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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丽群 程俊霞:“经济人”假设与人工智能时代

更新时间:2022-08-08 09:27:23
作者: 杜丽群   程俊霞  
“经济人”假设模型化、计量化,并成为当代主流经济学派牢固的微观根基。20世纪70年代之后,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1912-2006)等人在实证主义方法论的基础上,确立了以抽象的人性观作为分析的基本假设,并将“经济人”的最大化假设理解为一种生存原则,即只有那些力图取得最大化收益的行为主体才能够在市场选择中生存下来。阿罗、德布鲁等人从集合理论出发,以数学工具来求解市场的一般均衡,在逻辑上证明了以“经济人”假设出发而达到福利最大化,为市场交易确立了参照系。

  

   随着“经济人”假设的日益完善,“经济人”的效用函数、约束条件及其所适用的分析范围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诺斯(Douglass C.North,1920-2015)在解释制度的稳定与变迁的过程中,认为财富最大化之外的、利他性的某些方面应该被整合进入个人预期效用模型中,从而建立更加复杂和更接近现实的人性假设模型;⑩布坎南(James M.Buchanan,Jr.,1919-2013)等人创立了公共选择学派,将“经济人”假设作为政治行为分析的基础;贝克尔(Gary S.Becker,1930-2014)则提出:“经济分析是一种统一的方法,适用于解释全部人类行为”(11),通过泛化“经济人”的偏好和效用函数,将“经济人”假设应用于社会、道德、法律等各个领域。这种“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处理方式招致了经济学界内部及其他学科领域的广泛批评。

  

   与此同时,对“经济人”假设的挑战与批判一直存在。20世纪40年代,赫伯特·西蒙(Herbert Alexander Simon,1916-2001)开始研究“有限理性”理论,提出人类行为因为受到个体知识的不完备、所获信息的不完整、体验难以预期、行为的可行性范围受限以及个体行为会受记忆、习惯等心理因素的影响,因而“单一个体的行为不可能达到任何理性的高度”(12),威廉姆森(Oliver E.Williamson,1932-2020)进一步提出了“合同人”的投机假说,指出出于追求私利的原因,合同人在签订和执行合同时会隐瞒或者歪曲经济交易中的有关信息,产生事前和事后的投机行为,从而导致了人们经济行为的不确定性,新古典经济学中假设的行为规则也就遭到了破坏。(13)为此,理性预期学派和信息经济学领域的研究对“经济人”的理性不完备做出重要修正。其中,卢卡斯(Robert E.Lucas,Jr.,1937-)的理性预期学说表明,即使人是有限理性的,但预期的存在仍然可以将有限理性对完全理性的偏离程度降至最低;而信息经济学家阿克洛夫(George A.Akerlof,1940-)和斯蒂格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1943-)等人的研究则表明,即使在信息不充分的情况下,“经济人”的最大化行为原则仍然是适用的。

  

   即使如此,行为经济学等新兴领域的崛起仍然为“经济人”假设带来了挑战,其研究表明,人们实际的选择心理与“经济人”的“理性”选择过程、结果往往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人们的不“理性”行为是相当普遍的。

  

   在《经济学》第十九版的需求理论部分,萨缪尔森澄清道:“……假定消费者人人都是数学奇才,能够在他们日常生活中按照惯例计算边际效用到百分位和求解复杂的方程式”,“这个不现实的前提条件当然不是经济学所认定的”。“相反,我们在消费者需求理论中所假定的,只是消费者的爱好和行为具有相当强的共性”,“他们……不至于因持久的误判或失算而自作自受。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间都能一以贯之地进行选择,并尽力避免购买行为偏差,且在总体上都能选择他们最偏好的商品”。(14)这可看作是主流经济学家在吸收批判理论的基础上对“经济人”假设的一种放松。施蒂格勒(George Joseph Stigler,1911-1991)的总结则重申了“经济人”假设所适用的范围:“经济学逻辑的中心,就是个人的效用最大化行为。……追求私利的力量以及它在复杂的决策领域中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精细微妙,使得经济学家力求阐明明确的或隐含的价格在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时所发挥的巨大作用。”“结果,当某一时期的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迅速而广泛地不再依赖竞争的市场,经济学家就会非但没有领导潮流,反而远远地落在潮流的后面”。(15)

  

   二、当代主流经济学中“经济人”假设的特征

  

   发展至今,主流经济学理论中的“经济人”假设已经非常完备,根据经典教材——安德鲁·马斯-克莱尔、迈克尔·D·温斯顿、杰里·R·格林所著《微观经济理论》的阐释,“经济人”假设包含了以下内容:个人选择行为的核心假设是“显示偏好弱公理”,即个人选择行为满足一致性;个人偏好是理性的,即偏好关系满足完备性和传递性假设;只有理性的偏好关系才能用效用函数来表示。此外,偏好还有局部非饱和性、凸性两个性质等等。从这些理论出发,结合主流经济学演进中“经济人”假设的发展历程、基于“经济人”假设所构建的经济分析视域,可以从以下五个方面总结出当代“经济人”假设的特征。

  

   第一,“经济人”的动机是无关紧要的。在当代“经济人”假设中,经济学家通过观察现实生活中人的行为来观察他们的偏好,并根据其表现出的一致性行为来得出他们的效用函数。只要个体是理性的,则不管他的动机是“利己”还是“利他”,是“求名”还是“求利”,是“自愿负担”还是“自私自利”,是经济因素的考量还是非经济因素的考量,都不影响其效用函数的适用性,从而可以让个体实现效用的最大化。

  

