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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飞龙: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挑战与回应

更新时间:2022-08-04 00:56:51
作者: 田飞龙 (进入专栏)  

  

   [摘要]香港青年社会运动中存在的激进因素,是由香港独特的历史、境外势力插手以及香港青年教育背景决定的。香港青年社会运动的极端化暴露了香港青年在国家认同方面的薄弱状况及香港国民教育的缺失。香港国安法是中央依法展开拨乱反正的关键一步,开启了“一国两制”制度丰富发展的新时代序幕。在香港国安法实施背景下,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仍存在挑战,香港教育异化及其对香港青年价值观塑造带来的负面影响特征,揭示出香港教育范畴的治理整顿迫在眉睫。香港国安法和新选举法为“爱国者治港”与香港拨乱反正提供了法治前提和操作思路,为解决香港青年国家认同难题获得前所未有的契机。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规范性重构,需要智慧、定力和正确有效的工作方法, 对香港青年政治心智的再教育和有效引导,是新时代下“一国两制”不可回避的重要实践课题。

   [关键词]一国两制;香港国安法;青年运动;国家认同;国民教育

  

   香港回归以来,香港基本法第23条立法未能完成,国民教育未能有序推行,政改挫折带来香港民主运动的激进化与暴力化,这些相关因素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2014年非法“占中”,2019年“修例风波”及“黑暴事件”,全面暴露了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薄弱状况,香港青年运动中的激进因素汇集闪现。中央因应香港乱局,提出建立健全“一国两制”制度体系的法治工程,并通过香港国安法和完善香港选举制度,以“爱国者治港”根本原则开启香港社会的一系列治理改革和文化再造,开启新时代香港“一国两制”的新征程。中央管治权的实际介入及其成效,带来了香港民主法治的光明前景。

   有了香港国安法的整体保障,新选举法的改革与落地相对顺利。激进青年运动受到法治约束而未能对选举民主过程造成严重威胁与破坏。2021年9月19日,新选制下的选举委员会选举顺利完成,初步测试和检验了新选制的民主正当性与制度合理性,但从实际参选及竞争性来看,仍有非建制派的“揽炒”痕迹以及青年选民号召抵制的尝试,显示出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度仍在波动之中。2021年12月19日,新选制下的香港立法会选举有序完成,没有出现任何的街头暴力、选举胁迫或青年本土派的激进竞选行为,本土极端势力和外部干预势力的选举煽动和破坏行为被依法制止。此次立法会选举因香港国安法保障和新选制的理性引导,从制度上排斥了选举暴力因素,是合法、和平、有序和有质量的民主选举。2022年1月3日,香港新立法会的90名议员在特首监誓下依法完成就职宣誓,过程中没有任何侮辱国家民族的政治泄愤和极端立场挑衅,规范的宣誓秩序实现了“爱国者治港”的制度目标。作为一项“权力的圣礼”,就职宣誓是政治效忠的典型仪式,是象征性和法律约束性的有机结合。2022年5月8日,新选制下的香港特首选举顺利完成,李家超先生高票当选,显示香港民心所向以及香港社会国家认同的好转。李家超先生的竞选纲领凸显了对香港青年国家认同与青年成长的政策关注及有力的措施构想,预示着“一国两制”框架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的更优政策环境和更好制度基础。2022年5月30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刚获正式任命的李家超先生。充分显示出,在中央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社会各界的共同努力下,香港已实现由乱到治的重大转折,正处在由治及兴的关键时期。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对香港“一国两制”实践进程与历史方位的权威判断和指导。具有“重大转折”内涵的不仅仅是有形的制度规范, 更是包括青年在内的社会政治基础与人心认同。

   从选举到宣誓,从制度到社会,从话语到行动,香港青年本土派似乎已全面退场,不复曾经的激进思潮和集体行动。“爱国者治港”的政治正确性及其社会文化认同得到国家制度力量和道德权威的加持而落地生根、修复巩固。这是国家制度力量的强制性介入和自上而下的社会重整,包括在香港国安法保障下进行的有关教育、传媒、行业组织和司法领域的相应改革。客观而言,这一转变过程有序展开但远未完成,“人心回归”或许将成为香港治理下一阶段的关键。

