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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庆国 夏维勇:中日邦交正常化五十年:回顾与分析

更新时间:2022-08-04 00:52:39
作者: 贾庆国 (进入专栏)   夏维勇  

   在两国政府的积极推动下,两国经贸关系不断发展,民间交流日益密切,两国关系的基础得到巩固和加强。当前,以“一带一路”倡议为契机,中日两国继续在基础设施建设、节能环保、养老医疗以及“互联网+”、物联网、云计算、电子商务等新兴产业领域开展务实合作,不断扩大和深化两国经贸交流。

   第五个原因是两国政府审慎管控分歧,特别是历史问题和领土争端。多年来,尽管两国关系不断受到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的困扰,但两国政府都努力避免因此走向对抗和军事冲突。例如,为了防止历史问题过度政治化,冲击两国整体关系,2006年,两国政府决定组织两国专家学者对中日历史问题进行共同研究。再比如,近年来,由于种种原因,钓鱼岛问题升温,两国飞机和舰只在钓鱼岛附近海域相遇概率急剧上升,为了避免出现意外冲突和管控冲突性质,两国政府分别在巡航舰只性质、巡航频率、相遇行为规范等方面采取了一些致力于管控风险的措施。2008年,也是为了管控领土和海洋权益争议问题,两国政府通过反复谈判和协商,一度达成合作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协议,可惜这个协议后来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得到落实。随着双边关系的缓和,在2019年大阪G20峰会期间,中日领导人达成“十点共识”,双方同意“妥善处理敏感问题,建设性管控矛盾分歧”;“继续推动落实东海问题原则共识,共同努力维护东海和平稳定,实现使东海成为和平、合作、友好之海的目标”。两国政府的上述做法,明确表明了两国希望和平处理历史问题和领土争议问题的意愿,客观上也确保了两国关系紧张时最大限度地避免由于意外出现军事对抗和冲突的可能性。

   三、为什么近年中日关系冲突不断、困难重重?

   近年中日关系冲突不断、困难重重的原因有很多,日本政府尤其需要反思。第一,作为二战期间加害方,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暧昧和前后矛盾的态度是一个重要原因。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首先体现在对待靖国神社的态度。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些日本政要在靖国神社的态度上转向,不少人在特殊日子参拜靖国神社或者是供奉祭品。小泉纯一郎在首相任期内,连续5年参拜靖国神社。安倍晋三担任首相以来,日本官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的立场继续后退,从首相到阁员再到议员,从执政党到其他在野党,日本许多政要都以不同形式祭拜靖国神社。比如,2017年4月21日,日本跨党派国会议员联盟“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来自自民、民进和日本维新会等党派的日本参众两院约93名议员集体参拜靖国神社,其中包括首相辅佐官卫藤晟一、文部科学副大臣水落敏荣、自民党选举对策委员长古屋圭司、前冲绳和北方四岛担当大臣山口俊一、前国土交通大臣羽田雄一郎等。8月15日,安倍晋三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连续第5年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并表示对无法亲自参拜感到“抱歉”。这一天上午,自民党干事长代理萩生田光一和第一副干事长小泉进次郎参拜了靖国神社。曾于2013年参拜靖国神社的安倍晋三本人在2017年10月17日,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而在2021年8月15日这一天,菅义伟内阁的环境大臣小泉进次郎、文部科学大臣萩生田光一与世博担当大臣井上信治参拜了靖国神社,菅义伟则供奉了祭祀费“玉料串”。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西村康稔和防卫大臣岸信夫已于13日参拜靖国神社。

   对历史的暧昧态度集中体现在安倍晋三2015年8月14日的谈话。在这个谈话中,安倍仅仅是以回顾历届内阁历史认识立场的方式间接提及“反省”和“道歉”。他说:“我国对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多次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这些历代内阁的立场今后也将是坚定不移的。”同时,该讲话对战争的性质也避而不谈,仅表示“日本迷失了世界大局”,是“国际秩序的挑战者”。2021年8月15日,菅义伟在全国战殁者追悼会上的讲话,沿袭安倍晋三路线,避谈日本在战争中的加害者责任。

