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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根林:买卖人口犯罪的教义分析:以保护法益与同意效力为视角

更新时间:2022-08-09 16:09:48
作者: 梁根林  

   摘    要: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不是被买卖的特定被害人之人身自由、安全、自我决定权等个人人身法益,而是直接被买卖之特定被害人与间接被冒犯的人类全体以人身不可买卖性为核心的人格尊严整体。从以人身不可买卖性为核心的人格尊严整体立场出发,应当否定被买卖的特定被害人同意他人将自己出卖的意志决定的有效性。基于个人人身法益说肯定被害人同意的效力的见解,不具有妥当性。个人行使自我决定权同意他人买卖自己,必然同时冒犯人类全体的人格尊严,无法满足被害人同意对法益主体适格的要求。随着买卖人口的不法内涵与结构形态的变迁,刑法的应对方案应当与时俱进,以更好地实现对人格尊严的辅助性法益保护。

  

  

   近来,随着一些买卖妇女、儿童犯罪典型案件的曝光,我国学术界就《刑法》第241条收买被拐卖的妇女、儿童罪(以下简称收买罪)与《刑法》第240条拐卖妇女、儿童罪(以下简称拐卖罪)的法定刑是否严重失衡,是继续维持对收买罪与拐卖罪的异罪异罚,还是整合收买罪与拐卖罪,实行对买卖人口的同罪同罚,进行了一场超越学术圈、激荡舆论场、影响决策层、引发打拐专项行动的学术大讨论,形成了旗帜鲜明、针锋相对的学术对垒。学术对垒的双方虽然都坚决反对、严厉谴责买卖人口,但在各自的论证前提、立场、逻辑与结论等方面却存在全方位歧见。

  

   本文无意以选择站队的方式,对这场学术对垒的核心争议问题直接表达立场,亦无力对从前提、立场、逻辑到结论等所有问题,进行体系性讨论或对策性研究。鉴于买卖人口的保护法益如何界定,直接关系对买卖人口犯罪的不法本质与不法程度的准确评价,不仅对买卖人口罪刑规范的立法设置具有立法批判功能,而且对买卖人口犯罪构成要件与刑罚适用具有解释指引功能,并且考虑到保护法益的界定与被害人同意效力的肯否在本体上具有通约性,所以本文选取保护法益与被害人同意效力为观察视角,对买卖人口犯罪进行教义分析,以求教于学界、实务界的同行。

  

  

  

   一、个人人身法益说之批判

  

  

  

   现代刑法教义学已经基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刑法的任务是对法益进行辅助性的刑法保护。从这一前提出发,犯罪的不法内涵只能被理解为违反法规范的期待对法益的侵害或者侵害危险。基于这一共识,如何准确界定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不仅是买卖人口犯罪的教义分析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而且是解决买卖人口是否应当同罪同罚的纷争必须回答的前提问题。

  

   迄今为止的中外刑法教义学通说均将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界定为作为个人法益的人身法益,但是在如何具体界定人身法益的内涵上有所不同。例如,在德国,通说认为,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是被害人保障个人对于使用劳动力、卖淫、卖淫类似之性行为、社会蔑视与违法之行为之自我决定权。在日本,关于买卖人口罪的保护法益的学说林林总总,计有被害人的自由说、被害人的安全说、被害人的行动自由与身体安全说、被害人的自由与生活安全说、被害人的行动及意思决定自由说。在我国,也有类似的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说、被害人在本来生活状态下的身体安全与行动自由说、被害人的行动自由与人身权利说,以及被害人的人身不受买卖权利说、被害人的人身自由权利和人格尊严说等学说。当然,在买卖儿童的场合,通说都认为,保护法益还包括儿童的亲权人、保护人以及事实上的监护人的监护权。

  

