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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壁生:《孝经学史》导言

更新时间:2022-07-31 23:08:05
作者: 陈壁生 (进入专栏)  

   单经学史的写作,既是整体的经学史的组成部分,也是经学史的细化。在早期经学史著述中,常常包括经学通史与单经学史。经学通史以时间为线索,侧重于梳理每一时代经学发展的不同特征,如讲汉代经学,必言博士制度、家法师法,讲清代经学,必言小学兴起、汉宋之争。而单经学史则是以书籍为标准,讲一经注解之通史,侧重于以经为标准,梳理每一经在不同时代的注本及其特征。通过这两条线路,完整地揭示经学发展之源流脉络。例如,皮锡瑞作《经学历史》,自经学开辟至清代注疏,历数二千余年经学之发展,而复作《经学通论》,胪列五经之重要问题,加以分析爬梳。龚向农的《经学通论》(刊行于公元1917年)分“经学沿革略说”与“群经学说”,前者为经学通史,后者为单经学史。章太炎在苏州章氏国学讲习会讲《经学略说》(公元1935年),前列“经之形式及质料”、“经典原流,及今古文大概”诸问题,后分述诸经之历史。甚至有一些经学史,如刘师培之《经学教科书》、甘云鹏之《经学源流考》,皆只分言诸经之注解传承,是单经学史的集合。

  

   然而,在经学瓦解已百年的时代,如何写作单经学史,不管是其通史还是断代史,依然值得讨论。目前流行的单经学史写法主要有两种:一是学术史与解释史,一是文献史。从学术史角度写单经学史,注重其传承之源流脉络,解释特征等问题。从文献学角度写单经学史,则更侧重对各种经注版本、人物的介绍。此二者对了解一经都甚有价值,但都是“整理国故”的思路,将经学视为死去的史料,进行解剖式的学术梳理。而从经学自身角度看,正如整体的经学史是经学义理的发展史,单经学史也是一部经典的义理在历史上演进的过程。经学之所以成为经学,正在于其作为中华文明的思想源头,规定并表达了中华文明自身的价值系统,因此,有必要从经学自身的角度来理解经学的演进。而这种理解,所重视的必定是经学的义理。从义理角度写一部单经学史,会面临诸多问题。

  

   一、单经学史与注疏

  

   从义理角度而言,经学史与思想史的最大不同,在于经学的义理发展主要以注疏的形式实现,不同的时代都是通过注解经籍建构其时代的核心思想。因此,单经学史必然建立在细读这些注解的基础上。

  

   但是,单经学史并不等同于解释史。解释史往往注重经注的解释学特征,讨论经典解释学规律,反而容易忽略经义的建构。而经典细读旨在发现经注的义理,充分理解不同经注的性质,是梳理单经学史的前提条件。

  

   经注的性质,取决于注经家对该经籍的定位。历史上伟大的注经家在注解经籍时,因其对整个经学系统见解独到,故对一部经籍的注解匠心独运。以郑玄《论语》注为例。《论语》为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古无异义,但是究竟要把《论语》看成孔子的格言集,放诸四海而皆准,还是看成某种制度下形成的言行,便极大地影响了对《论语》性质的判断与对孔子的认识。而郑玄《论语注》与后世不同之处,在于他为《论语》设置了一个大背景,这样的背景设置使他在许多注解中完全不同于其他解经家。如果对诸注进行对比,其独异一目了然。

  

   《论语•为政》: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包咸注:德,谓道德。

  

   郑玄注:六德,谓知、仁、圣、义、忠、和。

  

   《论语》此文泛言政刑、德礼,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明,孔子所言之“德”有具体德目所指,是故东汉初年之包咸注亦泛言“道德”。而郑玄将泛言之德具体化为明确的“六德”,且此六德之目在《论语》中并无体现,况如“圣”之为德,虽孔子亦言“若圣与仁,则吾岂敢”。郑玄此“六德”之名,来自《周礼•地官·大司徒》,其文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一曰六德,知、仁、圣、义、忠、和……”郑君解《周礼》,对此六种德目进行较为一般化的注解:“知,明于事。仁,爱人以及物。圣,通而先识。义,能断时宜。忠,言以中心。和,不刚不柔。”由此可见,郑玄以“六德”注“道之以德”,是将孔子之言放在《周礼》的背景中。

  

   《论语·雍也》:子谓子夏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

  

   伪孔安国注:君子为儒,将以明道。小人为儒,则矜其名。

  

   郑玄注:儒主教训,谓师也。子夏性急,教训君子之人则可,教训小人则愠恚,故戒之。《周礼》曰:“儒以道德教人。”

  

   “君子儒”与“小人儒”之别,伪孔之注已有区分,而郑玄径将“儒”解释为“师”,并将这句话转化为孔子针对子夏性急,教导他应该选择君子以教。而郑注的依据仍然是《周礼》。

  

   《周礼•天官•大宰》云:“以九两系邦国之名:四曰儒,以道得民。”郑注曰:“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又,《周礼•地官•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万民:四曰联师儒。”郑注曰:“师儒,乡里教以道艺者。”郑玄根据《周礼》中的“儒”有教导之义,遂解《论语》中“君子儒”、“小人儒”为君子之师、小人之师„

  

   《论语•述而》: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

  

   何晏注:志,慕也。道不可体,故志之而已。据,杖也。德有成形,故可据。依,倚也。仁者功施于人,故可倚。艺,六艺也,不足据依,故曰游。

  

