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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群 程俊霞:“经济人”假设与人工智能时代

更新时间:2022-08-08 09:27:23
作者: 杜丽群   程俊霞  

   内容提要:“经济人”假设是西方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前提假设,作为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基石,它诞生于工业社会和机械宇宙论的生存土壤中,经历了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经济学、新古典综合及新兴古典经济学三个时期,形成了以理性选择、最大化决策为主要特征的完善的理论框架。随着人工智能时代的到来,“经济人”的认知、选择、决策和互动都有了新的发展趋向,使得“经济人”假设呈现出新主体、新选择集、新要素禀赋及新决策模式等“新”特征,这些“新”特征将为“经济人”假设的新发展带来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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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学家在对经济活动展开研究之前,总要阐明其研究的出发点,古典、新古典、新古典综合以及新兴古典学派这些不同时代的主流学派,乃至新制度经济学派都把“个体行为”“个体动机”作为研究基石,并由这一基石出发探究个体在追求物质财富的过程中与社会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而形成其理论大厦,这一基石被抽象为“经济人”假设。自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提出“利己心”的表述以来,不同学派的经济学家即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分析框架对经济研究的个体动机和行为选择提出自己的观点,批判者有之、反批判者有之:批判学派从人性基础、理论逻辑、对现实的解释力等各种角度展开对“经济人”假设的攻击;反批判学派则将这一概念视为一个“近似物”,尽量小心、谨慎地限定其应用范围,并不断更新其内涵,提高其对现实的解释能力。时至今日,“经济人”假设或反“经济人”假设仍是经济学家研究经济问题挥之不去的基础逻辑。我们试图沿着主流经济学派的发展脉络,对“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演进进行梳理,研究当代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与外延,同时,结合人工智能时代的挑战,探讨“经济人”在新时代所呈现的新特征和发展新趋向。

  

   一、“经济人”假设的历史演进

  

   按照《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中的词条解释,“经济人”是指“在它的理想情形下,经济行为者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的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能够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的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①。这一定义有着新兴古典经济学的特点,可以被称作“标准经济人”假设。当然,随着博弈论、理性预期理论、信息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等发展,“标准经济人”假设中的诸多苛刻条件经过修正,从而使得“经济人”假设在经济学领域仍然有其强大的解释能力。从经济思想演变的历程来看,随着主流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及不同经济思想对其展开的批判,“经济人”经历了古典、新古典和广义三种模式的演进,②这三种模式分别对应了主流经济学发展的三大时期:古典经济学时期、新古典经济学时期、新古典综合及新兴古典经济学时期。

  

   (一)古典经济学时期

  

   在古典经济学时期,经济学家普遍关切的核心问题是财富的性质及增长,试图通过对经济现象的观察归纳出经济运行中的普遍规律,同时,这一时期也是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逐渐摆脱道德哲学、伦理学的束缚而独立发展的时期,在经济学走向“纯粹”的过程中,“经济人”的概念逐步被抽象出来,并被限定以严格的使用范围。

  

   亚当·斯密以“利己心”作为经济分析的基础,不少研究文献将其讨论分工的缘由时提出的以下论述作为“经济人”概念的发端:“我们每天所需的食料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他们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③但在此之前,亚当·斯密已经在《道德情操论》中论述了社会存在和繁荣兴盛的条件,其中提到:“凭借公众对其作用的认识,社会可以在人们相互之间缺乏爱或感情的情况下,像它存在于不同的商人中间那样存在于不同的人中间;并且,虽然在这一社会中,没有人负有任何义务,或者一定要对别人表示感激,但是社会仍然可以根据一种一致的估价,通过完全着眼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被维持下去。”④这一论述不仅提到了基于“实利的互惠行为”,而且明示了社会作用的共识对于维系一个社会的关键作用,似乎是“经济人”内涵更为深刻的描述。此后,西尼尔(Nassau William Senior,1790-1864)将“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少的牺牲取得更多的财富”作为政治经济学研究的第一个命题,并认为“这个命题几乎是一切经济学推论过程中的一个基本假设”⑤。同一时期,约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在《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政治经济学恰当的研究方法》一篇中明确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围,他写道:“政治经济学不研究经社会状态修正后的整体人性,也不研究社会中人的整体行为。政治经济学只是关注渴望获得财富的个人,并且此人能够判断达到该目的的各种方法的相对效果……它将每个人的情感或动机高度抽象了……随后,政治经济学继续探究支配这些行为的规律,假设人是这样一种生物,他出于其本性,在任何情况下都偏好更多的财富而非更少的财富。”并提出了“经济人”的概念:“政治经济学同样给人一个武断的定义,即人在现有知识状态下,总是以最少的劳动和自我牺牲获得最多的生活必需品、便利和奢侈品,这是始终不变的。”⑥由此,政治经济学中的“经济人”被限定于经济领域的分析,其核心特征是追求以最少的牺牲、劳动来获取最多的财富。由这一高度抽象的概念出发,政治经济学逐渐走向“独立”“纯粹”。

  

   (二)新古典经济学时期

  

