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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希颖:新形势下国际话语权建设问题的思考

更新时间:2022-08-04 00:47:16
作者: 雷希颖  
即对于接受其投资的科技企业,In-Q-Tel公司不要求产生利润,只要求在规定期限内提供技术或者应用产品即可。除了投资外,通过“旋转门”模式,大量美国中情局的高级特工被输送到In-Q-Tel公司和该公司投资的企业担任高管,这是强化对技术及数据控制最有效的途径之一。在美国中情局的统一领导下,这些高级特工们不仅带来资金,还利用在商界的关系,打通政府和商界,完成产学研一体化。

   不仅如此,对于In-Q-Tel公司,很多运作都非常灵活。依照美国法律,企业接受政府项目本来是需要走正式的采购流程,但是In-Q-Tel公司却不用,它被允许“在联邦政府采购规则之外与企业签署协议”。美国中情局之所以这么重视In-Q-Tel公司,是因为随着互联网的兴起,网络成为重要的“开源情报渠道”,美国中情局只需要掌握足够的平台渠道和技术手段,从网络上公开获取收集情报,再配合掌控的平台渠道对情报转化的消息进行运用,全球舆论便可轻松掌控。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中情局在档案中列出的In-Q-Tel公司感兴趣的投资领域分别是数据储存和挖掘、知识管理、分析搜索代理、地理信息系统、图像分析和行为确认、统计数据分析工具、翻译、目标信息系统、可移动式计算以及安全计算。因为这个布局,截至今日,全球民众所熟悉的Twitter、Facebook、YouTube、Instagram等几乎所有主要的传播及数据相关平台,都是In-Q-Tel公司的投资对象,在高管中,也存在着不少“旋转门”出来的人员。

   当然,不仅仅有In-Q-Tel公司,对于具体目标国家,美国中情局还会常态通过In-Q-Tel公司或类似的基金,借力大量的NGO或者其他投资公司,对于重点关注的平台渠道进行投资掌控,对于关键人进行诱惑吸纳,再通过举办大量的国际媒体人培训班、建立以美式价值为主导的国际媒体领域奖项或排名、以包括顶级学术期刊发表在内的高端学术资源为引导,高效俘获和培养媒体及相关领域的潜在从业者、理论研究者等。正是因为有这样立体化、系统化的超前部署,美国完成了对国际舆论博弈战场的前沿布局,也促成了今日美国占据绝对优势的国际舆论博弈现状的形成。

   新时代国际舆论博弈带给中国的启示及思考

   在意识形态国际博弈领域,中国所面对的环境是复杂的,对手是强大的。除了有历史积淀的延续外,竞争对手以“军事作战为参照标准”的高度重视,无疑是核心原因之一。

   “博弈思维”引领下的网络部署。早在2011年7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的《网络空间行动战略》中,就明确认定网络空间属于“军事行动领域”,与陆、海、空、天等传统作战领域具有同等地位,并要求国防部组织、训练力量并进行装备,以便“充分利用网络空间的潜在优势”。这是继美国在2002年成立专业网络工作力量后,美国进一步强化对网络空间军事战略布局的举措。正因为延续了对意识形态国际舆论博弈工作的重视,持续推进及提升美国在网络空间的前沿部署,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力量才能在当下的全球网络舆论场获得如此强势的掌控能力。

   国际平台“不可控”的现实局面。在以社交媒体为代表的国际舆论博弈平台上,西方的利益冲突方被系统性“禁言”的情况时有发生,尤其在与西方势力发生重大冲突,当美国下定决心要斩断利益冲突方的发声渠道时,这类国际平台就会毫不犹豫地按照美国的指令行动。国际平台“不可控”是中国在继续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过程中,必须认真面对的客观现实。

   境内场域“胶着化”的斗争常态。中国舆论场越来越具有国际意义的现实,决定了不仅是在他国有事的时候,利益各方会积极介入中国境内场域展开舆论博弈,在和平时期,以美国为代表的国际舆论主体也会常态地活跃在中国舆论场,除了常规的正面宣传外,这种博弈往往会围绕境内外的热点展开,一方面,这是持续煽动中国社会消极情绪,累积负面势能的必要操作;另一方面,这也是境外力量在中国舆论场进行“队伍和力量建设”的常态演练。中国舆论场“胶着化”的舆论斗争已经成为一种不可避免的常态化局面。

   基于这些启示,中国未来在国际舆论博弈领域可以在以下三个方面展开探索:

