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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怡容:德国汉学家福兰阁论中国历史

更新时间:2022-08-03 01:05:40
作者: 黄怡容  
也使世界帝国在一定时期成为可统治的,并为维护中国的文化霸权、抵御那些没有国家的野蛮人和游牧民族做出了贡献,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逐渐过时了。顽固坚持这一观念很容易造成帝国的僵化,阻碍中国像欧洲诸国那样建立起新型的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取代普世国家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

   然而他也指出,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普世国家思想不是没有道理的。要正确评价这种思想,必须注意其产生的历史条件。中国人周边的族群几乎都是未开化的野蛮人,或者是一些不如中国人那么文明的人。在这种文化的和地理的条件下,中国人认为自己拥有一位世界统治者,一位天子,就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了。

   福兰阁还指出,中国人不是唯一拥有普世国家思想的民族。事实上,古代犹太人、希腊人、亚历山大大帝、罗马世界帝国的皇帝、拿破仑的世界统治、罗马教皇和天主教教会都梦想建立一种大一统的统治。只是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一样把普世国家的思想在全部和个别问题上得以贯彻实施,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把这种思想来用于整个国家的建设。

   尤其重要的是,在福兰阁看来,中国人的国家思想并不是狂妄自负的。他们认为君主和天子接受上天的委托,而且子承父业的继承关系并不是不变的,也不是无条件和无限制的。接受委托者必须对上天忠诚无二,委托的任务也仅限于保护人民、扶助人民和使人民幸福。如果接受委托者长时间忽视他的义务,上天就会撤销对他的委托,也就是说,将剥夺统治者的尊严,用另一位更有尊严的人取而代之。据这个观点,人们可以不无道理地引伸出中国人民有造反权力。历史也表明,中国人民的确是经常运用这一权力的。对于务实的政治家来说,更重要的是另一个推论,就是上天的选择是没有限制的,并非仅仅从人民当中的某个特定部分中寻找自己的代表。换言之,天子不一定非要是一个中国人,统治者王朝也可以来自异民族和异部族。由此便可以解释下列事实,即各种各样的统治过中国的非中国人 王朝并没有被历史学家看作是非法的,就是清王朝也没有被认为是篡夺者。

   福兰阁把民族国家取代普世国家看作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这完全是以西方近代以来的历史经验为依据的,反映了他仍然没有摆脱欧洲中心论窠臼。然而他不仅指出了古代中国人的普世国家思想,也充分肯定了这种思想在特定历史文化环境中的合理性和在道德上的优越性。这种分析是有一定道理的,反映出福兰阁对中国历史与文化的理解和同情之心。

   三、中国是一个“文化大国”

   福兰阁把历史上的中国视为一个“文化大国”(Kulturmacht),其影响范围北到黑龙江,东至朝鲜、日本,南到印度,西到中亚西亚。无数的类型上多种多样、种族上完全不同的民族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

   一般说来,文化大国的形成大都是依靠国家的力量,国家的权力工具承载和供养着文化大国。但是中国文化比承载它的国家更强大,它不止一次地在后者崩溃后继续生存,并使后者的重新建立成为可能; 它也远远超出了后者的统治范围,运用自己的力量,在众多异民族当中发挥作用。

   那么究竟是什么东西赋予中国文化如此强大的能量? 中国文化在没有国家的支持下依然可以生存,可以继续产生影响,这种坚不可摧的生命力来自哪里? 对于这些问题,福兰阁的答案是: 使中国文化对各国产生吸引力并在各国得以传播的不是艺术的精美、形而上学思辨的深邃,而是它的人类思想的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中国的图画文字也极大地加强了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在福兰阁看来,中国人把人类视为一个统一体,视为一个世界民族,而这个世界民族是由天,也就是说是由神,通过天子、中央统治者、坐镇于中心国家的皇帝来领导、教导、扶助和统治的。这个世界民族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为自己而存在的、拥有自己的目的的有机体,而是全部世界(宇宙)创造的一部分,它从这种世界创造中获取力量,参与其有规律的运动过程,受其法律的约束。这种宇宙思想要求国家必须顺应自然的本性,也就是说,必须以“和谐”为重。

