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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希颖:新形势下国际话语权建设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2-08-04 00:47:16
作者: 雷希颖  

  

   【摘要】国际舆论博弈表现出事件信息的全方位呈现、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松动、国际网络的“国家化”回归、网络信息的“圈层化”传播以及舆论博弈的“中国场”聚焦的时代特征,当前国际舆论博弈现状的形成及特征呈现,从根源上,是由美国垄断国际平台话语权的现实催生的。中国未来在国际舆论博弈领域可以从建立和强化“博弈思维”,推进国际舆论场“根据地”建设,运用综合手段对“圈层人群”实现有效覆盖等方面展开探索。

   【关键词】国际话语权 国际舆论博弈 网络社交平台 【中图分类号】D820 【文献标识码】A

  

   在国际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往往会对现有国际秩序、治理机制、价值体系等造成具有冲击力的影响。当前,移动互联网对重大事件相关信息的全方位呈现,以及多元认知信息投放对重大事件的系统介入,刷新了国际社会对现代冲突的理解,重塑了世界各国对意识形态舆论博弈在现代冲突中的重要性及影响力的认知。相似的情形在1991年美国通过电视媒介对“海湾战争”进行“全天候”全球转播时也出现过,“在这场战争中,美国人民获得了比以往任何一场战争更好、更广、更细致的信息披露”,美军在顺应新形势进行战争模式调整的同时,通过对信息流动的有效控制,既满足了舆论的信息需求,又确保了舆论引导方向,最终赢得了公众支持。这种变化正是美军对在越南战争中因忽视电视媒体的兴起及传媒特征而被动吃亏后的反思和应对,是其公共舆论应对机制不断完善后的成果。当然,“海湾战争”期间出现的情况及带来的影响与近些年发生的冲突情况虽有相似,但也有明显不同:“海湾战争”中美国的电视媒介确实做到了与“沙漠风暴”等军事行动几乎完全同步的直播,可它终究是服务于美军战争叙事的需要,从“强者视角”进行呈现,本身并不会对战争的进程产生太大影响。

   2022年发生的俄乌冲突情况则不然,西方把控下的国际舆论场有意识地从“弱者视角”展开叙事,争取国际舆论对西方支持一方给予更多同情,进而壮大各国国内“反战”声势,影响政治决策。这是国际社会第一次强烈感受到,基于移动互联网媒介的意识形态舆论塑造原来可以对现代冲突的演进产生如此深刻的影响。近些年,每逢重大事件,中国民众最强烈的感触就是中国舆论场越来越具有国际意义。为了更好呈现新形势,评估新变化,提出新思考,为中国应对未来可能面对的情况提供参鉴,本文从近些年国际舆论博弈呈现出的时代特征、国际舆论博弈现状形成的时代原因以及新时代国际舆论博弈带给中国的启示及思考三方面展开论述。

   国际舆论博弈呈现出的时代特征

   事件信息的全方位呈现。在近些年重大事件的国际舆论博弈中,最具代表性的特征便是以移动互联网为支撑的全方位信息呈现。移动互联网时代让信息传播不再有“时差”,不再受制于“传统传播核心”,多元主体成为媒介的构成,公众可以通过移动互联网获得海量信息。这些信息中既有传统媒体镜头前的冲突呈现,也有平民视野中的冲突残景,还有卫星、无人机视界下的冲突景象,与此同时,单一信息来源情况被彻底改变,包括个体、机构、组织、媒体及政府在内的多元信息主体基于自身立场和意图,都在积极地向国际舆论场投放着带有舆论引导性的内容。无论是冲突双方的,还是相对中立方的一线及相关信息,都通过移动互联网以短视频、直播等形式,以前所未有的规模,第一时间被源源不断地传播到世界各地,影响着全球舆论和社会情绪。

   价值体系的整体性松动。近些年重大事件发生后,西方国家的系列操弄带给现有国际价值体系的冲击是不可否认的,一度被国际舆论广泛推崇的“新闻、言论自由”“科学、艺术、体育无国界”“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及“永久中立国家”等具有现代社会文明符号性质的价值认知内容,在政治立场和利益的裹挟下,一个一个的被挑战。虽然在此之前也出现过类似于在叙利亚战争、新冠肺炎疫情等重大事件中,西方社交媒体封杀叙利亚官方及中国大陆相关账号,限制言论自由的行为,但像俄乌冲突期间这样对国际价值体系形成整体冲击的情况则是第一次出现,这无疑预示着西方主导下的旧有国际价值体系的松动,也意味着国际社会需要构建新的价值体系来支撑未来的交流和发展。

