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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有为: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

更新时间:2022-07-29 10:23:22
作者: 鲍有为  

  

   内容提要:民国时期社会政治的改变及经学的史学化重新激起了有关今文经学义理的探讨。蒙文通受廖平思想的影响,由早期今古文经学的探究上溯周秦学术,继而梳理周秦思想脉络,并在民国政治革命的影响下,提炼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即与今文经学密切相关的素王革命论。对素王革命论的论述表明,蒙文通意图通过史学研究超越晚清的今文经学,探究周秦两汉之学的真谛。蒙文通以现代史学的方式重估经学,是经学的史学化,其中的现代性毋庸置疑。

   关键词:今文经学;廖平;蒙文通;素王革命论

  

   晚清今文经学并未因清朝的灭亡而消亡,其影响延续至民国时代。虽然在疑古派学术研究的冲击下,今文经学有关论点的荒诞性被揭露,但与之密切相关的孔子及儒学研究并未失去热度。《古史辨》对儒家及五经问题的讨论,胡适对早期儒家的研究,以及保守派学人对经学的重估,都显示出经学承载的文化精神并未完全消亡,而是以另一种方式被延续了下来。同时,还出现了以经学为主体的思想转化,这种转化本质上是经学的史学化,而非传统语境下的经学研究。其中,蒙文通对今文经学的研究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蒙文通通过周秦学术思想研究梳理出孔孟儒学的内在精神,并且指出,这种精神演变至秦汉即成为今文经学的素王革命论。这一认识不只是蒙文通对周秦两汉儒学的高度概括,更是蒙氏在紧迫的时势下对国家政治走向作出的回应,其本质是传统经学转向现代史学的独特产物。本文拟从思想史角度分析蒙文通素王革命论的源起、形成及其义涵,以呈现蒙氏在经史研究方面的独特思想。这有益于深入认识蒙文通的史学思想,以及传统经学的现代化与史学化,亦有助于反观当下史学研究的局限性。

   一、对廖平经学的继承

   清末今文经学家以康有为与廖平为代表,但二人思想在本质上差别甚大。康有为重视今文经学的素王改制论,以附会其政治目的;廖平之学则基于《王制》《穀梁传》等礼制研究,确立平分今古的礼制论,以此贯通今古文经学。

   综观廖平一生经学的变化可知,其目的在于从经学角度论证孔学的崇高价值——这种价值在廖平看来具有永恒性,而不是从礼仪制度理解孔学表现出的变动性。廖平对今古文经学的理解建立在经学信仰尚未完全瓦解之际,因此,经的地位远高于史,民国时期所谓的六经皆史料是不被廖氏承认的。廖平在重塑孔学的至高价值时,借鉴公羊学的三世论来论证三代时期的蒙昧,以及三代不应当再被视为理想的政治状态;直到孔子,才为未来世界谋划了一幅美好蓝图。可以说,在进化论的影响下,上古蒙昧的线性历史叙述一旦碰到孔子就失去了合理性。廖平对孔学的尊崇使他无法认同孔子之学的平庸,亦无法认同经为史的论调。因此,廖平之学看似在维护经学的独特性,实则在西学冲击下充斥着挥之不去的现代性。

   蒙文通早年受学于廖平,深受廖平今古文经学观的影响。他在早年的《经学导言》中即表示,希望在廖平平分今古的思想基础上能够有所深入。由此,蒙文通提出,上溯先秦,探究汉代之学的源头,思考周秦时期的学术如何造就汉代今古文经学的局面。在《经学抉原》序中谈及自己在四川国学院就读时,廖平与刘师培争论齐学、鲁学,今学与古学,蒙氏表示,“两先生言齐、鲁学虽不同,其舍今古而进谈齐、鲁又一也。”蒙氏在《井研廖师与汉代今古文学》文中又说:“文通昔受今文之义于廖师,复受古文学于左盦刘师……稍知汉学大端,及两师推本齐鲁上论周秦之意。”廖平在讨论今古文经学时说到齐、鲁学的问题,认为齐、鲁学虽有差异但皆为今学,不过鲁学相对来说更能体现孔子的思想。刘师培在《群经大义相通论》中认为西汉初年无今古文之争,只有齐、鲁学之分别。在追溯今古文经学的源头时,廖平曾言,古文乃孔子早年之学,今文则是孔子晚年之学;今文言改制,古文言从周。刘师培不同意廖平的这种看法。他认为,先秦时代今古文经学同出一源;至于为何后来发生分别,刘氏认为,传播过程中的地域因素导致文字书写不同、意义改变,由此才会出现望文生义、异说不断的情形。关于齐学、鲁学,廖平、刘师培虽然都重视地域差异,但刘师培并不赞同廖平有关孔学的理解——廖平认为今古文之分源于孔子,而刘师培则认为源于孔子后学。后来不论是讨论经学还是史学,蒙文通都十分注重不同学术以及思想的流变,而且,在思考今古文经学的源起时一直延续廖、刘的思路而展开,并深入分析周秦时代的学术思想,从而尽量合理地解释周秦学术如何演变成汉代的今古文经学。