   第一,建立和强化舆论领域的“博弈思维”。在现有宣传架构的基础上,逐步建立和强化“博弈思维”,进而引导“意识形态国际舆论博弈能力”建设机制的创建,逐渐形成我国对最广泛的前沿技术及数据的引领掌控力,形成对境内外目标区域施加灵活舆论干预的行动能力。在“博弈思维”引导下,推动符合新时代综合国力及能力发展要求的制度建设。在境内,围绕常态化的舆论博弈行动,建立起有效的预警、预案、应对模式,积累经验、锤炼队伍、完善机制。在境外,直面困境,久久为功,探索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新模式、新路径、新方法。

   第二,推进国际舆论场“根据地”建设。国际舆论博弈平台“不可控”的现实凸显了建设自己拥有掌控权的媒介平台的重要性。当前国内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在境外平台拓展的问题上,仍然面临一些问题。这是真相,也是假象。真相是因为想要在西方掌控下的平台上全面提升影响力,不被针对是很难的。尤其是在重大事件中,境外平台对于利益冲突方涉政类信息会进行严格管控。但这也是假象,因为西方掌控的以主流社交媒体为代表的舆论平台虽然影响力大、覆盖面广,但总的受众量相较于全球人口来说,其实仍然是有限的,例如,第三方专业数据平台datareportal公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4月,Facebook在全球范围内有19.60亿人日活跃用户和29.36亿人月活跃用户,其中用户量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印度、美国和印度尼西亚,数量分别约为3.398亿人、1.801亿人和1.309亿人。③2022年7月11日,联合国发布的《世界人口展望2022》报告显示,世界人口预计将于今年11月15日突破80亿。以此为参考,Facebook用户量排名前三的国家人口总量分别约为13.9亿人、3.33亿人(截至2021年8月15日)和2.71亿人(2020年12月)。如果不计算Facebook平台的机器账号,全球至少还有40多亿人没有被Facebook覆盖。即便在用户量最大的国家,仍有数量庞大的人口没有被覆盖。其他网络社交平台的情况大同小异,且用户存在较大重叠的情况,这都意味着新平台的用户拓展依旧存在着巨大空间。这都是未来中国可以去争取覆盖的人群。一方面,我们可以期待有更多新科技、新趋势支撑下的TikTok的出现,对现有国际主流社交平台使用群体形成争夺式覆盖;另一方面,探索以区域化、网格化的覆盖,以线上线下综合平台的联动,以新老媒介手段的融合等形式,对西方主流平台受众以外群体进行覆盖,推进国际舆论场“根据地”建设,这更是未来中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重中之重的任务。

   第三,运用综合手段对“圈层人群”实现有效覆盖。在国际舆论场推进“根据地”建设,就是要实现对各类主流平台覆盖外的“圈层人群”进行有效覆盖,可以是数据算法推送下的人群,也可以是传统媒介连接上的人群;可以是行政区域划分出的人群,还可以是宗教种族凝聚起的人群;可以是兴趣导向聚合成的人群,也可以是语言文化融合后的人群。这就要求,在全面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过程中,应当充分结合世界各地不同目标区域的现实特点,结合当地的信息获取习惯及条件,要么推动与目标区域已有平台联动模式的建设,从内容输出上进行探索;要么挖掘本土力量推进区域平台的建设,从平台构建上进行探索。最终目的就是结合目标区域实地情况,运用一切手段实现对“圈层人群”的有效覆盖,逐渐推进中国国际传播矩阵在全球“以点到线,从线到面”全覆盖模式及联动机制的形成。

   简而言之,若想要把握机遇,实现突围,构建新时代属于自身的国际秩序掌控机制和能力,就需要具有全球视野、战略眼光,以“博弈思维”为导向,积极主动地参与到新的全球治理体系建设中来,构建起既能抵御竞争对手,甚至“敌人”对我实施打击的防御机制和能力,又能确保构建“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为我国改革发展稳定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积极贡献”的全球博弈机制和能力。

  

   【注:本文系2021年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基于‘一带一路’理念传播视角下的新媒体时代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研究”(项目编号:21AGJ007)的阶段性成果】

  

   【注释】

   ①李静:《社交媒体、算法与流量凝视之下的俄乌冲突》,《中国新闻周刊》 ,2022年3月11日。

   ②[美]凯斯·桑斯坦著、毕竞悦译:《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北京:法律出版社,2008年,第9页。

   ③https://datareportal.com/essential-facebook-stats

  

   雷希颖,全国青联常委,海外界别副秘书长,中国传媒大学港澳台与世界事务研究中心研究员,高级经济师

   来源:《人民论坛》,2022年7月下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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