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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世锦等: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潜力、时间与路径研究

更新时间:2022-08-05 23:57:49
作者: 刘世锦 (进入专栏)   王子豪   姜淑佳   赵建翔  
华东地区占比接近50%,中南和华北地区占比分别为29.6%和11.6%,西南、东北和西北地区合计占比不足10%。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中西部地区,这些地区呈现出其低收入群体占全国的比重高过其总人口占比的特征,尤其是西南地区,常住人口占全国14.5%,但拥有全国22.2%的低收入人口。此外,由于庞大的人口基数,华东地区也存在相当数量的低收入群体(见图5)。

   结合区域人口基数看,东部地区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最大,但低收入群体数量也同样庞大;中部地区分布相对均衡;西部地区人口中低收入群体占比最高。

   (三)收入来源

   我国居民以工薪阶层为主,三大群体的工资性收入占比均超过50%。其中,中等收入群体的工资性收入比例最高(61.8%),低收入群体次之(55.6%),高收入群体最低(50.6%)。高收入群体最为明显的特征是经营性收入高,其占比接近一半(43.8%),显著高于中等收入群体(14.4%)和低收入群体(20.7%)。

   低收入群体则呈现转移性收入高、财产性收入低的特征。在三大群体中,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来源最小(5.8%),占比仅为中等收入群体的一半左右,但其转移性收入占比(17.9%)高于中等收入群体(13.6%),高收入群体的转移性收入占比为负。这表明中低收入群体,尤其是低收入群体接受了较多转移性收入,高收入群体则存在一定的经常性或义务性转移支出,反映了政策对收入再分配的调节作用(见图6)。

   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未来要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比重,一方面要稳住就业基本盘,保证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来源稳定,带动总收入持续稳定增加;另一方面采取相应措施增加低收入群体的财产性收入。

   (四)家庭结构

   由于本文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收入标准,家庭内部结构或是造成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2018年CHIP调查数据显示,我国低收入群体具有家庭规模偏大、劳动参与率高和抚养负担重的特点。低收入群体平均家庭规模在4.3人左右,明显高于中高收入家庭,其中老人和儿童数量多、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低,这意味着较少的劳动人口要承担更多的抚养任务,导致劳动参与率水平“被动”上升,具体参见表2。收入偏低且家庭负担较重,或是造成这部分群体长期陷入低收入困境的重要原因。

   高收入家庭拥有抚养负担低、劳动人口比高和劳动参与率高的优势。如图7所示,中等收入家庭的未成年抚养比与高收入群体基本一致,但老年抚养比显著高于高收入群体,赡养负担相对较重。未来,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加深,家庭老年抚养比将出现长期上升的趋势。抚养负担或成为限制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关键因素之一,这将对我国社会保障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提出更高要求。

   (五)劳动力受教育情况

   除了家庭结构外,人力资本同样是影响家庭收入的关键因素。基于2018年CHIP调查数据,我们测算了不同收入群体的家庭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和学历水平(见图8、图9)。

   结果显示,受教育年限和学历水平与收入水平呈明显正相关,中高收入群体普遍具有更长的受教育年限和更高的学历水平。从接受过高等教育(大专、本科及以上)的比例来看,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分别为16.2%、49.4%和61.2%。低收入群体中,约60%的劳动力仅获得小学、初中学历,总体平均教育年限仅有9.6年,比中等收入群体低3年左右,这一数值明显大于中高收入群体之间的差异(0.8年)。从这个角度看,人力资本的提升将成为提高收入水平、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关键变量。

   (六)劳动力就业行业分布

   行业间存在着不同的工资率,高技术和高附加值行业往往可以提供较高的劳动者报酬。分行业看,CHIP调查数据中三大收入群体从事服务业的比例均超过50%,其中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群体从事服务业的比例更高,分别为73.3%和78.3%,低收入群体占比偏低。对于拥有更高附加值的知识密集型服务业,高收入群体的就业比例(52.9%)要显著高于中等收入群体(37.1%)和低收入群体(16.9%),这与高收入群体劳动力受教育程度更高的特征一致,或是造成收入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低收入群体就业集中在制造业(19.1%)、建筑业(15.5%)和交通运输(6.5%)、住宿餐饮等传统服务行业,总体上具有劳动密集型、劳动者报酬偏低的特点(见图10、图11)。

   劳动力人力资本上的差异,从根本上会造成生产率上的差距,最终成为影响就业行业和收入水平的关键因素。未来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一方面要通过义务教育、职业教育和技术培训等促进就业行业间的优化流动,另一方面要谨防制造业比重过快下降或制造业智能化过快覆盖,造成低收入群体在没有得到充分培训前大规模失业的情况。

   (七)三大收入群体典型性特征总结

   总的来看,低收入群体中农村人口占比最高,但城镇人口的绝对规模也相当庞大;主要分布于中西部和人口基数大的华东地区;家庭成员多,劳动参与率高,家庭抚养负担重;劳动力受教育水平较低,以小学、初中学历为主;主要从事劳动密集型和劳动者报酬偏低的传统产业;家庭收入以工资性收入和经营性收入为主,转移性收入占比高于其他群体,财产性收入明显不足。

   中等收入群体以城镇居民和外来务工人员为主;主要分布于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地区;家庭劳动力相对充足,抚养负担显著低于低收入群体;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好,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高;就业方面服务业占比相对较高;多数是工薪阶层,主要依靠工资性收入。

