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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等: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潜力、时间与路径研究

更新时间:2022-08-05 23:57:49
作者: 刘世锦 (进入专栏)   王子豪   姜淑佳   赵建翔  

  

   摘要:实现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初衷,也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中国正在进入另一个部分人也要富起来,同时带动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的时期,也可以理解为实现共同富裕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必要提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本文以分析我国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结构和主要特征为基础,讨论了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的潜力、时间、路径和重点人群。考虑到经济增长、总体和不同收入群体收入增长、人口总量等关键变量,测算出到203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上升至51%,规模达7.5亿人。按照大体相同的变动速度,到2035年以前,有可能使中等收入群体规模达到8亿~9亿人,实现倍增的目标。从现阶段我国城乡结构转型、收入增长的特征看,“进城农民工”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下一步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战略,应以提升“进城农民工”人力资本为重点,采取多方面针对性、可操作性强的政策措施,扎实推进收入结构由当前“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

   关键词:中等收入群体倍增  共同富裕  进城农民工  人力资本

  

   一、引言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战略重点,也是持续扩大内需,保持经济平稳、有活力、可持续增长的现实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同时也经历了收入差距扩大并在高位徘徊的过程。尽管存在着诸多矛盾和问题,总体上看,这是一个增效带动增长,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带动全体社会成员收入状态大幅度改善的过程。

   实现共同富裕,是改革开放的初衷,也是新发展阶段的重要目标。在人均收入超过1万美元以后,我国正在进入另一个部分人也要富起来,同时带动经济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时期,也可以理解为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第二阶段。在这个时间节点上,有必要提出一个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即在已有的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基础上,再用10年到15年的时间,推动这个群体再增加4亿到5亿人,达到8亿到9亿人,占到总人口的60%左右(刘世锦,2019)。

   基于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聚焦于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目标,本文测算了我国2013年和2018年各收入群体比重,研究不同收入群体的典型特征,并基于对经济潜在增长率和收入增长的联动变化研究预测未来10年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通过对收入分布的静态和动态分析,探寻当前实施倍增目标的重点人群,进而提出针对性强的政策建议。

   二、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标准和规模

   (一)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和界定标准

   中等收入群体的概念,最早起源于西方“中产阶级”的概念,但二者有所不同。“中产阶级”体现的是以社会关系为基础的结构性位置,界定的依据除了收入标准外,还包括财产规模、职业地位、教育层次、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等多个维度,是一个综合性概念。“中等收入群体”表达的则是以经济资源为基础的等级性位置,将收入作为唯一的划分标准,把收入处在中间阶层的群体视为中等收入群体(李实,2020),该群体应该具有全社会中间水平的收入、稳定的就业、符合基本需要的居住条件、充分供给的基本公共服务、一定数量的家庭储蓄、适量的财产收入以及超过基本生存需要的相关消费等特征。

   中等收入群体的界定是一个学术性较强的问题,学界已有不少深度研究成果。流行的界定方法有绝对标准和相对标准。所谓“绝对标准”是指采用收入或支出等客观指标界定中等收入群体。例如美国的皮尤研究中心在2015年全球中等收入群体研究中表示,其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划分标准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人均每天收入应在10到20美元的区间(Kochhar et al.,2018)。国家统计局也提出了一个绝对标准,即把家庭年收入在10万到50万之间的群体定义为中等收入家庭,并按该标准测算,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7%左右,这就是目前我们常提到的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4亿人的来源(刘世锦,2021a)。

   与之相对应,“相对标准”则是以中位数收入为中心,通过设定上下浮动的一定比例,对中等收入群体边界的上下限进行界定。例如,Graham等(2000)选取人均收入中位数的125%和75%作为划分中等收入群体的上下限。Pressman(2015)则采用在收入中位数的67%~200%之间作为标准来界定中等收入群体。国内对中等收入群体界定标准的研究中也有采用相对标准的。例如,李培林等以收入分位值为标准,把城镇居民收入的第95百分位界定为中等收入群体上限,下限则为城镇居民收入的第25百分位。按这一标准,我国城镇中等收入群体在2006年、2008年、2011年和2013年的占比分别为27%、28%、24%和25%(李培林,2017)。

   从上述研究可以看出,以绝对标准来测量中等收入群体,在不同发展水平和收入结构的国家会遇到一些问题,因为按照这类标准,发达国家的居民可能80%甚至90%以上都是中等收入群体(李培林、崔岩,2020)。所以,在国际比较当中,学术界更倾向于使用相对标准。通常的做法是,把全国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但这种相对标准定义的中等收入群体,受收入差距的影响较大。换句话说,如果一个国家和社会的收入差距不能够缩小,尽管居民收入普遍且持续提高,但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和比例却可能不仅不扩大,反而缩小(刘世锦,2021b)。从我国情况来看,如果将居民收入中位数的75%~200%定义为中等收入群体,那么,近10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则一直维持在40%左右(李培林、崔岩,2020)。

   本文主要采用“可比口径家庭年收入”的数据口径,以2018年国家统计局对中等收入群体划分的绝对标准,即中国典型三口之家年收入在10万~50万元之间(2018年价格),将我国居民划入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三类主群体,对应的家庭年收入分别处于0~10万、10万~50万以及50万元以上的区间。

