次分配(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第二次分配(政府发挥主导作用)及第三次分配(社会发挥积极作用)的前提条件。这些基础性的制度环境改善做好了,再加上其他辅助和配套举措,才有可能真正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同时成为世界上受拥护的大国和强国。

  

   值此中国经济发展和深层次改革治理的关键当口,重温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所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等一系列振聋发聩的观点,至今依然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面向未来,我们要更大力度、更深层次、更高水平进行改革开放,同时形成营造有利于市场导向改革、民营经济发展的宽松政策和舆论环境,从系统思维出发,建构中国特色宏观经济综合治理框架,统筹解决周期性、外部性问题与结构性、体制性问题,总体政策上保持相对宽松、稳定,增加可预期性和连续性,避免政策调整过大、过频引发叠加共振效应,同时进一步向市场化、法治化改革和全方位、制度型开放要增长红利与发展动力,不断完善有利于增进市场效率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环境,将稳中求进和高质量发展的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二、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的短期下行风险和中长期瓶颈

  

   中国经济增速自2010年以来基本处于一个下行的趋势,近两年又面临着一系列新的短期风险和中长期瓶颈,使得经济持续下行压力加大(见图1)。从外部环境看,美国拜登政府尽管在关税上没有太多升级行动,但针对中国的技术封锁和制裁有增无减,并且更注重与欧盟、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形成联合对华阵线,加上新冠病毒的变异、疫情的反复已使得许多国家纷纷意识到自身在产业链、供应链上所存在的问题,本土化、多元化、抱团化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布局正在进行,同时西方许多国家已经或正朝着全面放开疫情管制的方向行动,而中国出于人民生命至上而采取的全面动态清零等严格管控措施,客观上有可能会加剧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的外移调整。俄罗斯和乌克兰间战争的爆发标志着该地缘,甚至是整个世界政治博弈的大幅升级,全球经济发展中的风险和不确定性极大增加。从国内来看,尽管中国具有超大规模市场的优势,但是居民收入增长乏力,消费信心不足,消费需求的恢复增长也有不确定,再加上前面提及的管制不断加强的改革、政策和多行业规范调整力度过大、过频、过激,叠加共振,导致市场主体活力下降、信心不足,不少企业乃至大型企业面临经营困难、财务困境。外生的不确定冲击和内生的结构性问题叠加,使得对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转弱。

  

   面对新的下行压力,中国要在宏观经济政策上进行跨周期设计、逆周期调节以平滑短期经济波动和提振内容,但更要向市场化改革和开放要红利,以实现中长期可持续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过去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之所以出现持续下行,原因有周期性、外部性方面的因素,但更关键和根本的还是制度性、结构性方面的因素。这反映到社会舆论环境上,就是诸多反市场化改革、反开放、反民企的论调时有出现,对改革开放的深入形成干扰。殊不知,中国改革之所以在过去40多年取得巨大成就,离不开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保持社会稳定等这些长期坚持的方针,同时也需要关注那些在改革开放之前没有的新的因素,包括基本制度性市场化改革所带来的较大程度上的经济选择自由、竞争机制、对外开放以及民营经济大发展等等,正是在这些既有和新的因素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才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然而,由于市场化改革的不深入、不彻底,中国经济要避免持续下滑,实现高质量发展还面临诸多瓶颈制约。具体来看,对应五大新发展理念,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发展驱动的创新性。创新驱动发展是提升全要素生产率,让经济持续和高质量发展的必要关键手段。目前,中国整体上还处于要素驱动向效率驱动、创新驱动转型的半途,创新体系整体效能还不强,政府行政干预过多,创新要素在不同创新主体之间的流动和组合尚不自由、充分,使得创新资源配置分散、重复和低效。政产学研在基础科学创新和应用技术创新中存在角色分工定位不清,导致产出效益不高、成果转化滞后、价值创造低下。反映到经济领域,就是尽管中国产业门类齐整,但是多而不优、大而不强的特征明显,在关键基础材料、核心基础零部件和先进基础工艺等方面对外依存度较大,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旦外部环境收紧,就面临“卡脖子”的现象。基础研究旨在获得基本规律和基本原理,是科技创新的源头。当前,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在R&D经费总投入中的占比仅为6%左右,远低于主要发达国家15%以上的普遍水平,并且中国企业投入的基础研究经费在基础研究经费总投入中的占比只有4%左右,严重偏低。核心技术的短板,根源正是在于基础理论研究的落后,对于最源头和最底层的研究没有跟上,无法实现从“0到1”的创新突破,更多是追随式的创新应用。

  

第二,发展过程的协调性。无论从城乡、区域、产业、收入等经济结构关系来看,还是从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来看,中国经济发展的整体协调性、全局均衡性都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这部分是过去所实施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所导致,也是高速增长阶段的一个阶段性特征。(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902.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