   高收入群体以城镇居民为主;区域分布不均衡,半数在华东地区;家庭有明显的劳动力优势,抚养负担相对低;比中等收入群体拥有更高的学历水平和更长的受教育年限;从事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比例最高;除了工薪阶层外,还有相当大比例是自我经营、企业主等;收入来源以工资性和经营性为主,存在转移支出的现象。

   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意义、时间和重点人群

   实现中等收入群体倍增,对扩大内需、提高生产率和社会政治稳定都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课题组测算,2030年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将上升至51%,规模达7.5亿人,到2031年左右有望实现中等收入群体较2018年规模倍增的目标。从现阶段我国城乡结构转型、收入增长的特征看,“进城农民工”是未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需要着力关注的重点人群。

   (一)实现倍增目标的意义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之所以重要,首先与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社会相关(刘世锦,2021b)。世界银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2013年在题为《2030的中国:建设现代、和谐、有创造力的社会》的报告中指出,在1960年的101个中等收入经济体中,到2008年只有13个成为高收入经济体,87%的中等收入经济体在将近50年的时间跨度里,都无法成功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进入高收入阶段。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多数是阿根廷、巴西、墨西哥等拉美经济体,也有马来西亚等亚洲经济体。这些经济体在20世纪70年代就达到中等收入水平,但此后几十年无法突破瓶颈,稳定地进入高收入经济体行列。对这些经济体而言,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万美元GDP就像是一道魔咒,跨越了还要倒退回来。与此形成鲜明比照的是采用“东亚模式”的日本和亚洲“四小龙”,它们用了10年左右的时间就实现了从中等收入经济体到高收入经济体的跃升(刘世锦,2021b)。

   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原因甚多,其中一个重要变量就是收入差距过大,没有形成足够规模且稳定的中等收入群体。反之,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在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过程中都保持了较低的收入差距。由此,李培林等提出了双重中等收入陷阱的命题,认为如果不能解决中等收入群体占主体的问题,也就无法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李培林,2017)。

   对中等收入社会向高收入社会的跨越期来说,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意义首先是增加消费需求,对经济持续增长注入新的动能。这一时期经济增长已由高速转入中速,投资、出口对增长的重要性下降,消费和服务业逐步转为主导性增长力量。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边际消费倾向高(相对于高收入群体)、消费能力强的部分,成为扩大消费容量进而拉动增长非常重要的力量(刘世锦,2021c)。

   中等收入群体扩大、消费扩容,前提是能够实现收入增长,使这部分人由低收入行列脱颖而出。有的研究讨论如何通过提高低收入阶层的消费意愿来提振消费,似乎低收入阶层消费水平低是由于他们不愿意消费,这种情况并不符合实际,主要限制因素仍然是收入水平低。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可以有多种途径,比如通过再分配,但在总体和长期层面,低收入阶层增加收入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要靠他们自身创造财富能力的提升。所以,在增长视角下,对有潜力进入中等收入群体的那部分人群来说,他们不仅是消费者,更重要的应当是生产者、创新者,在这几种身份之间建立起可持续的循环。他们首先是生产者、创新者,创造出社会财富、提高收入水平,进而增加消费,并为下一轮的生产和创新营造条件。

   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进入共同富裕第二阶段,也就是另一部分人也要富起来、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阶段,所面临的挑战和和不确定性都要大于第一阶段。试图后富起来的群体在人力资本、发展机会和发展条件上总体上差于先富起来的群体,而且向前走或向后退的可能性都是存在的,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已有先例。从国内看,前段时间受疫情冲击,部分地区劳动者收入和消费水平下降,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出现阶段性收缩(刘世锦,2021c)。

   提出并实施中等收入群体倍增的目标,是共同富裕第二阶段的重大举措。首先,中等收入群体作为边际消费倾向高、消费能力强的部分人群,群体倍增目标的实现将有效扩大消费市场需求规模,带动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进而激发整体经济的结构性增长潜能。其次,提出目标本身就是有意义的,有利于形成全社会共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创造性,而这正是中国的制度优势之所长(刘世锦,2021c)。

   基于调查数据的测算结果可以证实,中等收入群体的消费支出强度和支出结构,都要明显优于总体平均水平。2018年CHIP数据中,占总人口27.0%的中等收入群体贡献了42.1%的居民消费支出,72.4%的低收入群体仅贡献57%的居民消费支出。简单计算,中等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支出强度达到155.6%,而低收入群体的平均消费支出强度仅为78.7%,两者相差一倍左右(见图12)。从支出结构上看,随着收入水平的提升,食品消费等必需生存型消费占比呈被动下降趋势,享受型消费占比明显提升(见图13)。以汽车为例,调查数据显示2018年低收入、中等收入和高收入家庭汽车覆盖率分别为38.9%、60.7%和78.4%,差距明显(见图14)。

   (二)实现倍增目标的时间

根据我们测算,“十四五”期间我国平均潜在增长率为5.4%,“十五五”期间降至4.4%,2019~2035年实际GDP年均增长为5.0%,在平均通胀率为2.5%的假设下,名义GDP年均涨幅为7.5%。2008年以来,我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围绕名义GDP增速上下小幅波动。从整体看,2008~202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速平均值为10.3%,高出同期名义GDP平均增速0.1个百分点,两者基本吻合。“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将“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目标之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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