   今年是香港回归祖国二十五周年,也是香港国安法实施两周年,是审慎评估和检视香港国安法对青年国家认同具体影响及走向的重要时刻。本文拟对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危机现状进行分析,对香港民主精神的变异进行梳理,并对香港特区政府的课程改革计划进行实证评估及提出有关政策建议。

   一、香港国安法背景下香港青年的民主困境

   2021年7月,在香港国安法实施一周年之际,香港发生了直接挑战国安法的恶性案件。香港国安法在香港虽已落地,但未完全入脑入心,新法治与香港青年群体的沟通磨合仍有诸多阻隔因素。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一些相关事件的发生再次暴露了香港法治及国家权威建构面临的严峻境地,以及香港青年国家认同的危机现状。社会正义观的重建,是香港社会重建与“一国两制”制度体系建设的重中之重,将颠倒的正义观矫正过来,需要中央和香港社会的共同努力。其一,香港国民教育立法及系统改革刻不容缓。放弃教育主导权就是放弃香港未来,中央与特区政府必须依据香港基本法和香港国安法共同推进这一根基性事业;其二,香港国安法进校园及青年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法治意识与守法伦理必须得到系统性检讨和重建,校园内宣扬违法暴力的声音和力量必须得到严厉遏制和惩处;其三,检讨和修订有关香港学生会的法例及自治规章,依法监管和引导学生会及其他学生组织合法开展活动及服务校园和社会;其四,重视回应和解决香港民生疾苦,在“爱国者治港”的有利制度条件下集中力量解决香港社会公平正义的深层次问题及发展前景,以“贤能政治”“民生政治”和“希望政治”重置香港社会的“人心政治”生态和取向,挖除本土激进主义的社会病灶;其五,社会自身的正义声音和集体行动,是清理倒错的正义观及其危害性的最深厚力量,香港社会需激发和扩展维护正义观的共识和体系,社会不放纵,激进的“学生”和“员工”就会丧失舞台与勇气,社会正义的恢复就会加速完成。经过上述聚焦香港青年的法治教育和行为引导,国家认同在香港有望打开缺口,获得生机,从而从根源上清理恶性事件发生及学生会决议的社会文化土壤。

   从更长期的政治过程来看,“爱国”与“民主”的二元对立是香港青年国家认同薄弱化的精神根源之一。与香港国安法所追求的“爱国者治港”的法治精神相悖,香港青年的国家认同受到激进社会运动和民主选举文化的深刻塑造与影响,其基本认知形态和行为逻辑很难短期之内改变。香港青年陷入西方民主范式营构的民主精神困境,与“一国两制”处于精神对峙状态。2021年中央因应香港选举安全危机和“爱国者治港”的制度化需求而完善选举制度,构造了新选制,但投票率难题以及香港青年的选举不合作现象继续揭示着香港青年的民主精神困顿状况及其政治风险性。

   新选制下的三场全港性选举中,立法会选举是有着明确的直选成分和社会动员性的选举,也是竞争面和参与度最为开阔的选举,我们可以从中检视香港选民尤其是青年人的政治取态和行为逻辑。新选制下的立法会选举,是“爱国者治港”严格条件下的民主过程。面对新选制,香港反对派尤其是青年本土激进派无法抗命,也不甘心自我改造后参选。香港民主党因其青年一代的新领导层无法凝聚参选共识,最终错失转型为“忠诚反对派”的历史机遇。香港青年本土派始终无法摆脱“时代革命”激进情结而回到“一国两制”和新选举法的法治框架思考和适应新的民主。

   因新选制的“爱国者”清晰边界而制度性出局的反对派们,未能在相对短暂的政治转型时间内完成基本盘的“忠诚反对派”自我改造,实际状态是要么销声匿迹,要么只关注“直选投票率”并想尽办法煽动选民投白票或不投票,企图削弱新选制及其背后的国家立法者权威。严格来讲,这些“负面投票”的煽动者和可能的追随者并不是在支持和爱护香港民主,而是进一步制造社会撕裂和民粹对抗,并为美国等西方势力否定香港民主和展开“民主制裁”提供借口。

