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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艳红:法国大革命时期古典形象的演变

更新时间:2022-08-02 21:52:30
作者: 黄艳红  

  

   摘 要:法国旧制度时期古典教育塑造的道德“典范”和政治样板, 为大革命推崇古典典范提供了文化条件。在雅各宾派专政时期,紧迫的内外局势促使革命领袖效仿古典共和主义楷模,以强化内部团结和斗争意志来应对危机,并尝试建立美德共和国以实现民族“再生”。热月政变之后,“观念学派”思想家将恐怖体制与雅各宾派对古典共和国的仿效联系在一起,否认古希腊罗马的政治典范和道德榜样地位。贡斯当、托克维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将这些思想进一步凝练和概念化,古代典范被置于时间之流的上游,成为远离现代社会的“异乡”。

   关键词:古典 法国大革命 古今之别 历史意识 时间秩序

  

   法国大革命塑造了未来。当代法国学者弗朗索瓦·阿赫托戈把1789年视为一个标志性年份,自此,“未来”在“历史性体制”中占据了优先地位。然而,革命者却对古希腊罗马十分推崇,格拉古·巴贝夫的名字、元老院和执政官这样的机构,见证了他们对古典时代的偏爱。马克思说:

   旧的法国革命时的英雄……同旧的法国革命时的党派和人民群众一样,都穿着罗马的服装,讲着罗马的语言来实现当代的任务……但是,新的社会形态一形成,远古的巨人连同复活的罗马古董……就都消失不见了。冷静务实的资产阶级社会把萨伊们……本杰明·贡斯当们和基佐们当做自己真正的翻译和代言人……

   马克思揭示了大革命之后法国政界和思想界的一个重要现象:古代“典范”消失了,资产阶级社会不需要借助它来自我表达。马克思的见解与法国思想界对大革命尤其是恐怖时期的反思存在连续性。从热月党人到托克维尔、马克思,现代政治话语摆脱了对古典先例的尊崇,古典成了时间进程中的“异乡”(foreign country )。

   一、旧制度的古典教育

   法国大革命有激进的反传统倾向。但是,革命者在表达与过去决裂的意愿时,又经常向传统寻求榜样。阿赫托戈曾借用法国诗人保罗·瓦雷里(Paul Valéry )的话来描述这种现象:“倒退着走向未来。”阿赫托戈认为,大革命是最后一场“古今之争”。不过,革命者的“倒退”是有目标的:当他们的眼光投向过去时,关注的不是旧制度,而是作为光辉榜样的古典时代。

   大部分启蒙哲人偏爱古希腊罗马,并利用古典作品来宣扬改革精神,批判中世纪的野蛮落后。这种“借古讽今”的手法并非绝无仅有。根据法国中世纪史学者贝尔纳·葛内的见解,中世纪的人们也喜欢援引过去为当下的政治目标服务。在11世纪后期至12世纪初的格里高利改革和授职权之争中,教宗和皇帝的支持者都在寻找历史论据,但双方援引的是不同的过去:教宗派喜欢引述更为遥远的、与当下没有直接联系的《新约》时代,皇帝的支持者则援引延续到当下的、较为切近的历史传统,葛内分别称之为“典范”(exemples)论据和“前例”(précédents)论据。“前例”可以论证当下的合理性;“典范”则以复活美好的过去为名,为当下的变革寻找论据。法国的启蒙哲人和革命者采取的即是“典范”论据,借助推崇古典(“典范”)的名义,来排斥旧制度(“前例”)。

   如果考察大革命期间法国政治生活中的古典典范,情况会复杂得多。但从相关学术史来看,一个突出共识是,旧制度时代的中学教育对革命政治文化的塑造起了很大作用。19世纪末,法国大革命史权威学者奥拉尔便指出,学校尤其是中学教育中的古典人文主义是革命观念的重要来源。1937年,美国学者帕克强调,革命前的中学教育塑造了革命者的古典崇拜,这是他们共同的成长经历。甚至早在1795年,热月党人沃尔内就抨击说,在欧洲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教育体系应该对革命者狂热崇拜古典负责。