   第二,“经济人”的认知是外生的。在“经济人”假设中,经济学家关注其表现出来的行为,将行为与其效用函数关联起来,而未讨论个体行为之前的机理,或者将个体行为之前的机理作为“规则”“约束条件”进行处理。个体行为之前的机理即个体行为所基于的认知过程,既受到习惯习俗、道德判断、制度体系等社会性因素的影响,也受到教育、成长环境等个体性因素的影响。其中前者被新制度经济学家予以一定程度的修正,他们将社会、历史和政治的因素纳入经济生活的分析中,主张经济分析的基础是“社会文化人”;而后者也得到不少经济学家的重视,虽然在理论层面尚未形成较为有影响力的分析,但强调个体差异性的人本主义思潮始终在经济学发展中占据一席之地。

  

   第三,“经济人”的决策是基于物质资源稀缺、预算约束的。在古典—新古典—新兴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经济生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物质资源的稀缺,经济学一度将自己定位于“研究资源有效配置的学科”。在“经济人”假设中体现为消费者所面临的选择集一般是以物质商品构成的集合,消费者要以其有限的预算在不同商品之间进行偏好排序和选择,以实现其效用最大化;厂商所面临的生产要素是劳动力、资本和土地这类物质资源,厂商要以其有限的成本在不同的生产要素中进行组合,以实现其利润最大化。

  

   第四,“经济人”个体都是平等的。这就意味着不存在对其他“经济人”拥有超权利的“经济人”。“经济人”是高度抽象的,在主流框架中,代表性的消费者即代表了消费者,不存在一个/类代表性消费者对另一个/类代表性消费者的偏好、选择进行强势影响的情况,不存在一个/类厂商对另一个/类厂商的生产决策和行为进行干扰、统筹等情况,除了价格信号,消费者与厂商之间也不存在互相影响偏好、决策的情况。当然,随着非充分竞争、非完全信息条件下消费者、厂商理论的发展,“经济人”进入到垄断市场、柠檬市场等分析中,消费者和厂商的决策呈现出一定的差异化特征,从而使得“经济人”假设具有了一定异质化分析的能力。然而,在这些博弈过程中,差异化的“经济人”是一种局部现象,其决策过程仍带有自主化的特征,价格信号是其主要的决策依据。

  

   第五,“经济人”对市场是充满信心的。“经济人”根据其自身独立思考而做出的决策能够实现市场的均衡,从而实现自身效用的最大化或支出的最小化,或利润的最大化或成本的最小化。这背后隐藏着一个假设,即“经济人”在做决策时持有“充分信心的预期”,也就是“给定产品和要素的市场价格(无论均衡与否),家庭和厂商预期它们可以出售(或购买)任何数量的其愿意出售(或购买)的产品和要素。其中,‘任何数量’是经济人通过最大化过程得出的最优数量”(16)。

  

   “经济人”假设诞生于工业社会和机械宇宙论的土壤中,是经济学家在无法观测到经济生活中每一个具体个体行为表现的情况下,而对人性的某些方面和人类生活中的经济选择行为所做出的差强人意的抽象,在理论和实践应用中自然存在着天然的缺陷。因此,自其诞生之日起,不同经济学派和经济学家就提出了诸多挑战,主流经济学家在应对这些挑战的过程中对其进行了旷日持久的修正与完善。虽然这些修正与完善仍然未能达成经济学家对于“经济人”假设的一致认同,但不可否认的是,截至今日,经济学界尚未找到一个更好的替代物来构建理论大厦,以对市场机制下的经济生活做出如此精致而有效的解释和预测。

  

   三、人工智能时代“经济人”假设演进的新趋向

  

   (一)人工智能时代对“经济人”假设带来的新挑战

  

   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技术革命带来人类认知、决策模式、互动模式的极大变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挑战“人”这一主体的传统定义,相应地,其对“经济人”假设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经济人”作为一个在批判与反批判中不断完善的理论假设,也将在人工智能时代发生重大的变化。

  

   第一,影响“经济人”认知的外力将前所未有的强大,以至于“经济人”的认知在一定程度是可操控的,“经济人”的认知将有必要进入到假设本身。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是消费者个体时间被精打细算的政府、组织、企业等以琳琅满目的各类信息切割、占用的时代。深度信息被淹没在碎片化、低质量、无效重复的海量信息中,不仅经济个体接受、消化信息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其接受、消化信息的能力也发生了变化。在有意或无意的引导下,众多经济个体的独立思考和决策能力受到侵蚀。更严重的是,大数据、人工智能本身是门槛较高的技术,掌握这些技术的将是少数群体,这个群体将以其处理信息、发布信息、传播信息的方式深刻地影响到剩余的大多数,从而影响到这些主体从价值观取向到关于某件商品的具体认知。而不掌握处理信息、发布信息、传播信息技能的主体将丧失话语权,成为沉默的一群人。因此,“经济人”假设有必要审视其对认知的处理方式,将认知从外生或约束条件的位置上调整为“经济人”假设的组成部分。

  

第二,“经济人”的选择集及其约束条件与以往不同。现代经济生活相较以往有了很大的发展,在很多区域性经济中,物质产品的种类之丰富、规模之庞大是以往无法想象的,从而在区域范围内缓解了物质资源的稀缺性问题;同时,社交、娱乐、游戏等精神商品层出不穷,成为人们经济生活中的重要消费品,其消费比重也在不断扩大。因此,“经济人”假设所考察的选择集需要进行调整,精神商品必须纳入选择集中。相应的,精神商品的特征、所带来的效用、市场交易的规则、生产函数等也应予以深刻而全面的考察。不仅如此,无论精神商品有没有消耗消费者的货币预算,(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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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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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1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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