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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56年以来的“文明”概念:世界历史框架下的反思

更新时间:2022-08-03 22:35:31
作者: 帕特里克·曼宁  

  

   作者:帕特里克·曼宁( Patrick Manning)著、刘文明;来源:《全球史评论》第二十一辑

  

   摘 要:现代意义的“文明”一词出现于18世纪下半叶的欧洲,从19世纪至今一直在许多语言中广泛使用。它既指现代大国支配下的各个社会,也指古代著名城市社会所取得的成就。本文将“文明”概念置于世界历史框架下从科学、意识形态和学校教育三个维度进行探讨。科学意义上的“文明”概念意味着社会科学中新兴的研究实践。西方国家在意识形态上声称的社会优先权是对“文明”的挪用,这在资本主义扩张、帝国和白人至上的时代尤其明显。在世界各地建立的学校中,“文明”一词被纳入课程之中用来解释古代传统及现代社会的宗教信仰和文化习俗,但其中仍带有文明等级观念。随着知识的扩展和世界历史观的变化,“文明”概念的不足开始显现。需要将倡导社会平等、重视平民和地方的作用、反思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批评文明等级观等因素考虑进当今“文明”概念的解释之中。

   关键词:文明;科学;意识形态;帝国;学校教育

  

   “文明”概念自1756年在法国出现以来,学者们开展了许多讨论。其中,对全球史有着浓厚兴趣的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Mazlish)曾在2004年出版了《文明及其内涵》一书,他在书中巧妙地追踪了世界历史中“文明”概念的变化,主要从“文明”的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两个方面进行了考察。在本文中,我试图进一步丰富马兹利什分析“文明”概念的世界历史框架,对米拉波之后“文明”观念的变化,以五个历史时期来加以概括和解释。在每个时期,我都从“科学”“意识形态”和“学校教育”三条线索来考察“文明”话语,以此从思想观念史的视角对“文明”概念进行反思。

   一、1756 年对“文明”的最初阐述

   1756年,米拉波侯爵维克多·雷奎蒂(VictorRiqueti,marquisdeMirabeau)在其《人类之友,或人口论》(后文简称《人类之友》)一书中创造了“文明”一词。该书后来广为流传,“文明”一词也得到广泛使用。1756年这个出版时间是一个重要年份,因为这一年正值法国开始“七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法国的大量殖民地输给了英国。米拉波在法国创作这本书时,同时与其远方的兄弟保持着通信,他的兄弟于1753年成为瓜德罗普岛(Guadeloupe)的总督。米拉波写下了他对农业和殖民地的兴趣,谈到了“殖民地的艺术”—将殖民当作一种艺术形式。米拉波在他的书中只两次明确提到“文明”,但多次间接地提到它。他谈到宗教是文明的源泉,有助于它限制贪婪和商业的负面影响。他还谈到了通过文明和财富的方式从野蛮走向堕落(decadence)的历史发展。在其他段落中,米拉波谴责种植园奴隶制,倾向于自由劳动力而不是奴隶劳动,但他又将非洲人认定为“不同的种族”。总的来说,他创造了“文明”这个概念来表达了一种秩序井然的制度,鼓励社交和限制贪婪。这个“文明”概念暗示着有望解决当时的问题。此外,米拉波的《人类之友》表明,他创造“文明”这个概念并不仅仅是为了解释法国或欧洲,而且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殖民相遇(colonialencounter)及其带来的社会秩序和人口改变。

   《人类之友》出版后,米拉波侯爵与经济学家弗朗索瓦·魁奈 (FranoisQuesnay)及其他知识分子组成了一个团体,被称为“重农学派”,强调农业而不是商业或工业是进步和自由的基础。这个团体的著作流行了20年之久。他们为法国本土和殖民地提出了经济和社会政策。他们对奴隶制持批评态度,并希望创造一种局面使殖民在非洲得到有效的扩展。随着其他人加入到对“文明”的新讨论,不同的观点表明“普遍主义和相对主义的各种变体都是可能的”。“文明”一词最初的应用聚焦于当时的情况—欧洲和殖民地社会、18世纪中期的启蒙哲学,并且被当作与世界上许多其他地区进行比较的工具,因为当时欧洲人正在与世界其他地区进行稳步的密切接触。也就是说,“文明”概念出现于对当代哲学和思想观念的关注,后来才成为历史解释的工具。