   部分日本领导人的历史观也表现在日本政府对教育领域的介入上。如安倍晋三试图从历史教育、公民教育等课堂教育入手,对年轻人的历史观进行改造,为修宪等措施铺路。他甚至在国会答辩中宣称不排除在学校教材中采用日本二战前的《教育敕语》,以阁议的形式同意在教科书中“批判地”“否定地”引用希特勒《我的奋斗》中的内容。此外,自2014年以来,日本文部科学省要求教育界在“没有定论”的历史、领土问题上体现政府立场主张,在2017年公布的新版“学习指导要领”,在中学体育课程的“武道”内容中加入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日军作战训练的重要科目“拼刺刀”。

   在此背景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本国内频频出现修改教科书、篡改历史的做法。鉴于日本的教科书需要文部省(文部科学省)专门委员会的审定才能出版,这一做法屡次遭到中国方面的强烈抗议。尽管如此,教科书问题一直未能得到妥善解决。进入21世纪以来,以“新历史教科书编撰会”为代表的右翼团体大肆宣扬皇国史观,美化太平洋战争,从根本上否认日本进行殖民统治和发动侵略战争的责任。

   这类教科书修改的结果包括:一、淡化日本的侵略行为,比如在1982年把“侵略华北”改成“进出华北”,在1986年把日本侵华战争描写成日军被迫应战。二、拒绝承认和歪曲南京大屠杀的真相,声称“当时的情况存在很多疑点,至今仍有争论”,认为“事件的起因是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而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则变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三、否认日军制定并运营“慰安妇”制度,在2014年删除了“随军慰安妇”和“强征”等字眼。2021年4月,日本政府决定,从2022年起,日本高中二年级以上学生使用的教科书中将禁止使用“随军慰安妇”或“日军慰安妇”的表述,并以“慰安妇”的表述取而代之。

   第二,日本一些人对中国崛起的担心不断增加。这种担心由于日本政府和媒体的强调而不断强化。近年来,中国加强了在东海、南海等区域维护国家领土和海洋权益的行动,相关的公务船只和军机军舰对相应的海域空域的巡逻次数不断增加,海军和空军进出西太平洋进行军事演练逐渐常态化。对此,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多年专门在“周边安全事态”和“安全保障与防卫政策”等部分,详细列举中国海警船只在钓鱼岛附近活动的天数和船只数量,中国军机和军舰的一些例行演练活动等,不断暗示中国的活动构成了对日本的威胁,表达对中国军事能力提升和军事透明度的担忧,强调通过“自由开放的印太”构想(FOIP)确保世界的和平与繁荣。防卫大臣岸信夫甚至在卷首语中花了大量篇幅凸显中国对日本的“安全威胁”。日本《外交蓝皮书》也反复强调类似对中国军力的快速现代化,国防支出持续增加,中国在东海、南海活动的担忧。2021年7月,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将中国维护南海主权的行为解释为凭借实力和施压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尝试。

   为了缓解上述来自中国的所谓“威胁”,一些日本政要还试图利用台湾问题来牵制中国。2021年,日本方面频频就台湾问题发表负面言论。6月,时任首相菅义伟与立宪民主党代表枝野幸男会谈时,明确指称台湾为国家,枝野幸男更是大赞台湾为“抑制疫情扩大的成功国家。”7月,副首相麻生太郎在东京发表演讲表示,中国若攻击台湾,日本将依照相关法规,行使受限的集体自卫权,美日两国要一同防卫台湾。12月,前首相安倍晋三宣称“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也是日美同盟有事”。

   此外,自2005年以来,以麻生太郎为代表的日本政要还鼓吹和推行“价值观外交”“自由与繁荣之弧”“日美澳印联盟”等,试图利用中日两国意识形态上的差异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孤立中国。