   国际网络的“国家化”回归。在国际舆论长期的塑造下,“网络无国界”甚至一度成为普遍共识,尤其是伴随着信息、技术、资金和人才的常态化流动,更是让互联网及参与企业天然同国际化紧密相连。但近些年互联网企业配合美国情报部门监控数据,Twitter、Facebook等主要国际社交媒体平台积极配合美国政府对利益冲突方进行打压限制,以及特朗普政府时期以“国籍”和“国家安全”为名肆意挥动制裁大棒打击中国企业Tiktok、Wechat等系列情况时有发生。在俄乌冲突爆发后,包括谷歌、Facebook、微软、苹果、万事达等在内的几乎所有与互联网相关的西方国际化服务企业因为价值立场,加入对利益冲突国的制裁,限制其网络服务,这就用实际行动宣告了之前一些舆论粉饰出的“网络无国界”假象的彻底幻灭,国际互联网“国家化”的本质清晰回归。

   网络信息的“圈层化”传播。如果说重大事件发生后,通过封杀利益冲突方的平台账号和限制传播渠道是显性的传播干预行为,那么“算法影响”则是隐性的传播干预行为。前者是以网络平台掌控范围为圈层进行的划分,平台具有绝对的信息引导权。近些年在重大事件发生后,境外主流社交平台集体压制甚至封锁来自美西方不认可的利益冲突方的声音,使得境外舆论呈现“一边倒”的利西方立场的声音。以俄乌冲突为例,在社交媒体的舆论上似乎总是听到来自一方的声音,却对北约东扩对另一方造成的威胁相对弱化①。后者则是以算法推荐为基础划分的圈层,平台通过数据分析用户喜好和习惯后精准推送信息,“进而构成一套‘个体日报’式的信息系统,排斥或忽视其他观点和内容”②。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一个名为NewsGuard的商业调研团队发现,只需要在TikTok的推荐内容中表现出对“战争相关信息”比较感兴趣,“即便是一个新注册的账号也会很快被推送夹杂着真相与谣言的大量与当前冲突相关的内容”。如果对前者和后者再进行结合,也就是在平台只提供一方声音的情况下,配合上算法,那么相关领域的受众将只能获取完全“圈层化”的信息。

   舆论博弈的“中国场”聚焦。中国舆论场越来越具有国际意义是近些年重大事件发生后,中国民众最鲜活的一个感受,无论是事件的直接冲突方,还是间接介入的美国、英国、德国、法国、伊朗等官方及民间力量,都积极在中国舆论场发声,并经常直接驳斥冲突方的观点,三个核心原因催生了这个转变。第一,相对包容的舆论空间。中国政府在重大事件中往往坚持相对客观中立的立场,使得各方声音在中国舆论平台上都能够被无干预的发布出来,这与境外平台严控利益冲突方的声音,“拉偏架式”的信息发布做法有着明显的不同,这自然会吸引那些被打压封禁的声音转向中国舆论场。第二,持续上升的影响力。妥善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及中国的抗疫成果向世界展现了中国持续上升的国家实力、国际地位及影响力,这使得各方力量都愈加在意中国舆论场。第三,自成体系的网络生态。各类需求在中国的网络生态中很容易找到与国际平台对标的选项,方便各方适应和上手。这些因素促成了国际舆论博弈越来越往“中国舆论场”聚焦的变化。

   国际舆论博弈现状形成的历史成因

   当前国际舆论博弈现状的形成及特征呈现,从根源上,是由美国垄断国际平台话语权的现实催生的。在极力塑造法律保护言论自由形象的西方社会,美国官方是如何做到对平台和话语权的掌控呢?从历史的演进过程中,可以对成因窥得一二。