   二、“文明”概念的世界历史框架

   马兹利什在《文明及其内涵》中认为,“文明”一词确实是米拉波在1756年的书中创造出来的,因而他也就重申了其他学者的看法。他还表示,这个新词有新的含义。两千年前,希腊人以古老词汇“文明的”和“野蛮的”两个形容词来区分冲突中的市民和农民。新术语“文明”是一个名词,更全面地指称一个社会,包括其宗教、文化、政治和社会的结构及内容。马兹利什把“文明”看作一个“具体化”的术语,这意味着该词由一个抽象的、也许是散乱的概念转变成了具体的、清晰的形式。由此,在读者心中,米拉波创造的“文明”就变成了某种真实的东西—也许是一种进程,也许是一种实体。马兹利什接下来追踪了这个新概念在法国知识分子和英语使用者中的传播。

   为什么“文明”概念会在18世纪中期出现?马兹利什提出这个问题,并指出了“文明”这一术语在当时为何会出现的几个原因。总的来说,它有助于把社会当成一个整体来讨论。欧洲人在对礼仪和风俗进行了长达几个世纪的讨论后,现在能够在世界各地进行航行并观察世界,同时也感受到了国内人口日益增长的压力。奥斯曼帝国对欧洲造成的压力也使每个竞争者都在研究对方。欧洲哲学开始自我反省和研究自身的活动;而博物学和科学分类的兴起表明,对人类社会也可以进行科学分析。马兹利什强调,一旦这些想法出现,“文明”一词就为讨论它们提供了一种具体方式。“文明”作为一个对社会的概念设想(conceptualvision),有望为当时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马兹利什指出,米拉波将文明视为应用于法国旧制度的“一根测量杆”。随着时间的推移,文明的逻辑也可以适用于地方和全球范围,适用于过去和未来。

   “文明”概念一旦流行开来,它就有了自己的生命。马兹利什探讨了文明话语的两条主要轴线:一是“科学话语”(Scientificdiscourse)(即“社会科学话语”),意味着在知识层面扩大知识的努力;二是“意识形态话语”(ideological discourse),涉及使用“文明”概念来支持一群人选择的社会优先权(socialpriorities)。

   马兹利什首先关注的是作为科学或知识考察的文明。他在提出了用于分析世界历史中“文明”概念的框架之后,接着探讨了米拉波的“文明”概念如何能够应用于收集有关外国的科学知识。马兹利什引用历史学家戈登·伍德(Gordon Wood)的观点,认为18世纪末的思想家们受到了自然科学进步的启发—正如发现引力将物质聚合在一起—也寻求一种社会的类似物,例如“文明”,将人类在社会中凝聚在一起。马兹利什强调了两位英国探险队长官的科学观念。他描述了詹姆斯·库克船长在整个太平洋地区的航行(1768—1779年),库克在收集自然科学数据时也分析了太平洋各民族不同的社会秩序。同样,马兹利什也试图表明,英国1793年访问中国乾隆皇帝的代表团团长乔治·马戛尔尼勋爵(Lord George Macartney),与皇帝一样对对方的社会进行了仔细研究,因为他们彼此都意识到了对方的相对优势。相比之下,马兹利什在讨论“文明”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话语时,则是先给出了一个定义:“……一种殖民意识形态,也就是,用文明概念来证明其优越性和统治其他民族的合法性。”他接着指出:“这样的霸权令人困惑,它从一开始就带有怀疑甚至常常是负罪感的印记。”因此,科学话语为研究提出了关于文明的问题,而意识形态话语则提出了关于文明被用作社会优先权的答案。