   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民众对对方的看法日趋恶化。各类调查数据都反映了这一状况。第12次“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的结果显示,领土争端、海洋资源纠纷和历史问题是阻碍双边关系发展的重要因素。66.6%的日本受访者认为领土争端是阻碍两国关系发展的主要问题之一;35.4%的日本受访者认为海洋资源纠纷阻碍两国关系发展。日本内阁府2016年12月26日的外交舆论调查表明,对中国没有亲近感的人群比例高达80.5%,认为中日关系不好的比例达83%。而皮尤调查的数据也表明,2012年,日本仅有15%的受访者对中国抱有好感,2013年仅有5%的受访民众对中国持有正面看法,2014年这一数据为7%。2014年,日本85%的受访者担心与中国的领土争端将导致军事冲突,68%的人认为中国是“最大的威胁”。到了2016年,双方民众间的不信任程度仍非常高。皮尤调查的数据显示,日本86%的受访者,中国81%的受访者对对方持负面看法。2021年,对华有负面观感的日本民众占88%,在所有调查国家中排第一。

   第三,两国国内部分民众在历史问题上存在错误认知。如将中日战争认定为民族战争,否认日本统治阶级是战争的罪魁祸首以及中日两国人民都是战争的受害者的说法,并把当前的中日矛盾说成是民族矛盾,这种认知使得中日两国无法摆脱历史问题的困扰。

   毋庸置疑,中国的抗日战争的确是一场全民族的抗日战争,无论是从地域看还从参与阶层看,对中国而言都是一场全国性的救亡运动。但是,正如中国领导人一贯指出的那样,这场战争的发动者是日本军国主义者,广大日本人民,尽管有加害者的一面,但和中国人民一样,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然而,在近些年的网络上,在一些别有用心的人的煽动下,两国一些网友认为中日之间的仇恨是“民族仇恨”,“这种仇恨不光对于中国崛起,而且对于日本的崛起都是一道不可逾越的坎”,甚至出现“中日之间必有一战”的极端言论。

   为什么会出现上述错误认知?一是来自日本方面的刺激。如以林房雄、三岛由纪夫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分子把日本对亚洲各国的侵略战争美化为“自存自卫”的“大东亚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解放亚洲的战争”。而且这样的说法在今天的日本社会有一定的受众。二是日本政府出于多种原因考虑,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就逐渐把战犯当作“因公伤、病、亡人员”,不但享受国家补偿,而且还合祀入靖国神社,成为日本人膜拜的“民族英雄”。这些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不少日本人选择性认识对战争的责任,越来越多地忽视日本的战争加害者角色,而越来越多地强调日本的战争受害者角色。日本右翼政客和媒体的推波助澜也使这一偏见不断强化。在此背景下,曾经大力呼吁日本人既要看到自己是受害者,更要看到自己是加害者的日本左翼和有识之士的声音在日益保守的社会中逐渐边缘化。日本民众的这种错误认识和右翼人士美化历史的鼓吹经过各种渠道传播到中国以后,使得一部分中国人感到疑惑,质疑区分日本人民和军国主义者的做法,并进而修正已有的历史认识,不再把日本的军国主义者和普通民众进行区分。这种情况在一定程度上使两国在历史问题的认识上陷入了一个“恶性循环”。

   日本方面不少人将中国少数人对历史的错误认知归咎为中国民族主义上升。实际上,这一问题的主要根源还是日本某些领导人的历史修正主义做法和日本右翼极端民族主义的行径。

   此外,日本国内有些人认为中国强调正确认识历史是为了矮化日本。事实上,中国政府强调正确认识历史的目的,不是想矮化谁,更不是为了记住仇恨,而是真诚地相信只有在正确对待历史的情况下,中日两国才能更好地发展和平友好和互利合作的关系。

   最后,互联网时代负面新闻的放大效应。互联网的出现使得两国国内对对方国家极端负面的声音被放大并得以广泛传播,进一步加深了两国对立情绪。在新闻传播领域的“放大效应”指不同媒体在很短的时间内对同一个事件进行多角度、高频率的“新闻轰炸”,受众不断受到具有一定价值导向的信息的刺激。大部分受众在没有警觉意识、没有时间和精力弄清事实真相的背景下,往往会对相关信息得出扭曲性理解和错误判断。在互联网时代,对事件的扭曲报道和解读又会经过网络中个体或群体的互动,致使负面舆论集中涌现并快速传播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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