   此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发生于中美“民主大辩论”的余波之中,选举投票的有关指标(特别是投票率)必然成为这场世界级民主辩论的相关联的“焦点战场”,一个检验和拉锯“香港民主”话语权的斗争性议题。当然,无论是旧选制,还是新选制,都是对香港自治能力的检验和测试,是对香港民主精神与合作理性的摸底和塑造。此次立法会选举,是香港民主精神的大考,势必深刻影响到香港民主与社会自由的未来演变以及国际社会对香港民主自治能力的评估和互动。

   在“投票率迷思”、外部复杂的国际舆论环境以及新选制艰难落地的整体氛围下,有学者站在哲学思辨和责任伦理视角,对香港的民主历史、制度和演变规律进行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对人民与宪法互动之道有理性思考,指出“一国两制”作为主权秩序的例外安排,需要香港社会特别珍惜以及国家小心呵护。言下之意,任何破坏“一国两制”内含之国家利益和香港繁荣稳定的行为均应受到谴责。

   新当选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此前立法会选举前夕曾表示香港仍有大量“外国代理人” 在策划破坏立法会选举,贬低香港民主。可想而知,这些“外国代理人”的主要考核业绩正是“低投票率”或“高白票率”,他们的地下动员能力和选民基础不容低估。新选制虽然落地,香港“颜色革命”之忧虽然远去,但“爱国者治港”的社会政治基础远未巩固。此次香港立法会选举夹杂了香港本土主义的强大在地势力、中美矛盾和东西方冲突的宏观背景及力量斗争的复杂因素,常规常理之解释与沟通未必能够奏效,香港民主发展前景依然面临诸多现实制约。

   然而,如果香港民主不寻回国家前提,不依据新选制展开,任由白票和不投票的选举“揽炒” 横行,加之投票后的香港民主话语权斗争和来自美国等西方势力的各种干扰,香港民主的未来又有什么希望和光亮呢?因此香港民主再出发必须从新选制开始,走在香港自己的大地和制度上。

   国家的制度框架和民主空间已然给定,国家安全与香港民主的“暂时平衡解”就是新选制, 而能使香港民主重获生机与活力的最关键角色便成了握有实实在在选票的每一个合资格选民,只有他们负责任地集体投票和理性选择才能使得香港民主赢得国家信任和国际社会尊重。而如果他们简单迎合反对派的煽动,选择负气不投票或泄愤投白票,其政治本质就是将香港民主一同“揽炒”, 堵住香港民主再出发和未来发展的一切希望和通道,并对下一代负上严重的拖累民主进步的时代责任。新选制下的具体投票已不是关于具体选举哪个候选人的策略行为,而是对香港民主与香港未来的信任投票,很遗憾,香港青年的民主精神困境并未在此次投票检验中有显著消解,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建构之路仍然漫长且艰难。

   香港国安法因此在象征意义上和功能意义上就成为结构性扭转香港社会意识形态及香港青年国家认同危机趋势的风向标。新选举法关于“爱国者治港”与香港民主新秩序的法理重构与制度安排,是对香港青年民主观和正义观的积极矫正。2021年12月20日,中央发布《“一国两制”下香港的民主发展》白皮书,从历史、法理、制度与前景全方位展示香港民主的来龙去脉与是非曲直, 对香港青年匡正民主观与正义观有着权威教科书与行为指南的作用。香港回归以来,中央一共发布过两份涉港白皮书,一份是2014年发布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其中最关键的法理概念是“全面管治权”,国家权威与权力据此得以具体化与系统化,而另一份就是香港民主白皮书,其中最重要的概念是“爱国者治港”,这是香港民主制度的灵魂与风向标。2022年5月30日,习近平主席在会见李家超时对新选制与香港民主发展有着“一锤定音”的政治判断和肯定,即“这是一套符合‘一国两制’方针、符合香港实际、符合香港发展需要的政治制度、民主制度,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

总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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