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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富强:工人出卖的是劳动还是劳动力——劳动力价值说的逻辑拷问

更新时间:2022-07-29 11:30:36
作者: 朱富强 (进入专栏)  
因为如果等价交换就不可能得到剩余价值,而要获得剩余价值就只能实行不等价交换。然而,这三个理由都是不充分和站不住脚的。第一,未来的事物是否一定无法交换?在现实世界中,远期外汇、期权、期货等都是对现期不存在的对象进行交易,更不要说,工资获得与劳动支出之间通常也不是同期的。西斯蒙第就指出,“必须同意,每当已经完成的劳动同将要完成的劳动进行交换时,后者(资本家)获得的价值必须多于前者(工人)。”[⑧]也就是说,市场的扩展使得人们可以就未来的劳动支出数量、类型以及效果等签订买卖合同。第二,不是商品的东西就不能交换吗?市场经济的发展已经将越来越多的非劳动品纳入了交易范畴。庞巴维克当时就反驳说:“原始土地是劳动的产物吗?金矿是劳动的产物吗?煤是劳动的产物吗?然而人人都知道这些东西具有很高的交换价值。”[⑨]基于同样的逻辑,尽管劳动不是劳动产品,但并不否定它可以进行买卖。第三,劳动的买卖一定是等价的吗?第1章已经指出,等价交换规律只是一种理想状态或者社会的理想追求,但现实世界中,等价交换往往是特例,而不等价交换才是常态;相应地,劳资交换通常也是在不等价情形下进行的,而交换的结果则依赖于双方的地位和势力,由此就会导致相同的劳动支出往往得到不同的工资。

  

   上述三大观点面临的更为关键的核心问题是:如何界定商品的价值?一般地,如果商品的价值由劳动决定,进而将劳动作为一种商品进行买卖,那么,就会形成“劳动的价值由劳动决定”的同义反复。既然如此,如何化解这一困境呢?这还是要从“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人类劳动”这一价值定义着手。它隐含着这样两点含义:(1)并非所有的投入劳动都会等量地凝结在商品中并体现为相应的价值。原因在于,任何一定量的投入劳动所创造出的价值可用凝结在商品中的一般抽象劳动量来衡量,但投入的劳动量与体现价值的凝结劳动量之间并不完全相一致。(2)劳动所创造的价值量也不能简单地用劳动时间来衡量。原因在于,具体劳动本身是异质的,有简单和复杂之分,也有从投入劳动到凝结劳动的转化过程中有效程度之别。基于这两点就可以更好地理解马克思的一个观察:“作为价值形成要素的劳动本身不能具有价值,从而,一定量劳动也不能具有在它的价格上,在它和一定量货币的等价上表现出来的价值。”[⑩]其原因就在于,劳动只是价值的源泉,其价值体现在它所创造出的有用性上;究其原因,有用性体现出人类劳动的真正凝结,并借助特定载体而以具体产品或劳务的形式呈现。基于这一逻辑可知,由于相似乃至同一劳动在不同时空下所创造出的产品通常会存在有用性的差异,从而也就具有了不同的价值量。这也就意味着,作为产品价值的合理衡量尺度,与其使用终极意义上的劳动或劳动时间,不如用中间意义上的产品“有用性”,这个“有用性”体现了从劳动投入到价值创造之间的传导中介。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承认劳动的买卖,也就根本不会违反价值规律和剩余价值规律。其原因在于,(1)劳动的价值并不由劳动本身决定,而根本上取决于它所创造的产品的有用性;(2)劳动之所以能够买卖,根本上也就在于它能够创造出有用性。[11]这个有用性也就是商品的使用价值。关于这一点,我们在接下来的《传统劳动价值论的保护策略审视:劳动的异质性与价值尺度确定》一文中将展开更为详细的说明。[12]

  

   五、劳动者实际出卖的是不是劳动力

  