   1922年,身居重庆的蒙文通提出,“今文为齐、鲁之学,而古文乃梁、赵之学也。古文固与今文不同,齐学亦与鲁学差异。鲁学为孔、孟之正宗,而齐、晋则已离失道本。齐学尚与邹、鲁为近,而三晋史说动与经违,然后知梁、赵古文固非孔学,邹鲁所述斯为嫡传。” 1923年,蒙文通出版《经学导言》。书中,他延续了廖平、刘师培对齐、鲁学的讨论,注意分析不同学术的地域性,明确孔子后学的分化,认为鲁学为嫡派,齐学、晋学则为鲁学之外的分支。也就是说,不同地域的知识传播导致孔子后学的学术分化。在秦汉大一统前,孔学的分支齐学、鲁学、晋学都不同程度地吸收、借鉴诸子学的内容。这三派中,齐、鲁之学的区分主要在于礼制,同时,齐学受到齐地稷下诸子学及神秘主义思想的影响;晋学则具有一定的史学化倾向,也就是孔学的理想与古史的混合。而且,蒙文通认为,三晋之地与孔学结合之前,其史学与孔学相违背;之后,到秦始皇时,博士官之学乃齐、鲁学结合,加之方士化的内学;至汉代,则形成今文经学。因此,蒙文通认为,汉代所谓的今文经学是从秦始皇时开始形成的,而三晋之学则以《左传》《周官》为核心,在西汉河间献王的推广下于民间广泛流传。此时,蒙文通认定鲁学是今文经学的根本,而《孟子》《穀梁传》则是鲁学的根本,《荀子》是三晋之学的呈现,而董仲舒则是齐学的代表;汉代占据势力的是齐学,所以孔学的真谛无法得到明确体现。这也就是说,汉代的今古文之学无法呈现孔学的微言。受廖平的影响,蒙文通此时看重鲁学,还未曾明确汉代今文经学的核心价值所在。同时,他对汉代内学的认识也持否定态度,与后来看重内学中的孔学核心精神并不相同。由此可知,蒙文通虽然未曾认识到素王革命论在孔学中的独特价值,但他已经知晓经学研究不能拘泥于家法条例的分析,而应当对思想义理进行深入讨论,即传统士人所看重的“由明经进而明道”。

   蒙文通此时对孔学的理解并未脱离传统尊孔的认知。他对齐、鲁学的划分,仍以孔学为轴心(廖平、刘师培都未曾突破这种情况)。蒙氏后来的《古史甄微》亦依据这个认知来考察三晋之学。在之后的《天问比事序》中,蒙文通才突破这种固有框架,意识到孔学源自鲁学,与三晋史学无关,所谓“儒家六经所云,究皆鲁人之说耳”。不仅如此,在《楚辞》研究中,蒙文通又了解到楚地之学的特殊性,从而提出史学三系的论断;而且,通过比较,蒙氏认为,三晋古史多较真实,以楚、鲁为核心的历史记载则多理想虚构。

   二、对周秦学术的重估

   蒙文通在《古史甄微》中通过古史鲁、晋、楚三系研究意识到古史的地域性,同时也意识到史与经的截然对立。他不再相信六经皆史之论。早年他在《经学导言》中持有的经史混杂的观点也随之自行放弃。经史关系的明确划分使得蒙文通摆脱了史实的纠缠,更加集中精力思考今古文经学的源起。为此,他必须进入周秦的思想世界,考察孔孟诸子思想的源流。

   《治学杂语》言及1933年蒙文通与章太炎的谈话,其中即涉及今古文经学的问题。鉴于廖平、刘师培对今古文理解的不同,蒙文通想要寻求一个确定的思路,以解决二人的歧义。他说:“六经之道同源,何以末流复有今古之悬别?井研初说今为孔氏改制,古为从周,此一义也。一变而谓今为孔学,古始刘歆,此又一义也。再变说一为大统,一为小统,则又一义也。”可见此时蒙氏还未能完全解答这个疑问。

