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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当代中文法学义务认知之得失

更新时间:2022-08-04 10:31:14
作者: 童之伟 (进入专栏)  
西方有学者认为克劳塞维茨对“绝对”战争概念做形而上学阐述的例子是运用“逻辑极致”方法的典型,[48]它类似中国的归谬法。欧美关于运用的三种方法和标准中,“理性”和“逻辑极致”不太适合本文的主题,但“融洽”标准中的“自洽”部分可为本文所用。现以唯物史观为指引,选定以下三个具体标准来衡量包括义务在内的法学基本概念反映对相应法现象认知的水准:认知深度;周延程度;自洽程度。其中,理论深度是本质主义法学特有的,其他两标准几乎是各个学科都可接纳的。法学基本概念接受三尺度检测,其中优良者获得的评价应该是趋于深或高,反之则为不甚适格。

   (一)当代义务概念反映的对义务现象的认知深度

   义务概念对各种义务现象的认识深度,首先当指这种认识的历史深度。当代任何法学者研究义务,必然同时面对义务现象和义务概念,前者属于客观的现象世界,是认识活动的历史起点、现实对象和检验认识是否具有真理性的基准,后者属于记录人对前者认识的成果的主观法学世界。通常,义务概念积淀了前人认识义务的成果,也会记录下后来者在前人基础上对义务增加的新知识。但是,强调研究有历史深度并不意味着研究义务的每一个学者都一定要亲自从原始社会开始、或从古希腊古罗马的义务现象和最初的义务概念开始。因为,当代中文法学义务概念直接涉及的时间段、相应现象和人的相关实践活动的范围很明确,在研究过程的开始阶段,研究者通常已经通过批判地接受当时的义务概念而事实上继承了前人对迄那时为止的认识义务的成果。所以,为了实现义务研究过程的衔接,讨论中时间往前、空间向外做必要延伸是应该的,但主要还是限于当代中文法学面对的义务现象和义务概念。义务研究有历史深度的要求对我们当代学人来说就是研究时注意义务从日文法学来到中文法学后,自梁启超以来“义务”在指代对象、被认定的实质等涉及根本含义方面的变迁。应该说,按这个标准,我国学者过去七十余年对于此前中文法学认识义务的成就是有所关注的,但关注度比较低。这方面的例证不少,如没有继承吸纳甚至罕见有人关注梁启超在义务起源、实质研究方面超越加藤弘之的深刻认识,没有重视和继承与权力相关联的义务认识成果,等等。在这种情况下,义务研究的后来者自然难免因为缺乏对中文法学义务研究之前期成就的了解从而造成低层次重复或甚至认识不及前人达到的水准且不自知的状况。

   在义务认知方面,比历史深度衡量更为重要的是理论深度衡量。理论深度旨在探寻和回答义务在归根结底意义上是什么的问题。通过把握某种法现象的本质或实质从而在根本上认识义务,是本质主义法学认识法现象的特有方法。相比较而言,经验主义法学不承认义务有什么本质、实质,即使偶尔说到义务本质、实质之类话语,也只是在法规范等外在现象层面强调义务的某方面特征,因而与本质主义法学所探求的本质不是一码事。若欲衡量当代中文法学的对于义务现象之本质的把握深度,先得展现已有的较典型义务概念定义和阐释文字。当代中文法学较典型义务定义及其阐释性文字值得肯定的共同点,是基本都以不同表达方式承认法义务的现实基础是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的物质生活条件。以此为前提,这里可将本文第一部分有所提及的当代中文法学诸多义务定义或准定义简要概括为以下几种:(1)法律规定的应该做什么不得做什么的行为规范,或按法规则的指示做或不做某种行为的正当性;(2)依法律应该干的行为和不应该干的行为,即作为和不作为;(3)人们应该和必须适应权利主张而作出或抑制一定行为的负担或约束;(4)法律规定的、强制公民必须履行的责任;(5)法律规定的、法律关系主体必须履行的责任;(6)与目的相对称的手段,即形成特定法律秩序的手段;(7)与法权总量相等但性质相反,直接或间接体现为负利益或负值财产,以及为促使其实现而制定的应作为或不应作为的法规则。应该说,这些义务准定义和原本附随的论述都有本质主义法学的特征,在不同程度不同层次上对义务做了解说,也或多或少回答了义务归根结底是什么的问题。

