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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月枝:反“线性历史观”启示的中国新闻理论方向与路径

更新时间:2022-08-08 18:27:59
作者: 赵月枝   陈鸥帆  
也正是希望将这套还没有在理论上诞生但已经在对外战略上有所应用的、 美国援助的现代化之路提供给中国,但是毛泽东以一篇《别了,司徒雷登》打碎了美国在中国的新殖民主义之梦。“只有建立一个产品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之后,才有可能、有条件对外开放,否则就意味着对民族工业的毁灭性打击。”[12]所以,新中国经历了毛泽东时代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前三十年”,建立了完备的工业基础,到邓小平时代才打开国门。

   现代化理论颇具迷惑性,但依附理论和在其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世界体系理论对现代化理论进行了全面的解构和批判。二者都是新马克思主义政洽经济学的代表理论,并基于反殖民主义思想,从第三世界的角度解释全球社会变迁和不发达现象;它们都纠正了资本主义文明等级论将全球区域发展不平衡时间化的偏颇,回归全球空间发展不平衡现实,从而深入探讨了现代世界的发展和欠发达的结构性原因。 依附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的代表人物、埃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家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 的核心观点是欧洲的现代化在全球构建了边缘依附于中心的不平衡、不平等发展的经济与社会结构。20 世纪70 年代到90 年代,美国新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和德国经济学家贡德•弗兰克 Gunder Frank) 等人继依附理论之后,提出了解释全球权力分配模式的世界体系理论,更加深人全面地批判和反击了现代化理论。沃勒斯坦超越了“正统”马克思主义从阶级、政洽等国家内部性因素对资本主义进行定义的路径,考察了现代世界是如何围绕资本主义中心地带, 把各个地区编织到一个共同的、相互联系的、不平等的体系之中的,资本积累在使某些地区发达的同时在另一个地区制造出久发达状态。[13]贡德.弗兰克则更为激进,他认为“现代”世界体系并没有那么与众不同,同样的资本积累过程几千年来在世界体系中一直发挥着主要作用,只不过资本主义更加暴力残酷,本质上被理解为一种现代生产方式、现代生活方式和现代文明的资本主义,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或者用弗兰克自己的话来说,它不过是一个被编造出来的“欧洲中心主义神话”[14]。

   与现代化理论行生出发展传播学相对,上述第三世界视角的发展理论也催生了相应的传播理论,即文化帝国主义理论。1969年,美国批判传播研究奠基者之一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出版了《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他从政治经济学的视角考察美国电子媒体发展的历史,指出美国电子媒介由美国私人企业把持,尖端的通信设备及辅助服务被广泛应用于国内的意识规训和消费说服;在国际上, 美国跨国公司成功收购各个国家的传播部门 (电话、电视、卫星及计算机),宣传商业讯息、 操纵新闻舆论、形塑意识形态,为战后美帝国崛起和扩张开道。[15] 20世纪70 年代,伴随着美国对全球媒介系统支配地位的上升,以及发展中国家对建立国际传播新秩序的呼吁,一些学者对国际传播体系中边缘依附于中心的批判也达到了高潮。这些研究者认为,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在传播技术、传播建制、传播内容的生产和流通等方面都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发展中国家不仅在传播技术方面依靠西方供给,还在内容生产、专业规范、社会表达的价值取向, 乃至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等层面受到西方中心主义的全面渗透。而发展传播学强调西方对欠发达国家的大众传媒建设提供援助,更加深了后者对前者的依附。文化帝国主义传播研究范式因此“致力于对文化与传播领域全球霸权结构形成、发展、变化的动态机制的研究,并挖掘突破这种不平等的传播关系的社会条件和可能性”[16]。1976年,席勒又出版了《传播与文化支配》,延伸了他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中对美文化帝国主义的批判。席勒创造性地阐释了文化帝国主义,不仅是说美国把媒介产品、传播政策、消费主义价值观等强加给发展中国家乃至全世界,而且是“把一个社会卷人现代世界体系的一系列过程的总和”,因为这个社会的统治阶层会受到引诱、压迫、强制,有时是贿赂,以至于塑造出一种与现代世界体系中占统治地位的价值观和社会结构相适应的社会制度,以弘扬这些价值观和社会结构。[17]事实上, 席勒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建立在对资本主义之外的替代性社会模式和替代性发展道路的现实性与可能性想象的基础之上,他寄希望于“一种新兴的社会实践主体,在新独立的民族国家中,他们积极对抗国际与国内资本主义,追求替代性发展模式,并在此过程中创造新的文化形式”[18]。但是美文化帝国主义对后发国家从精英到社会大众的全面规训限制了他们对替代性发展道路的想象,从而也就使得后发国家丧失了摆脱西方式的附庸型发展道路、创造非西方式的全新民族文化的可能性。