   单个的人也要顺应世界整体的建构,他的生命历程与人类的生命历程完全一样,是一个大宇宙中的小宇宙。单个的家庭,家庭中的秩序和国家中的秩序一样都是由宇宙和谐决定的。

   对于人来说,秩序的活生生根源是孝敬,或者说是敬仰 ,它指示儿子对父亲、兄弟对兄长、朋友对朋友、妻子对丈夫、大臣对君主一种正确的关系。然而不仅仅是活着的人被孝敬所包围,死者的魂灵也属于大的共同体。通过祭祀祖先,这种共属性和长者的尊严就被生动地展现了出来,并使人们念念不忘。而皇帝对上天的献祭,不是别的恰恰是作为“人类之父”的长老对“永恒的上帝”的祭祀。于是,单个人的自觉是他的家族的永无休止的链条中的最小一环,而该家族本身在可见的和不可见的世界不间断地发生变换,维持着整体的延续。这种扎根于整体的感觉赋予每一个个体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使他产生对于整体,首先是他的家庭,然后是他的宗族的浓厚责任感。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他的生存受到这个整体的支持,即使死后也是一样。中国人的国家正是因为这种责任感而产生了一种惊人的牢固性,即使没有错综复杂的法律和政治监控也能够得以维持。因此,古代中国人的国家不是“法律国家”,而是“伦理国家”。它通过分封制和对皇帝权力的神化使中国成为大一统的国家。

   在福兰阁看来,这种人类思想是极其自然、简单和合乎逻辑的,并且是这种自然性、简单性和合乎逻辑性赋予中国文化强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福兰阁指出,作为一个民族的中国人的政治命运可谓多变,经常充满了苦难,但是他们曾未放弃自己的文化。中国人的军事力量虽然经常是虚弱的,不能为中国人民提供有效的保护,但中国人的精神永远是胜利者。中国人建立的政权或许不能长时间统治被征服的民族,但中国文化的影响却是连绵不断的。

   公元前12世纪周王朝的建立使中国人的普世主义世界观变成了现实。但周朝末期,天子式微,礼乐崩坏,道德沦丧,诸侯并起,列国征战,社会动荡不安。中国人国家思想中的宇宙—宗教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孔子力图“复古”,恢复三代的“礼治”和周王朝的国家思想。他对古代传统记录进行了搜集整理,后人又把这些已经出现的记录和口头流传下来的东西构建成了儒家的典范。孔子还创立了儒家学派,并通过传道授业来传播自己的学说和主张。这对于克服中国人思想体系所面临的重重危机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样,智者和教师便取代了西方立法者和法官的地位,他们不是根据法律而是依据不成文的孝敬观念统治着一切,维护着继承而来的制度和神圣的传统。自此以后,尽管经历了多次王朝更替和国家分裂,经过儒家学派加工改造的国家学说并没有丧失根底,而是继续生存的。

   公元前3世纪秦始皇统一中国,推翻了周王朝的分封制,建立起中央集权的郡县制。但是秦王朝的政策措施并没有触动中国文化的根基,相反,其“书同文、车同轨”制度却为维护国家的统一奠定了牢固基础。西汉时,张骞出使西域,带回来了许多域外繁荣的文化世界的信息,这些信息一度使人们对传统的世界图像和伦理原则产生了怀疑,但很快又被忘记了。公元前后人们从印度带来的佛教学说也没有瓦解孝敬和祭祖观念。佛教被加以改造,逐渐融入了中国人的精神生活。而一旦有佛教徒胆敢攻击儒教国家的基础,中国人就以传统的捍卫者和国家权力的掌握者身份奋起反击,甚至不惜采用最无情的残酷手段。至 12 世纪,朱熹的学说使儒家学说成为僵化的、统治一切的国家教条。通过科举考试,儒家学说也把受教育的人的思想高度地一体化了。