   个人法益说的实定法依据是各国刑法包括我国刑法都将买卖人口犯罪规定在侵犯人身罪章。立法者将特定个罪放置在特定罪章,首要的考虑当然是特定个罪侵犯的法益与特定罪章规定的类罪侵犯的法益是否具有种属关系,因此,凡规定在侵犯人身罪章中的特定个罪必然以特定方式侵犯特定人身法益。买卖人口罪既然规定在侵犯人身罪中,其侵犯的法益当然包括人身法益。但是,立法者并不会只根据种属关系安排特定犯罪的分则体系定位,如果特定犯罪侵犯的法益具有多重性,则会根据侵犯的核心法益与特定罪章的种属关系,确定其体系地位。最典型的立法例就是抢劫罪。作为同时侵犯人身法益与财产法益的复合法益结构犯罪,有的国家因更为重视评价抢劫侵犯人身法益的不法属性而将其纳入侵犯人身罪章,有的国家如我国,则更为关注抢劫侵犯财产法益的不法属性而将其纳入侵犯财产罪章。因此,立法者将买卖人口罪纳入侵犯人身罪章,只是表明其侵犯的核心法益是被害人的人身法益,但没有理由认为其法益只能是被买卖的特定被害人的人身法益。

  

   个人法益说在经验上的依据来源于买卖人口犯罪的行为对象是被买卖的特定被害人,其人身自由、安全、生活安宁、自我决定权被侵犯,作为经验事实,可以被直觉感知,因而通说将直觉感知到的经验事实直接界定为买卖人口犯罪的保护法益。这种基于经验直觉而界定的个人人身法益,虽然能够反映多数情况下买卖人口犯罪的核心不法内涵,但是未必能够客观、全面、准确地反映所有买卖人口犯罪的不法内涵,并实现买卖人口犯罪在教义学逻辑与解释结论上的周延。

  

   首先,个人法益说往往将买卖人口侵犯的法益定位为被害人的物理性的人身自由、行动自由。按照这种理解,买卖过程中如果没有对被害人的人身或者行动自由的外部压制,就不能认为侵犯了被害人的人身法益。这种说法既不能解释婴幼儿父母、监护人等享有监护权的人出卖被监护的婴幼儿为什么应当成立拐卖儿童罪,也不能解释行为人在拐骗、绑架之外,用不限制身体或行动自由的平和的方式买卖成年被害人时,为什么也必须成立买卖人口罪。因而论者往往将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行动自由的侵犯解释为对被害人人身的支配,即“对对象人施以物理的、心理的影响,将其置于能左右其意思的状态之下,使之难以从自己的影响之下脱离,而不以完全拘束对象人的自由为必要。”这一解释结论未免过于宽泛而且捉摸不定,并且还会轻易得出“对于支配的转移,如果对象人是基于没有瑕疵的自由意思而表示同意,对此难言出于支配之下,实际上,也难以设想会发生这种情况。”为了能够自圆其说,论者甚至还将其对被害人自由的侵犯扩展为行为人具有拘束被害人自由的动机,引发侵害被害人自由的危险性。山口厚教授在解释日本刑法买卖人口罪的立法理由时,就认为:“本款之所以普遍处罚收买他人的行为,是基于以下考虑:由于是自己出钱才取得对他人的支配,为了收回‘成本’,势必具有很强的拘束被害人自由的动机,因而侵害被害人的自由的危险性亦很大。”如此解释更凸显其解释结论的左支右绌。

  

   其次,持个人法益说的一些学者将买卖人口罪的法益界定为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同样不能解释在买卖人口的交易双方分别出于各自的出卖、营利、结婚、收养等目的而善待被害人、确保其安全无虞的情况下,为什么也要以犯罪论处。至于张明楷教授以“本来生活状态下的身体安全及行动自由”界定买卖人口罪所侵犯的个人法益,虽然可以认为买卖行为确实改变了被害人本来的生活状态,但同样不能解释如果买卖行为并无危及被害人人身安全之虞,甚至好吃好喝、悉心照料的情形,为什么要以犯罪论处,更不能解释买卖婴幼儿、监护人等出卖未成年的被监护人以及买卖精神病人,为什么必须以犯罪论处,因为此时,被害人因为年幼、精神病没有自由行动的选择能力,买卖双方或一方也可能确实根本不会危及其身体安全。张明楷教授将买卖人口罪的个人法益界定为被害人本来生活状态下的人身安全与行动自由安全,未能合理地消除上述疑虑,亦存在着解释力不足。