   这一时期,边际革命为古典经济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随着新古典经济学的兴起,在历史学派、制度学派的批判与反批判中,在数学工具和演绎逻辑的帮助下,“经济人”假设的内涵得到进一步深化:“利己”动机被剥离出来,有序的偏好、完全的信息、理性成为“经济人”的核心特征,“效用”成为描述“经济人”偏好的术语,“无差异曲线”成为衡量效用的工具。

  

   虽然帕累托(Vilfredo Pareto,1848-1923)使用了“Homo Oeconomicus”这一术语来表述经济学中所研究的“经济人”,但他与门格尔(Carl Menger,1840-1921)和马歇尔(Alfred Marshall,1842-1924)等人均对这一概念的实际使用进行了澄清,马歇尔对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予以明确界定,即“‘货币’或‘一般购买力’或‘物质财富的掌握’是经济学所研究的中心问题”,在这一领域中,经济动机普遍地影响着人类的生活。经济学研究的人“不是一个抽象的或‘经济的’人,而是一个血肉之躯的人……但主要是研究生活的某些方面,在这些方面,动机的作用是如此有规律,以致能够加以预测,对动机的估计,也能用结果来证实,这样,经济学家已将他们的工作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上了。”同时,马歇尔承认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经济动机不全是利己的;对金钱的欲望并不排斥金钱以外的影响,这种欲望本身也许出于高尚的动机”;因此,“经济衡量的范围可以逐渐扩大到包括许多利人的活动在内”。“道德的力量也是包括在经济学家必须考虑的那些力量之内的”⑦。这些澄清以“经济动机”为重心,将“利己心”从经济学研究的“人”中剥离出去,即是否从利己的动机出发已经无关紧要,经济学家所关注的人类行为的基础事实发生了变化。门格尔这样叙述他所设想的人类需求的明显事实:第一,人们有各种不同的需求、爱好或者欲望,这些需求可以让人们对不同的商品按照一个确定的重要性进行排序;第二,在每一项需求内部,对每种商品增量的欲望也有一个确定的排序;第三,随着人们获得的每种商品数量的增加,人们对每增加一单位的欲望的强度不断下降。⑧综合先驱者戈森(Hermann Heinrich Gossen,1810-1858)的“第一法则”、维塞尔(Friedrich von Wieser,1851-1926)的“边际效用”、杰文斯(William Stanley Jevons,1835-1882)的“效用的最后限度”等理论阐述,“效用”成为经济学中衡量消费者行为的主要工具。进一步地,埃奇沃思(Francis Ysidro Edgeworth,1845-1926)和帕累托提出并发展了“无差异曲线”这一工具来衡量消费者的欲望和偏好程度,希克斯(John R.Hicks,1904-1989)将无差异曲线用于重建以序数效用论为基础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这一技术解决了个人列示、辨识、比较其偏好的问题。同时,门格尔通过将“生产资料”视为间接满足消费者欲望的东西而将其纳入“商品”的概念范围之内,从而将边际效用原理的运用直接延伸到生产领域,“边际生产力”“边际报酬”等成为经济学中衡量“生产者”行为的主要工具。这种内在逻辑的一致性被瓦尔拉斯(Léon Walras,1834-1910)统一在“一般均衡”的分析中、被马歇尔统一在“局部均衡”的分析中。至此,“利己心”让位于“理性”,“经济人”在边际增量上的计算与选择即可实现均衡,以个体的有序偏好和充分信息为行为基础、以微积分和联立方程组为技术分析基础的新古典经济学大厦建立和完善起来。

  

   1932年,罗宾斯(Lionel Robbins,1898-1984)总结道:“经济法则除了依赖于相对估价这一基本假设外,是否还依赖于一个更为一般的心理学假设,即人类行为是完全合乎理性的。”“经济分析用韦伯的话来说是与价值无牵涉的。经济分析所考虑的价值,仅仅是个人的估价。……但是,就理性一词含有‘一致性’这个意思而言,却可以说,这个意思确实进入了某些分析结构之中。”“如果人们普遍认识到‘经济人’只是一种表述手段——一种粗略的近似之物,非常小心谨慎地运用于论证的某一阶段,但随着论证的发展,既不再需要运用这类假设,也完全不需要用它来为论证方法作辩护——那它就不会成为一个无所不在的怪物。”⑨

  

   (三)新古典综合及新兴古典经济学时期

  

   在新古典综合及新兴古典经济学这一时期,“经济人”假设既呈现出进一步计量化的特征,也呈现出被任意裁剪以应用于非经济领域的特征,同时,在“标准经济人”的诸多严苛假设被修正后,其解释能力得以提升。

  

为了解决序数效用无法计量、进而无从说明消费者的最大化选择问题,1938年,萨缪尔森(Paul A.Samuelson,1915-2009)提出了“显示偏好理论”,即当消费者选择了某一消费品的时候,他的“偏好”就被“显示”出来了。这之后,在阿罗(Kenneth J.Arrow,1921-2017)、德布鲁(Gérard Debreu,1921-2004)、里克特(Marcel K.Richter)、克拉克(Edward H.Clarke)等人的完善下,“显示偏好理论”进一步丰富了“理性”的含义——消费者的偏好只要满足完备性和可传递性就可以定义为“理性的”,消费者的最大化选择问题被表达为约束条件下的效用最大化问题,(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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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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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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