   但是,若要具体衡量上述不同义务定义所反映的对义务现象的认识深度,就得细究这些定义接近义务最深层本质的程度。为此,有必要区分法义务的本质和本质载体:特定法现象的本质指的是在该法现象下面(或后面)决定义务之所以是义务而不是别的东西的根本属性或特征,而法现象的本质载体则是指其法现象根本属性的承载者。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将义务视为经济关系的上层建筑,更具体地说,是将法律上的义务视为其法制上层建筑的构成要素,同时将义务概念视为基于相应经济关系并且应反映现存义务法律制度状况的学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这个理论事实及其内在逻辑所决定,马克思主义法学探寻义务现象的一般本质,或获取了义务概念后做反向工程(即说明该义务概念的内容)必须向下“挖掘”,直到触及负经济利益、负值财产性载体。基于唯物史观看问题,一般化地说明义务与对应经济关系的联系非常必要,但又远远不够,因为这还只是复述了马克思、恩格斯已经说过的意思,没有将相关原理开拓性地具体运用到义务认知过程中去。

   马克思、恩格斯对于义务,如前所述,多数情况下是直接在义务的本质载体层面讨论的,虽然这些载体也是法律规定的内容,如捐税、徭役租、代役租、什一税、缴费、赎金、死亡税、好家畜使用权缴费、治疗税、保护金、权利宣告税、诉讼罚金、饲养税等等。[49]其实,权利、权力、剩余权、法权、权也都有本质载体,道理与义务有本质载体相同,只不过前者的本质载体表现为正值财产性实体而已。像马克思、恩格斯那样,将义务的本质挖掘到各种有形和无形财产、各种体力脑力的劳动时间支出层面并确定其具体本质载体,是历史上和当今马克思主义法学都做得不够的事情,现在应该对之有所弥补。把对义务本质的研究既在一般意义上又在分解开来后具体推进到负值财产性实体层次,不仅是唯物史观的要求,也是能否合理解释基本的法现象本身及其相互关系之关键。20世纪80年代及此前中文法学义务研究的不足,主要有两个:一是限于一般性地指出义务法律制度、义务概念是经济关系或居主导地位的社会集团物质生活条件的上层建筑,但不能在一般和具体两个层次明确本质载体,实际上只是复述了马恩概括的原理,没有具体分析;二是把经济关系或物质生活条件解说为掌握权力者可主观改变的生产关系,而不是恩格斯定义的以“生产和运输的全部技术”为核心,包括发展的地理基础、沿袭下来的先前各经济发展阶段的残余和相关外部环境在内的经济关系。[50]这两种局限,我们都可从前文引述的上世纪80年代末将义务这种上层建筑树立于其上的物质生活条件定位于社会主义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有计划商品经济这类论述中看出来。

   有了义务本质载体的观念,我们就很容易把“义务”的主观属性和“义务”的客观属性区分开来:法律等行为规范规定的义务或关于义务的规定,虽必须以客观物质生活条件为基础,但它们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是制宪者、立法者意志或主观安排的产物;义务的终极性内容即本质载体是客观的,属主观分配或安排的对象。至于义务概念,它也有本质(或内容、实质),但它只是对义务现象本质之认识成果的记录。历史上多数法学著作都会论及义务概念的本质或内容,但往往只抽象、表面化地论及,如“不利益”“负担”等,没有把重点放在本质载体层面加以说明。长期以来,中文法学由于没有说清上述差别,缺乏本质载体观念,以致被宣示的一些重要命题的确切含义、是否成立以及若成立的话,有效性限于哪个范围等具体情况,实际上是不清楚的。在对义务做了两种属性的区分、特别是有了本质载体观念后,相关命题的含义及其包含的真理性的有无和多少,就比较容易合理解说或判断了。