   为研究不同收入群体分布特点,详细分析对比其内部差异性,我们对中等收入群体和规模更为庞大的低收入群体做进一步拆分。低收入群体按照其标准区间的五等分划分为5个子群体,对应的家庭年收入区间分别为0~2万、2万~4万、4万~6万、6万~8万和8万~10万元。中等收入群体则是按照其标准区间的前20%、中间60%和后20%分为三部分,对应的家庭年收入区间分别为10万~18万、18万~42万和42万~50万元。2013年可比口径家庭年收入标准是在2018年的基础上使用CPI价格指数平减得到的,具体参考表1。

   (二)不同收入群体的规模和分布测算

   本文使用的调查数据是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收入分配研究院的中国家庭收入调查数据(CHIP)。CHIP数据库详细追踪了我国收入分配的动态情况,调查对象覆盖城镇住户、农村住户和外来务工群体,调查内容包含收支信息以及家庭和个人信息。基于CHIP数据库,我们对2013年、2018年我国各收入群体规模和收入分布进行了估算和对比分析。在测算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时,本文根据样本家庭实际人口情况,将家庭总可支配收入统一调整到“典型三口之家”的可比家庭收入口径。由于可比口径剔除了家庭超额人数的影响,其测算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往往要略小于不对家庭规模进行可比调整的测算结果。此外,由于测算的数据精度差异,下文结果可能存在加总不等于100%的情况,但误差均在1%以内,不会影响最终结论。

   测算结果显示,2018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总人口的27.0%,规模在3.8亿人左右,与目前常被提到的“我国4亿中等收入群体”的说法差距不大;低收入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超过70%,规模在10亿人左右;高收入群体人数相对较少,占比仅为总人口的0.4%。

   随着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社会的稳健发展和居民收入的持续较快增长,与2013年相比,2018年中等收入群体比重显著提升,占总人口的比重提高了6个百分点,约有9000万人从低收入阶层迈入中等收入及以上阶层。

   从收入分布来看,2013年我国居民总体层面、中等收入群体内部和低收入群体内部均呈现“金字塔型”分布。当时我国低收入群体占比为78.7%,超过总人口数的3/4。在低收入群体内部可以明显观察到,随着收入标准的抬升,子群体规模逐渐缩小:最低20%的子群体规模占比最高,超过3.5亿人;最低40%的子群体占总人口的比重已接近半数;最高20%的子群体占比最低。2018年,低收入群体中最低20%子群体的规模显著缩小,中间部分的占比相应扩大,在低收入群体内部已率先出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的转变。

   “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即“中间大,两头小”是总体收入分布的目标结构,也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具体表现。2018年,总体层面和中等收入群体内部结构仍保持“金字塔型”分布,但与2013年相比,“金字塔”的斜率明显放缓,说明收入分布向上偏移的态势明显。低收入群体内部率先出现由“金字塔型”向“橄榄型”转变与脱贫攻坚战的全面胜利密不可分,对我国扩大中等收入群体、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目标具有指向性意义。总体来看,我国中、低收入群体内部的分布变化反映了我国居民正在实现收入阶层的向上流动,逐步推动整体收入分布向“橄榄型”转变(见图1、图2)。

   三、不同收入群体典型性特征对比研究

   为了更好地揭示不同收入群体的典型性特征,总结提炼收入阶层向上流动的变化规律,基于2018年CHIP调查数据,我们选择了城乡分布、区域分布、家庭结构、收入来源、劳动力受教育情况和劳动力就业行业分布等重要维度进行对比研究,总结低、中、高收入群体的典型特征,在此基础上探讨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实现路径。

   (一)城乡分布

   根据户口和流动情况,2018年CHIP问卷将调查对象划分为三类: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外来务工,群体占比分别为50.3%、40.0%和9.7%。其中,对外来务工群体的定义为“来自农村地区、户口不在本城镇社区的人员”。从定义和规模看,CHIP数据中外来务工群体更接近“进城农民工”的定义,而非全部农民工。

   从城乡分布看,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城镇,城镇居民、农村居民和外来务工群体占比分别为77.8%、7.0%和15.2%(见图3)。高收入群体也以城镇居民为主。低收入群体中占比最多为农村居民(52.8%),城镇居民(40.3%)次之,外来务工群体仅占7.6%。值得注意的是,外来务工群体尽管规模较小,但超过四成已进入中等收入阶层(见图4)。

   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目标不仅仅是加快提升农村居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倍差,城市内部的收入分化问题同样值得重视。同时,农村劳动力向城镇转移对缩小收入差距、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至关重要,应重点关注外来务工群体。

   (二)区域分布

   为了更好地提炼不同收入群体区域分布的特点,我们将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划分为六大区域:东北地区、华北地区、西北地区、华东地区、中南地区和西南地区。

从区域分布看,中等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中南和华东地区合计占全国中等收入群体总数的64.0%,西南和华北地区占比分别为16.0%和12.4%,东北和西北地区占比较低。高收入群体分布不均衡的特点更加明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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