   这些是马兹利什的文明研究框架的基本要素。在本文的后面部分,我试图进一步丰富马兹利什对文明概念进行世界历史分析的框架—在米拉波之后文明观念是如何发展和变化的。我以五个历史时期来概括马兹利什的观点和我自己的解释:(1)法国和法兰西帝国,1770—1815年;(2)1850年前的英国及其盟国;(3)资本主义世界及其帝国,1850—1950年;(4)非殖民化,1950—2000年;(5)当今的“文明”概念。在每个时期,我都对关于文明的“科学”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给予关注。除了马兹利什关于文明话语的两条轴线,我还增加了第三条:“学校教育”的话语,用于1850年后学校教育扩大的时代。年轻人的正规学校教育,从小学到大学都利用了现有知识,但也支持了国家或社区的社会计划。因此,学校教育中的“文明”话语是科学和意识形态的结合。

   三、法国:作为科学和意识形态的文明(1770 — 1815年)

   整个18世纪,法国在其专制君主的牢牢控制下仍然富裕和强大,但是,在那些寻求从君主制束缚中解放出来的人中,发生了知识和社会的骚动。米拉波侯爵是法国殖民政策的批评者,他与其他人一起组成了一个经济批评者群体—重农学派。实际上,他们是法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和改革者中的一个子群体。鲁博神父(Abbé Pierre-Joseph-André Roubaud)是重农学派的另一位成员,他于1770—1775年出版了多卷本关于亚洲、非洲和美洲的历史,赞同废除奴隶制的观点,认为可以通过殖民将“文明”输出到非洲。鲁博的书刚出版,雷纳尔神父(Abbé Raynal)出版了广为流传的《两个印度的历史》。雷纳尔虽然不属于重农学派这个群体,但他也同样批评了奴隶制和法国的殖民政策。后来,在重农学派思想的实际应用中,18世纪80年代中期法属塞内加尔的总督舍瓦利耶·德·布夫莱尔(Chevalierde Bouffleurs)在生产和出口农作物方面取得了成功。

   从1789年开始,法国革命给君主制带来了挑战,并在四年内推翻了君主制。随着“文明的矢量”(vector of civilization)指向自由、平等和进步,此时的文明观念在理论上得到了扩展,然后逐渐转向付诸实践。米拉波侯爵的儿子米拉波伯爵于1790年在巴黎雅各宾俱乐部的一次著名演讲中,对已有巨大影响的支持奴隶制的声音做出了有力回应。他借用重农学派的经济观点,主张立即废除奴隶贸易,逐步解放奴隶。法国制宪议会在1791年取消了对犹太人的限制,1794年法国又废除了奴隶制(尽管拿破仑在1802年撤销了这项法令)。因此,在1789—1815年的革命和帝国时期,关于“文明”的辩论经历了一种变化。虽然法国大革命初期强调对社会的理性认识和管理,但在1790年代最后几年,特别是从拿破仑1799年夺取政权开始,“文明”概念开始被用于意识形态和专制的术语。同时,在这一复杂时期,法国经历了工业变革和社会动荡,直到1814年后才参与到日益增长的资本主义网络和话语之中。与英国不同的是,法国一直保持着对国家和经济的专制控制。

拿破仑1799年的政变,以执政府取代了督政府,重申了一个干预主义国家的领导地位。然而,科学的和意识形态的“文明”话语重叠在一起得到延续。拿破仑1798年对埃及的入侵包括了150多名科学人员:一旦征服完成,他们就考察并复制了大量的古埃及遗物。同时,他们还掠夺了许多埃及的文物,包括至今仍矗立在巴黎市中心的方尖碑。事实上,法国人掠夺欧洲艺术品收藏于卢浮宫,给法国带来荣耀,早在1796年就开始了。另一方面,在拿破仑统治时代,法兰西帝国扩张的普世主义努力,遇到了将合理性和普遍性强加于不同民族带来的复杂性。当法国将历史上的意大利托斯卡纳地区,以及从克罗地亚到阿尔巴尼亚的土地并入帝国时,决定将它们融入宗主国法国作为部门来管理,而不是作为独特的殖民地。(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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