   国际传媒,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它们的存在都类似于古典时期的市政广场,也就是“政治”舆论场,只要人们在这里振臂一呼,只要能够吸引流量,就能在现实中发挥政治影响。因此,这些平台和渠道天然吸引着美国情报机构的注意,它们从诞生起就和情报机构有千丝万缕的关系。1947年,时任美国总统杜鲁门签署《国家安全法案》,美国中央情报局(以下简称中情局)诞生。从此以后,以中情局为首的美国情报部门开始了对美国媒体系统的操控,让信息扩散变得可控,为美国的国家战略意志服务。常规操控方式有三种:

   通过人脉影响、乃至控制媒体。“水门事件”调查者之一,前《华盛顿邮报》记者卡尔·伯恩斯坦,在1977年美国《滚石》杂志发表的封面文章《中央情报局和美国媒体》中详细披露了美国中情局与媒体的系列故事。文章中提到,1953年,约翰·杜勒斯成为美国国务卿,他的弟弟阿兰·杜勒斯同年担任美国中情局局长。杜勒斯兄弟俩在媒体界人脉很广,经常跟《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哥伦比亚广播电台的总监和编辑们谈笑风生。因此,这些媒体乐于为美国中情局提供帮助,或协助记者们成为美国中情局的线人,或给美国中情局特工提供身份掩护。经典案例就是1953年当伊朗“民选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在美国中情局操纵的政变中被迫下台,而代表专制的伊朗巴勒维国王在美国支持下上台后,一直号称秉持自由主义价值观的《华盛顿邮报》竟然发表社论称这件事情是“值得高兴的”。这正是阿兰·杜勒斯局长的公关起了作用。

   直接吸纳媒体人员进入情报机构任职。这类操作主要有两种形式:一种拿工资,相当于“正式”员工;一种是记者不拿工资,但是享受其他待遇,算做美国中情局的“人员”。弗兰克·斯内普,曾经是美国中情局驻越南特工,他在著作《得体的间距》一书中就介绍了美国中情局吸收不少媒体人作为正式员工,比如专栏作者约瑟夫·阿勒斯普和《新闻周刊》的阿诺德·波奇格里夫。这些记者愿意为美国中情局发布正面报道,发布假新闻,助力情报部门混淆视听,蒙混过关。通过吸纳媒体人,美国中情局相当于在媒体中布局,从内部掌握媒体。

   以“放料”为诱饵掌控媒体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媒体竞争激烈,记者们为了争夺“独家报道”,同时体现所谓“新闻素养”,十分依赖政府发布的消息。这种信息发布有时是公开的,但往往有很多“内幕”或者“情报”只能靠官方提供,这就使得很多媒体人选择主动与政府机构建立某种灰色关系,这样就可以得到所谓“内部人士”“消息人士”的“爆料”。而政府机构通过有控制的“放料”,既可操控舆论又可借此控制记者。此外,还有很多未公开的手段被使用,最终目的也是希望更好掌控媒体人。

   除了以这类相对被动的手段对媒体及从业人员进行掌控外,更加具有前瞻性及掌控力的模式在1998年被“创建”了出来,即“In-Q-Tel”模式。根据In-Q-Tel公司官网公布的信息,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中情局意识到必须保持技术优势,需要依靠外来力量的支持。于是,在1998年夏天,在充分汇集了硅谷科技公司企业家、风险投资家、国会议员、法律专家等企业界、学界和政界人士的意见后,美国中情局便开启了一项前无古人的尝试:创办一家属于自己的风投公司,即In-Q-Tel公司,进而以其为抓手,通过投资高科技企业来掌握它们的技术,获取它们的数据,并为美国政府所用。

   1999年9月,In-Q-Tel公司在美国中情局的孵化下正式成立,该公司成立的目的就是要通过投资其他的高科技企业,以确保这些企业的技术为美国中情局所用,维持美国中情局“在信息技术前沿的地位”。同时,公司保持私人企业的身份,至少表面上使美国中情局这个国家机构和被投资的高科技企业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且私人企业“灵活,能够迅速对美国中情局的需求和商业需要做出反应”。公司由政府出资,建立一个投资用的资金池,在成立的第一年,官方便拨款2800万美元,此后,公司每年从美国中情局获得资金约3700万美元。

在投资方式上,In-Q-Tel公司采用了最易令人接受的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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