   中国人与北方不断入侵的诸民族的冲突主要是围绕着政治统治权进行的,中国文化的有效性始终未被怀疑过。统治中国的异族王朝的数目几乎和中国人自己建立的王朝一样多,但所有异族王朝都被同化到了儒家文化体系中,不仅在精神上,在身体上也成为了中国人。例如公元4世纪鲜卑族建立的少数民族王朝。其势力一度扩展到中亚,其国家却吸收了诸多中国人思想。忽必烈的世界帝国从太平洋海滨跨越整个亚洲大陆直至下多瑙河,从西伯利亚森林到印度南端和南海岛屿,实际上比任何国家都接近于儒家学派所构想的世界国家的理想。这个世界国家逐步接受了中国文化。它采纳了儒家学说的祖宗崇拜,在北京建立宗庙,并按照中国王朝用中文命名祖先的庙号,按照儒家学说的礼仪献牌位。其王朝本身也获得了中文名字。当满洲人在17世纪中叶占领北京并夺取了统治权时,他们早已深受中国文化的浸染了。按照福兰阁的说法,“除了他们强迫中国男人蓄辫,并禁止满洲妇女缠脚外,满洲统治者和全体满洲人在很短的时间里都变成了中国人,他们自己的语言也只有少数人当作一种祭祀语言而得以保留。

   福兰阁的上列论述同样具有片面性,不仅他所使用的“神权政治的普世国家”带有西方文化烙印的概念难以完全准确地说明中国文明的实质,而且他对于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的强调也有些过分。实际上,像辽、金、元、清等少数民族政权,尽管有统治民族汉化的成分,但同样也有拒绝汉化的张力,有时反汉化的趋势甚至会占上风。即便这几个政权在汉地采纳了相当多的汉族王朝的统治方式,统治者的种族本位意识仍然是一直存在的,有时还非常强烈。尽管如此,作为一种总体论述,福兰阁的观点还是很有启发意义的。

   中国文化在19世纪受到西方列强的攻击。福兰阁说: “中国的世界国家和世界公民观念在欧洲人那里遇到了它的天敌: 民族国家和民族性原则,并且这一遭遇恰恰发生在这样一个世纪中,在这个世纪里民族主义正以前所未有的力量进行发展,一度甚至成为了病态的沙文主义……享有主权的民族国家的公民在中国人的世界统治要求中只看到了一种不可容忍的狂妄自大,一种政治痴迷。他们根本不想从历史和哲学角度来解说这个要求,而是立即动用武力来对付这个要求。……鸦片贸易之成为鸦片战争的直接原因纯属一个很坏的偶然,它使得欧洲人的扩张获得了一个非其所愿的污点,使得战争获得了它的不怎么光彩的名称。从根本上说,鸦片问题并不多么重要,战争是为了别的事情进行的,并且根本无法避免: 它是民族的国家思想和普世主义的国家思想之间的斗争的开始,换言之: 民族国家要求它的与中国人世界国家的平等地位获得承认。这种承认在一方看来是完全自然的,在另一方看来却是不自然的,理应拒绝的。冲突升级到了武力对抗,但并没有被完全克服。”在这里,福兰阁以民族国家与普世国家的冲突来解释鸦片战争的起因,这不能不说是西方中心观或殖民史观的影响所致,忽视了战争侵略本质。

   福兰阁把中西方对立和冲突看作是因普世主义与民族主义思想差异造成的,把西方的胜利看作是民族国家的胜利,这种观点自然有失全面。但他主要不是替西方进行辩护,相反,他对西方文化进行了深刻的批判。福兰阁指出,现在的西方人已不再像18世纪的人那样赞扬世界公民和多愁善感了,而是公开拥护他们的“民族利益”,极力要求征服市场,销售商品,赚取利润,根本不再关心文化体系的比较和东西方精神财富的交流。此外,在武力的保护下,一种有限的宗教狂热也向中国传播开来,它力图使中国的“异教徒”和“偶像崇拜者”文明化。中国失败接着失败,屈辱紧跟屈辱,欧洲、美国,特别是同样被现代帝国主义改革了的国家日本,疯狂抢夺分割战利品。

   福兰阁还看到,中国人只是在经过多次失败之后,特别是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国家思想是有问题的,普世主义必然要受到民族主义的坚决反对。世界实际上比人们原来想象的要大的多;它不只有中国这一个中心,而是有多个民族国家并存。只有放弃政治普世主义,并转向民族主义的诉求,才能够使自己真正强大起来。

从根本上说,福兰阁对中国文化中的普世主义因素是持批评态度的,他强调中国人在理解和解说人类、世界和国家等方面存在着严重错误。他也清楚地认识到,中国文化早在17世纪就出现了僵化现象,生活逃离了“合乎理性”的伦理体系的形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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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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