   上述分析表明,尽管劳动力和劳动都不是商品,但劳动力无法独立买卖,劳动却可以买卖。以这两个层次的分析作为铺垫,就可以来深刻洞察劳动者的出卖对象。一般地,如果将劳动者出售的对象视为劳动力,那么,就会面临着一系列的质疑:出售的劳动力的含义是什么?它的外延又如何界定?是劳动者所拥有的全部劳动能力呢,还是某特定或某段时期的劳动能力?如果对这些疑问一一进行逐层辨识,就不难明白,劳动力买卖根本上是一个虚幻的构想;相反,更为现实而合理的是,劳动者最多只能出卖其劳动能力在某段时间的使用权,而且,这还需要以某种形式的具体劳动呈现出来。譬如,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如果资本家付给劳动力一天的报酬,劳动力当天的使用权就属于这个资本家。在这里,马克思所指的依然是劳动力的使用权。更不要说,资本家通常并不可以随意地使用这个劳动力,因为对劳动力如何使用通常会受到相应契约的规定和制约。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维护劳动者的权利,因为资本主义体系下的工人毕竟不是古代奴隶;二是保障雇主的权益,因为雇佣劳动者毕竟存在机会主义的偷懒行为。而且,这种限制在现代市场经济中愈发显著,其原因在于:(1)如果不在事先的雇佣契约中就劳动的密度和强度达成协议,雇主就难以监督和约束工人出工不出力的机会主义行为;(2)如果不在事先的雇佣契约中就劳动的密度和强度达成协议,风险承担能力小的工人为避免雇主的机会主义行为而会转向其他企业或雇主。既然事先的雇佣契约已经就劳动支出的类型和数量达成了协议,那么又如何说资本家拥有了整个劳动力的使用权?霍奇逊就指出,“在雇佣合同里,工人同意履行双方约定并有限制范围的工作事项,并接受雇主的工作分配与安排。”[13]基于这一系列的思辨,我们就不难明白,劳动者实际出卖的根本上就是某种类型和数量的劳动而不是与人体结合在一起的劳动力,资本家获得的也是特定类型和特定数量的劳动支出而不是具有不确定性的劳动力。正因如此,现代经济学在计算和评估一国的生产要素时通常所使用的就是劳动而非劳动力,一国经济增长状况也主要取决劳动的投入而不是所谓的非劳动力水平。

  

   同时,将劳动者的出卖物视为劳动力,还会遇到计量上的挑战:究竟该如何确定所出卖的劳动力?一方面,如果劳动力涵盖了一个人所有的全部劳动能力,这往往就会面临着这样的解释困境。第一,劳动力价值的含义是指什么?如果它是指劳动力所创造的价值,那么就不可能存在剥削了;如果它是指所凝结的物化劳动,那么就难以确定劳动力价值,因为凝结的物化劳动量在不同时空下具有不确定性。第二,出售的劳动力究竟该以何时为标准呢?其困难在于,劳动力具有再生和消耗的特点,因而它总是在不断变化。第三,在现代社会中,并不允许任何雇主终身买断任何劳动者的劳动能力,这仅是极端奴隶制时代的专利。另一方面,如果出卖的只是某段时期内的劳动力,这也面临着如下一些挑战。第一,度量问题。劳动能力作为一个异质性极强的事物,根本难以度量。第二,占有问题。雇主怎样垄断某段时间内的全部劳动力?劳动者需要对自身劳动力不断加以补充,这种补充的劳动力是否属于已被出售的范围。或者是否意味着是榨干所有的劳动力?劳动力的干枯意味着劳动者本身的死亡。第三,劳动力的流动或窜时问题。劳动力很难被看成是一个存量,而是不断变动的,因而其量也没有一个固定的确定标准;而且,即使考虑所出卖的劳动力时段,这个时段的前后界限也是无法明确区分的,因为出售时的劳动力也许要在劳动协议结束以后才在生产中发挥作用的。第四,劳动力本身也是多属性的。一般地,工资所交换的只是某部分的属性及其具有的功效,因此,即使在劳动出售的这段时间,劳动力的其他属性仍然可以用于别处,如从事第二职业、从事家务等。

  

   六、重新认识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说

  