  

   再次,持个人法益说的有些同行注意到了注重物理性的人身自由、身体安全的主张的解释力不足,因而把买卖人口的保护法益界定为精神性的意思决定自由或自我决定权。按照这种理解,即使买卖双方或者一方在交易过程中并未对被害人的人身自由、行动自由进行外部压制,也未危及被害人的人身安全,只要在精神上压制了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妨害了被害人行使自我决定权,就构成买卖人口的犯罪。但是,这一主张为买卖人口成立犯罪设置了一个不成文的违背被害人意志要件,并因而主张得被害人之同意的买卖人口行为不构成犯罪,是否会因此不当地限缩买卖人口的犯罪成立范围,容后具体分析。

  

   最后,还有些持个人法益说的同行进一步把买卖人口犯罪侵犯的法益抽象为被害人的人身不受买卖权利。根据人身不受买卖权利说,通过设置买卖人口的犯罪构成要件,刑法明确了禁止买卖人身的行为规范,表达了立法者反对将人物化、商品化和工具化的立法意志,契合了现代文明社会对人格尊严的刑法保护需求。在个人法益说的范畴内,这一主张较之其他学说,具有更强的解释力。买卖人口的行为,无论是否侵犯了被害人的身体自由、行动自由或者人身安全、生活安全,也无论是否妨害了被害人的意思决定自由或者自我决定权的行使,都具有刑法上的不法,符合买卖人口犯罪构成要件的,一般都应以犯罪论处。但是,这一主张无法回答批评者所提出的,既然人身不受买卖权利是个人人身权或人格权,为什么又无视被害人对自己身体买卖的自我决定权,完全否定被害人同意的效力,其中的逻辑是否自相矛盾的质疑。即使用刑法家长主义予以搪塞,也未免过于简单、粗暴,无法令人信服。

  

  

  

   二、从复合法益结构到人格尊严整体说的证立

  

  

  

   因为个人法益说作为通说虽然一统天下,却又存在明显的解释力不足、逻辑不周延缺陷,一些学者开始注意、发现、挖掘买卖人口在侵犯人身法益之外的不法内涵。尽管迄今为止,这种尝试可能还是不自觉的,因而也是初步的。

  

   大塚仁教授一方面认为,包括买卖人口在内的略取及诱拐的犯罪侵犯的法益是被害人的人身自由,另一方面又指出:“在今日的社会共同观念上,略取、诱拐是违反公序良俗的行为,所以,应该认为即使存在成年的被害人的承诺,也不阻却违法性。在诱拐之后,即使被诱拐者宽恕了犯人的诱拐行为,或者同意了作为犯人的目的的事项,也不妨碍诱拐罪的成立。而且,因为是以对作为被拐取者的他人的利益进行侵害为内容的行为,所以,保护监督者的承诺也当然不阻却违法性。”

  

   陈子平教授也注意到了买卖人口犯罪保护法益的超个人性。他指出:“人口买卖已非仅侵害人身自由而已,甚至已有害社会善良风俗,本犯罪已成为具有世界共通性的犯罪(违反国际公约的犯罪行为)。惟,本罪置于妨害自由罪章,亦以保护被害人的人身自由为主。”其观点与大塚仁教授可谓一脉相承。此外,台湾地区的“99台上7434判决”进一步明确:“‘刑法’第296条之一之买卖人口罪,系‘刑法’第26章妨害自由罪之一种犯罪形态,乃指行为人基于图利之意思,将人视为有价之物品,贬抑其人格,使居于交易客体之地位,进行对价之人身自由买卖(贩入或卖出)。”该判解在物理性的人身自由之外肯定精神性的人格尊严,不失为探寻买卖人口罪的复合法益结构的一种尝试。

  

林亚刚教授立足于个人法益说,主张买卖人口罪的保护法益是妇女、儿童的人身自由权利、人身不受买卖的权利。(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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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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