   伴随着理论层面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质疑,在实践层面,针对欧美国家的“文化帝国主义”传播策略,发展中国家对当前世界新闻传播秩序表示强烈不满,力争文化与传播层面的主权。1976年,不结盟国家新闻部长会议首次提出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建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支持和重视这一世界性的问题,并于同年组建了一个以爱尔兰人麦克布莱德为主席的国际传播问题研究委员会。该委员会于 1980 年2月提交了研究总报告,即后来公开出版的 《多种声音,一个世界》,提出把建立新的世界新闻与传播秩序同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紧密联系起来。但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阻挠和反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要求,美英等国先后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81年5月,在美国的策划下,20 多个国家公开发表反对建立世界传播新秩序的宣言。20世纪90 年代初苏东解体,作为争取国际传播新秩序的一支重要力量的苏东国家及其媒体迅速自由主义民主化。随后,扫清了苏东政治障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全面铺开,关于“世界信息传播新秩序” 的争论也成为被新自由主义全球治理体制规训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翻过去的历史一页。

  

   三、农村农民视角与中国特色新闻传播理论的社会历史坐标

  

   美国主流传播学作为冷战社会科学的产物, 其对外部分的冷战心理战本质上是“美国中心主义”,与之相对应,其对内部分的研究也因美国的社会性质而有城市中心主义的偏颇。用这一传播学的视角来书写传播史,这个传播史就一定是西方中心主义和城市中心主义的。[19]

   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批判传播研究,传播政治经济学、文化研究是其分布于北美和欧洲的两大主要分支,它们继承了马克思理论的批判精髓,但它们都把工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设为历史的“起点”,并把都市无产阶级视为社会革命的普遍主体,关乎农民的研究议程空间很小。而且,西方批判学者在对待社会激进变革方面具有犬儒主义倾向,不敢承认列宁在俄罗斯这样一个农奴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国家领导革命胜利、苏俄共产党带领工农群众建设强大苏联的历史;他们同样含糊其辞地对待中国革命发动农民以农村包围城市取得胜利、中国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国家取得伟大建设成就的历史。所以,他们的理论仍被城市中心主义所笼罩,延续着 19 世纪工业社会的视野,即从传播和社会权力关系切人,主要关注欧美社会劳资关系和工人的阶级意识能否形成这一问题。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美国现代化理论体系中,农村问题继早期美国社会学家的关注之后又回归到了传播学者的视野——第三世界乡村的发展问题成为以施拉姆为代表的美国主流传播学研究很重要的一个方向,这就是发展传播学。发展传播学对第三世界乡村问题的关注具有强烈的冷战地缘政治意义:“发展传播学所关心的不是抽象的农村,而是有可能作为共产主义策源地的第三世界的农村。在发展传播学所隐含的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性宏大叙事中,农民一方面由于贫穷会接受革命的蛊惑,另一方面又是落后、狭隘和不求上进的,需要通过现代传播技术,把他们从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让他们获得以进取为特性的现代主体性,进而纳人全球资本主义的体系。”[20]发展传播学的动机与具体方式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用绿色革命消解红色精神”[21],应该说,美国传播与发展领域学者的问题意识是非常好的,他们所要解决的第三世界农民的发展问题也是至关重要的。然而,当今许多亚非拉国家的发展道路困境以及这些国家的农民依然面对的根本问题也表明,基于技术主义和市场关系扩展的绿色革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第三世界农民的发展问题,而且,“绿色革命”在生态和环境方面的危害也逐渐显露。然而,国外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在批判以冷战和反共为底色的美国“传播与发展〞研究范式时,“不仅漠视从马克思到威廉斯对资本主义城乡分裂问题的研究,而且将美国主流发展传播范式对后殖民社会的农民问题的关注这个‘婴孩’,也同‘洗澡水’一并倒掉了。农村人口不仅被排除在传播政治经济学对媒体和文化生产过程的分析之外,而且被排斥在对媒体消费者角色的研究之外”[22]。同属批判传播学阵营的文化研究学者则在与资本主义的“符码”斗争中无暇他顾。可以说,批判传播研究同样缺乏农村和农民的视角,没有突破西方中心、城市中心的文明等级思维。