   义务是具体和可分的,不同类义务的本质和本质载体彼此间也有所不同。个人义务和公共机关及其官员的公职义务,其具体负性经济利益、负值财产性载体就很不相同。它们的本质、本质载体应分别归结为两种不同的、可用货币计量的各种有形和无形财产的负值,包括体力脑力劳动时间支出,对预见可获取的利益、财产收入的放弃等等。具体地说,可谓个人义务的本质是私人的负利益,本质载体是具体的私人财产负值的承载体,如可用货币计量的私人债务、公民应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公职义务的本质是公共机关本身的负性利益,其本质载体为相应的公共机关的财物支出,如给公务人员的工薪支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维修费用支出等,还有向行政管理相对人提供的服务等等。

   对任何法现象之本质和本质载体认知的改变,必然引起对该现象其他方面认知的改变。对义务和法义务本质、本质载体之认识的形成和改变,必然从根本上改变此前法学界形成的对义务的认知。当然,对义务现象的认知并不是越新越好,而是新且更能真实、准确地反映义务本身的真实状况才算好。新的义务本质观、本质载体观,有助于法学者比过去更为实事求是地解说义务及其内部外部联系,下面不妨试举几例说明这个道理。

   例一,关于“权利和义务两者是统一的,两者的接合部互为界限”。权利和义务两者统一于什么?既是统一的,就有同一体,权利和义务的统一体何在?统一在一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中吗?这是事实,但法的各种各样现象哪一个不统一在其中呢?因此,说义务与权利统一在法律规范体系中没有多少意义。指法关系主体享有权利就应该履行相应义务吗?不错,应该如此。但这只是应然的情形,往往不是一个个具体场合实然的情况,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是如此。权利和义务接合部互为界限?从本质载体看,权利义务是性质相反的东西,并不构成一个两者各自作为部分构件的统一体,因而也不可能有统一体构建结合部意义上的界限。当然,债权(权利)债务(义务)是有界限的,但这不是一个统一体意义上的内部界限。所以,(1)“权利和义务两者是统一的”,只在以下意义上是成立的:任何一种实在的权利,它一定得有人尽相对应的义务才得以产生和维持;任何一种有效的义务(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意义上的义务)必然产生相应的权利,就像有效劳动必然形成某种商品或劳务;(2)义务与权利没有接合部意义上的界限,只有由其本质载体的性质、数量决定的负与正、失与得的界限:权利是收入,义务是支出;超标准多收钱款应返还多收部分,超标准付出的钱款应收回超额部分,如此等等。

   例二,关于“权利和义务互为条件,可以互相转化”。从法律等行为规则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方面可通过修改规则把原来作为权利的某种行为规定为义务,把原来作为义务的某种行为规定为权利的意义上说,这个命题在一定的范围内是成立的。但是,从义务、权利的本质载体看,一项具体权利与它相伴随、相对立的义务,都是确定的,就其本质载体而言,则是不可能相互转化的。如某甲欠某乙1万元钱、某丙按合同应为某机构服务3年等情况,从债权债务相对应意义上,说它们双方的存在互为条件是可以的,但它们本身谈不上相互转化。当然,欠1万元钱却错还了2万,服劳务超过合同规定的时限而又未获得相应报酬,原来的债务人成了债权人,则是另一码事。但这也不是原权利义务本身相互转化,而是因新的法律事实产生了的新的权利义务关系。

例三,关于“没有无权利的义务,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以及义务与权利或义务与权力可否分离。在客观的、本质载体的意义上,确实“没有无权利的义务”。因为,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意义上的体力脑力支出以及正常生产成本支出,一定会形成以拥有某种商品或为人所需的劳务形式存在的权利。同理,任何商品和劳务,客观上一定有人支付了生产成本或体力脑力劳动。在这个意义上,同样真实的情况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即任何财产和服务,都是得有人生产、提供的。西谚“世界上没有免费午餐”,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但是,在法律规定的意义上、在主观安排上,完全可能让有些主体承担的义务没有权利或没有足够权利,同样,也可以规定有些主体享有权利却可不履行或少履行义务。如恩格斯所言,那种极不公正的社会可以“几乎把一切权利赋予一个阶级,另方面却几乎把一切义务推给另一个阶级”。其中那个被赋予的几乎“一切权利”,就是没有义务或很少义务的权利,而那个被迫承担的几乎“一切义务”,就是没有或很少权利的义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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