   郑玄注:道,谓师儒之所以教诲者。艺,六艺。

  

   孔子此言,凡道、德、艺,皆为泛说,何晏所解,云道不可体,艺不足依,纯为玄学之言。郑注则直接将“道”嫁接到《周礼》之师儒所以教诲者。郑注“艺”为“六艺”,六艺之名,《周官》主礼、乐、射、御、书、数,《史记》诸书主六经,郑注虽然无明确其指,但从其注《礼记·少仪》仍可推见其说。《少仪》“士依于德,游于艺”,郑注云:“艺,六艺也。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六艺”内容,此出于《周礼•地官•保氏》。

  

   《论语·述而》:子以四教:文、行、忠、信。

  

   郑玄注:行,谓六行:孝、友、陆、姻、任、恤。

  

   郑注把“行”解释为“六行”,与其解“道之以德”为“六德”一样,都是据《周礼》为说。《周礼•地官•司徒》云:“以乡三物教万民而宾兴之:……二曰六行,孝、友、睦、姻、任、恤。”郑玄正是以《周礼》之文解《论语》。

  

   上述数例可看出,郑玄《论语注》背后有一套《周礼》制度。在郑玄的认识中,《周礼》之制是周公致太平之制。马融《周官传叙》云,刘歆“末年,乃知其周公致太平之迹,迹具在斯”。这成为其后马融、郑玄对《周礼》的基本定位。《周礼•天官•冢宰》“惟王建国”,郑注云:“建,立也。周公居摄而作六典之职,谓之《周礼》。营邑于土中。七年,致政成王,以此礼授之,使居雒邑,治天下。”郑玄以为,《周礼》是周公所作,它不只是一套价值理论,更是一套具体制度,最终落实在周代的政治社会中。何以要援《周礼》以注《论语》呢?因为《论语》是孔子及其弟子的言行录,而孔子及其弟子言说的背景正是崩坏中的周代礼乐制度。周代礼乐制度的基本形态,就在《周礼》一书中。所以,孔子无论是讲“德”说“艺”,言“儒”语“行”,都是在《周礼》的意义上说的。理解了这一点便可看出,郑玄对《论语》性质的理解,是把《论语》放在《周礼》的大框架中,将孔子视为周制崩坏过程中的天生圣人,孔子言辞中的道德、制度都与周制有密切关系。郑玄的这种看法,与朱子将《论语》放在《四书章句集注》的框架中进行理解,便有着根本的差别。

  

   单经学史上那些最具代表性的经注,往往是注经大师理论的产物。就像郑玄的《论语注》必须纳入郑玄的经学理论中,朱子的《论语集注》必须纳入朱子的理学体系中,才可能对这些经注的性质有明确的定位,才可能真正深人讨论这些经注内部的问题。单经学史必须建立在细读注解的基础上,其困难之处就在于,要研究一部经注就离不开对这部经注作者的经学思想的理解。本书所研究的《孝经》诸种注本中,郑玄的《孝经注》与朱子的《孝经刊误》,是两部最具特色的著作,也是《孝经》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郑玄对《孝经》的理解,不是像其解《论语》那样尽用《周礼》,相反,《孝经注》中涉及到的制度大多同于《礼记•王制》与《白虎通》,这种与今存郑注大相违异的特征,使许多学者认为此注非出自郑玄。事实上,郑玄早年从今文经学,他对《孝经》的注解,更强调《孝经》是孔子新法而非周公旧法,因此在制度上多从今文,毫不足怪。而朱子的《孝经刊误》则多道《孝经》之非,盖朱子先存《四书章句集注》之义理,再以之绳法《孝经》,《孝经》遂漏洞百出,因此本书于《孝经刊误》一章,更多揭示朱子作《刊误》的种种理论预设与思想前提,由此解释其怀疑、删削《孝经》的理由。朱子的诸经注解多有其伟大创见,但因《孝经》在其思想体系中地位过低,遂导致他仅作《刊误》一文,《语类》也只有寥寥几句讨论,因本书旨在梳理《孝经》学之历史,故于朱子一章乃不得不有所批评。

  

   如果能够理解经注的性质,历史上的注经大师都把一部经典纳入自己的经学理论之中,那么,经典就会瓦解在解释之中。从经学的角度来说,要凸显经学的义理,马上会面临一个问题,解释的历史固然可以整理出来,而经义自身的价值在哪里?

  

   二、经与史

  

   可以说,既要凸显“经”的维度,又要表现“史”的脉络,是单经学史写作的永恒的纠结。

  

   整体的经学史或单经学史,首先是经学,其次才是史学。如果仅仅是要对单经学史进行文献学、解释史或学术史的梳理,那么作者本身不需要对经义有特别的看法,只要熟悉文献源流,认识诸种解释,了解学术脉络即可。但是,如果把经学史或一经学史看成“经学”的组成部分,那么便要求我们不但要理解其文献、解释史,更要理解经文一字一句的各种解释。在古人的思想世界中,解释的目的在于明经,而一代代伟大的注经家之所以对经文做出不同的解释,正是因为在不同的时代需要以不同的语言、思维来明经,才能真正有效地将经义带人新的时代思想之中。同时,也正是注经家们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后人看到的经学注疏表现出“史”的脉络来。

  

今天我们在理解经文的时候,如果单靠白文经书,不管是以自己的心灵去体贴经文,还是用现代的思想框架去解释经义,都鲜能发明圣学,而多牵强附会,无法真正理解经文之深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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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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