   古典文化是当时欧洲所有文化人的共同遗产,每个启蒙哲人都有自己的古典偶像。革命者对古希腊的了解,主要来源之一是普鲁塔克的《希腊罗马名人传》。旧制度时期古希腊语的教育在衰落,但拉丁语和古罗马的地位却十分重要。1598年,法国教育系统正式确认了拉丁语的中心地位。学习拉丁语的重要目标是让学生了解古希腊罗马的人物,将其树立为美德和品格的“典范”。在法国中等教育体系中,耶稣会中学的教学方式影响深远。在耶稣会于1762—1764年被驱逐出法国之前,它共兴办了102所中学。未来的革命者中,最为年长的一些人曾在耶稣会中学就读,较为年轻的一代则多在改组后的中学就读。由于很多革命者接受过中学教育,而高等教育是中等教育的延续,且当时大学的影响力日渐式微,所以笔者主要对革命前法国中学的拉丁语教学稍作介绍。

   在耶稣会中学每天5—6个小时的课程中,只有1个小时的法语课,剩下的时间几乎全是拉丁语法、文学和罗马史课程。教学基于对古典作品的阅读和文本的注解,耶稣会士要在古典文本中寻找与基督教价值观相容的内容,为学生树立超越时间的“永恒典范”。这种教学方式得到一些教育界名流的支持。夏尔·罗兰(Charles Rollin)先后担任博韦中学校长和索邦大学校长,他在1726—1728年撰写《论学习》(Traité des études ),目的是强化古典文化的中心地位,因为古典是“已经失落的理想世界,那时的人伟大且高尚”,学生与这些典范接触必然会受熏染。学生首先要学习古典拉丁文本,然后进行翻译。他们要学习各种文体,并模仿作文。选取的文本主要来自古罗马作家,其中西塞罗的地位最高。学生通过拉丁文译本来认识古希腊,他们了解德摩斯梯尼和修昔底德的著作,但普鲁塔克的影响最大。语法、历史、文学教材用的都是古典文本。几年人文学习之后是两年修辞学习,学生将掌握一套表达和论证规则,这是获取一定社会地位必需的文化准备。

   对于崇尚古典的教学方式,18世纪已有不少人指出其弊端。但是,由于文化保守派总是将古典文化与文明教养挂钩,拉丁语教育在一片质疑声中仍占据显赫地位。即便法国耶稣会被遣散、整个中学教育系统改组之后,拉丁语仍是通用的教学语言。在耶稣会被驱逐后的大路易中学——罗伯斯庇尔和德穆兰(Desmoulins)曾就读于此——拉丁语仍是各年级的必修课,教材大量取自西塞罗等古罗马作家的文本。帕克对大革命前25年内法国10所中学(包括大路易中学)的课程进行了研究,认为当时的古典学课程存在明显的趋同性:修辞学占主流,西塞罗的地位最突出。当时的教育者认为,修辞有利于学生未来的职业生涯,因此学习西塞罗很重要。学习修辞的主要目的是培养情操高尚的公民,其应具有获得良好社会地位所必要的能力,如口才,要在未来的革命议会中崭露头角,口才是必不可少的。

   革命者有时对中学时代的拉丁语教育非常不满。布里索(Brissot)回忆中学生活时抱怨说:“这七年唯一的目标是完善我的拉丁语翻译和诗歌技艺……我的所有思想都集中在背诵文本上。”尽管如此,古典教育中枯燥的背诵和记忆还是在年轻人的心中引起共鸣。怀才不遇的布里索就向往像西塞罗那样,凭自己的才华在法律界和政坛上崭露头角,他觉得罗马共和国是向才华开放、没有等级门第的平等社会。年轻时的学习经历,给革命者打上了非常深刻的印记,梅西耶回忆说:

   在孩子还没有学会自己的语言之前,上百个书呆子都想教他们学拉丁语……塞进我耳朵里的第一个名字就是罗马,但很多东西我只能记住梗概……布鲁图斯、加图、西庇阿的名字,我睡觉时都会梦到;接着有人在我的记忆中堆满了西塞罗的书信……在我上学的那几年,狄特·李维塞满了我的大脑,很长时间里,我真的觉得要再次成为那个国度的公民了,因为我太赞赏古罗马人的遗产。