   1934年,蒙文通在北大讲授魏晋南北朝史时领悟到:“廖先生说古文是史学,今文是经学,的确是颠扑不破的判断。同时也看出经学家们把经今古文问题推到孔孟时期显然是不对的,孔孟所言周事还基本是历史事实而不是理想虚构。”所谓“周事”,在蒙文通看来,主要是制度层面的体现。1935年,蒙文通发表《职官因革考》,依据《诗》《书》《左传》等文献,考察周秦官制的变化,证实《周官》《王制》所载与西周官制并非完全吻合。制度层面的研究之外,蒙文通还对孔子之后儒家及战国其他诸子的流派与思想进行深入探讨。他发现,战国儒家多借鉴道家、法家思想,从而形成汉代之新儒学。所以,其《儒学五论题辞》云:“六艺之文虽曰邹鲁之故典,而篇章之盈缺、文句之异同,未必即洙泗之旧,将或出于后学者之所定也。故经与传记,辅车相依,是入汉而儒者于百家之学、六艺之文弃驳而集其醇,益推致其说于精渺,持义已超绝于诸子,独为汉之新儒学。”在蒙文通看来,汉代新儒学最值得称道的便是今文经学,今文经学寄托着儒家理想;而古文经学以经学为史学,反而促进了经学微言的消亡。由此可见,蒙氏对周秦之学的研究最终还是回到了其师廖平关于今古文经学的认知中,即古文经学为史学而今文经学为哲学。不过,蒙文通认为,刘歆创立古文经学,而今文经学乃西汉儒学在官学中的呈现。

   蒙文通对周秦之际诸子学的解读,核心是儒家。通过梳理儒家学派的性命观,蒙文通对儒家思想的核心及其演变形成了独到见解。对此,蒙氏于1937年发表的《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堪为代表。他对孔孟、《荀子》《管子》《中庸》《易传》以至汉儒的心性之学都进行了阐释,这些阐释具有明确的思想史脉络。在有关论述中我们可以看到,蒙文通对孟子以心为本体的性善论非常推崇。他认为,其后的荀子夹杂了道、法思想,已经远离了孟子的性善论;而汉代董仲舒、刘向等已经乖离了孔孟心性论,且受到荀子性恶论的影响。《儒家哲学思想之发展》对周秦两汉儒学思想的梳理,正有助于理解周秦诸子学的演变及其同异,把握不同时期儒家的基本宗旨,启发对今古文经学源起问题的思考。在此基础上,《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1937年)认为,“汉儒外王之学出孟子,而内圣之学亦本之孟子,非仲舒之徒所可及也。”由此,蒙氏从内圣之学否定了清代刘逢禄等关于荀子、董仲舒在汉代经学谱系中地位的看法,也就否定了今文经学的谱系。

   此后,蒙文通从政治层面提出素王革命论,继续强化周秦两汉孔孟思想内核的延续与演变。其相关文章主要有《汉儒之学源于孟子考》《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1937年)、《非常异义之政治学说解难》(1938年),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1940年)。在这些文章中,蒙文通对1934年于北京大学形成的关于今古文之学及周秦学术的认知进行了深化。他提出周秦时代经、史性质的区别,即,经多蕴含理想而史则趋于史实。蒙氏对经与史的明确区分,实质上并非尊经弱史,而是通过对史的强化来解读经中的微言大义。其言曰:“世之争今古文学者何纷纷也?盖古以史质胜,今以理想高,混不之辨,未解今文之所谓也,而漫曰‘王鲁’、曰‘新周’,说益诡而益晦,庄、刘、宋、魏之俦殆亦有责焉。”这段话批评清代治今文经学者未能分清史实与理想的区别,而往往将二者混在一起。最为典型的便是对礼制的考证。诸如凌曙、陈立,皆未能分清经史,往往把礼制看作史实。蒙文通则非常清晰地认定,今文经学中的核心内容多出于儒者的理想建构,这种建构基于周秦时代的思想、制度等内容,并由此糅合成汉代的今文经学。他又陆续写出《儒墨合流与尸子》《儒家法夏法殷义》《法家流变考》等文,逐步加深对周秦学术的理解,深入论证汉代经学乃周秦儒家吸收其他学派而形成的新儒学。这些探索都与蒙氏总结、完善今文经学的素王革命论同步。

《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意味着蒙文通对周秦学术尤其是儒家的研究进入了完善阶段。他之前针对今古文经学的疑问在此文中有了答案。(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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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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