   根本上说,劳资交换体现为劳动支出和劳动报酬(工资)间的交换而非劳动力和工资间的交换,劳方出售的是劳动而非劳动力。就此而言,我们可以从交易双方的需求中得到直观认识。一方面,雇主需要的不是劳动力本身,而是劳动力的使用及其在使用过程中所创造出的价值。对此,哈维就指出,“请注意,资本家不购买劳动者(这是奴隶制),而是在一段固定的时间内(例如每天8小时内)购买劳动者的劳动。”[14]另一方面,工人追求的也不是劳动力价值的实现(即成功出售),而是在交换过程中不断提升自身的需求和生活质量(即尽可能获取更高的工资)。对此,莱博维奇就批评:“《资本论》中的劳动力价值这一概念具有片面性,没有体现出工人质量这一重要因素。”[15]更为甚者,按照劳动力价值说,工人将会消耗掉全部工资;[16]但真实情形却是,工人大多会有剩余,而且剩余的量以及比例还随着社会发展而不断增多。既然如此,马克思为何会提出劳动力价值这一概念并由此发展出一整套学说体系呢?在很大程度上,这主要是对当时资本主义情形的描述,而且是带有强烈批判性的描述。有鉴于此,这里再次对马克思的劳动力价值说进行总结性审视。

  

   首先,根据马克思的原意,劳动力的让渡本质上只是交换一定时间内的劳动力的使用权。马克思就说:“资本家买到的仅仅是在一定时间内对他的劳动力的使用。”[17]这有两点注意:(1)当时的工厂劳动大体上是同质的,主要根据体力差异分为男人、女人和小孩并支付相应的工资;(2)为了最大化地获得利润,资本家在支付工资时通常要确定他可以得到怎样的一个劳动支出,从而通常会对购买到的劳动的性质、强度和范围在买卖时所定的合约中加以明文规定。既然劳动力的类型以及使用方式都已经在契约(显性的或隐性的)中有所规定,那么,所获得的一段时期的劳动力的使用权实质上也就体现一定量的劳动。在现实生活中,也正如马克思指出的,“一切劳动都是在它结束以后给付报酬的”;[18]否则,按照劳动力买卖的理解,根据商品买卖原则,劳动者在出卖劳动力时就应该获得其相应的价值。

  

   其次,马克思所理解的劳动力商品化也只是特定历史阶段的异化产物,而不是劳动力的一般或者根本属性。马克思说:“劳动力只有在它的卖者即雇佣工人手中才是商品”,[19]并多次谈到“劳动者成了商品”以及劳动者的处境甚至还不如作为商品的奴隶。这些都暗示,劳动力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被“当作”商品,而劳动力对其所有者而言本质上并不具有商品的属性。例如,马克思明确说:“劳动力只有而且只是因为被它自己的所有者即有劳动力的人当作商品出售或出卖,才能作为商品出现在市场上,劳动力所有者把劳动力当作商品来出卖,他就必须能够支配它,从而必须是自己的劳动能力、自己人身的自由的所有者。”[20]在这里,“当作”一词就意味着劳动力本质上不是商品,而只是被人为地“当作”了商品;也就是说,本“不应该”的事情竟然发生了,这就是社会的异化。所以,马克思后来还一再强调,“(劳动力的买卖)成为特征的,并不是劳动力这种商品能够买卖,而是劳动力成为商品。”[21]正是基于这种缘故,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早期实际上是将工人的工资“当作”劳动的价格的。[22]

  

最后,劳动力之所以能够被“当作”商品,重要原因就在于,在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资本在劳资交易中处于绝对的优势地位,相应地,资本家就可以最大限度地使用那些具有很强同质性的劳动,甚至强迫工人的劳动支出超出雇佣契约中规定的数量并且占有额外劳动支出所创造的财富。不过,随着资本主义劳工法等的设立和完善,雇主就不能再像早期资本家那样在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并以有利于自己的方式来随意使用它;相反,对劳动力的使用方式和限度都受制于契约和法律的规定,甚至每个工人的劳动方式和时间都有具体的规定。由此就可以获得更全面的认识:一方面,在马克思所处的掠夺性资本主义制度下,劳动力被“当作”了商品,由此也就有了马克思意义上的劳动力价值;但另一方面,在现代社会以及现代市场中,劳动力的任意使用已经受到明显制约,从而也越来越远离了被异化了的“商品”状态。根本上说,劳动力不是真正的商品,劳动力也无法像其他商品那样自由买卖;相应地,劳动者所出售的实质上也是一定量的劳动而非他的劳动力,这应该成为研究现代市场经济的基础。试想:如果认定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资交易”是劳动力商品买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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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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