   启蒙哲人并非没有意识到学习现代知识的重要性,但长期的教育灌输让他们对遥远的古典文化产生仰慕之情。卢梭曾说:“人们对希腊罗马史花了很多工夫,但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几乎完全无知。”尽管卢梭意识到这种教育的狭隘性,但他的著述也无法摆脱古典文化的强大影响。另外,很多革命期间的立法者有罗马法的教育背景,丹东、德穆兰、罗伯斯庇尔、圣茹斯特(1767—1794)等人都是如此。当时法国法学院教授的内容约八成是罗马法,这进一步强化了古罗马的影响;革命期间很多的制度设计也可以佐证这一点,如保民官和元老院。

   古典学识的影响不仅限于革命前的中学生,它是那个时代稍有教养的人共享的文化资源。马拉和格拉古·巴贝夫没有上过中学,但他们读过一些古典作品。革命时代的知名女性同样深受古典精神的感染。罗兰夫人幼时曾为自己生来不是希腊人或罗马人而哭泣,夏洛蒂·科黛(Charlotte Corday)在行刺马拉前读了一天普鲁塔克的作品。另一些现象也在维系和提升古典的文化影响力。18世纪是赫库拉努姆(Herculanum)和庞贝遗址被发掘的时代,这刺激了欧洲人对古典时代的好奇心。画家大卫(Jacques Louis David )的名作《贺拉斯的誓言》和《老布鲁图斯俩儿子的尸体》,在1789年之前就开始创作了。在德国,艺术史家温克尔曼甚至更早就在古典审美和政治之间建立起明确联系,而他的作品在法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自由孕育艺术的观念融入此后的革命政治文化中。有理由认为,古典热是大革命时代古典崇拜的序曲。

   但是,革命前法国思想界对古典文化的重视,并不意味着人们对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知识感兴趣。在当时,古典被视为一个永恒的美德榜样库(exempla virtutis);中学之所以在修辞教育中以古典文化为核心,是因为那里贮存着永恒不变的真善美。所以,对古典文本——即使是历史文本——的研读不是为了获得批判性的考古或历史知识。在大路易中学,革命前的历史教育仅仅是对古典作家的简单评注,严格意义上的历史课并不存在。古典是笼统的表象集合体,在学校课本中,它是“美德典范的展示器”,学生实际上缺少关于古典时代的准确知识。当他们后来投身革命时,他们援引的古典参照物更像是一种永恒的典范,而不是具体时空中的历史知识。启蒙哲人对超时间“典范”的维系也起了很大作用,孟德斯鸠和卢梭的影响尤其重要。孟德斯鸠对古典的兴趣停留在共和体制的理论思辨上,卢梭则对罗马共和国作了理想化解读。正是通过卢梭,革命者看到“公民的绝对榜样”,卢梭让他们向往“无时间”的罗马,完全脱离经济社会实际的罗马——实际上是被重新发明出来的黄金时代。

   二、古典楷模与美德共和国

   马克思说,人们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而是在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的。革命者及其对手所受的古典教育的影响,因为演讲在公共生活尤其是议会政治中的重要意义而强化。以古典为背书的修辞术在革命政治文化的塑造中起了重要作用,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革命前法国人对检举揭发的做法是有保留的,但在德穆兰看来,复活罗马时代的检举风气可以更好地同敌人作战。他认为,检举是一个好公民的行为,并反复申述西塞罗的格言:“清白者若被控告会被洗脱,但罪犯若无人控告则可能逃脱。”布里索持同样的看法,他还引用西塞罗的原文:“城邦中有许多指控者是有益的。”政治对手之间的斗争有时甚至表现为古典学识上的争吵。为了驳斥革命者的反贵族言论,里瓦罗尔(Rivarol)教训德穆兰再去看看普鲁塔克,因为那些成就大事业的古代英雄都是贵族出身。嘲笑德穆兰不懂古典,这简直是对他最大的侮辱。

在法国大革命的政治话语发展过程中,1791年夏国王的逃跑是转折性事件,这之后的公共辩论中,对古典共和国的抽象赞美开始转变为如何将其落实的严肃辩论。1792年共和国成立后,援引古典共和国的榜样便顺理成章了。梅西耶说:“拉丁语的学习使我们青睐共和国,我们复活了书中讲述的伟大共和国。”在1793—1794年雅各宾派专政期间,对古典典范的推崇发展到了顶点。对于这个现象,英国学者玛丽莎·林顿曾有过解释。她考察了大革命前五年可供使用的“未来选项”,(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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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历史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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