   20世纪80年代之后,随着新自由主义的全球推进和媒介技术的长足发展,美国主流传播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脉络中的批判传播研究又出现了新的变化。传播市场化、数字化及其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国家”的政洽民主化关系问题成了美国主流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传播与发展这一研究范式的思想要素或理论变体,则被少数学者包括发展中国家自己的学者用于研究发展中国家农村人口或西方贫民窟穷人的数字媒体接人和连接问题。[23]西方批判传播学传统关注的劳资关系问题随着信息资本主义的崛起,变成了“非物质劳动”和广义的“信息劳工”问题。在中国,源于“山沟沟”里的中国共产党的新闻理论本来就在改革年代的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失去了乡村关怀,此时又受到美国主流传播学的强势冲击,因而除了少数关注“技术扩散”与农村发展的传播学者,绝大多数传播学者所关注的国外传播理论,基本没有城乡问题视野。[24]

   然而全球资本主义扩散的历史进程使得城乡关系问题长期存在,并在全世界的不同地区以不同面貌呈现出来,比如印度和巴西等国无地农民的问题、贫民窟问题;城市化程度很高的拉美国家种植园经济遗留问题、城市贫民窟问题;北美垦殖主义、奴隶制和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相交织产生的对原住民部落的边缘化、对非裔美国人的种族压迫;今天大量拉美移民农业劳工在美国的困境,以及全球南方国家长期的欠发达等等问题。传播研究范式中,以文明等级论为底色的城乡二元对立和城市偏向却根深蒂固,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信息、文化、传播与发展问题息息相关,而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相关新闻传播研究却没有促进上述问题的实质性解决,反而任其愈加裂变为资本主义形成其世界体系和资本全球化过程中的“城市一乡村”问题在当代的不同面相。

在全球视野中,近代以来中国在追求成为独立自主的民族国家、追求现代化发展的过程中遭遇的国际情境和由此产生的国内问题具有后发国家的普遍性。近代在殖民经济中成长的中国城市以剥削农村为代价;新中国成立后,中国独立自主追求工业化的发展历程,以及改革开放后中国快速地城市化和全球化,也一直是以乡村经济为奠基的。“因此到了世纪之交, 中国对农村积累了大量‘债务’,包括乡村治理的‘黑社会化’、经济衰退、社会空心化、农业基础设施老化等。在传播与文化领域,除了教育制度致使农村人才流失之外,媒体的商业化和城市中心主义改革带来了社会价值取向错乱和对农村身份的诋毁”[25],而且,由于中国的发达城市多位于东南沿海,少数民族大多聚居于西北,所以城乡问题,与沿海内陆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汉族中心地区与少数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问题基本同构,由此形成了中国城乡关系的不同层面、不同层次的问题。事实上,近代以来到21 世纪初,中国和中国农村都仿似“同心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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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现代传播》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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