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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有为:经史之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

更新时间:2022-07-29 10:23:22
作者: 鲍有为  
蒙氏本人也认为,此文解决了汉代今古文经学的源起问题。如此,则蒙文通的今古文经学论与廖平、刘师培也产生了区别。廖平经学二变之后的成果已被蒙文通抛弃;而刘师培对今文经学的否定,在蒙文通的思路下却又恢复了今文经学的独特价值。蒙文通这种由两汉溯源周秦、又以周秦论证汉代经学的学术思路,始终围绕着儒家这一核心。他对秦汉儒家之学源于战国诸子之学的融合进行了梳理,显示出秦汉儒家是与孔孟不同的新儒家,而汉代新儒家的特色在于蕴含了不同时期的思想制度,经学的理想性不言而喻。蒙氏称曰:“至儒家并言法夏、法殷,兼采法、墨之长,各家相争之迹熄,而恢宏卓绝之新儒学以形成,道术遂定于一尊也。”汉代的经学诠释本就杂糅,随着家法师说的不同,必然导致经义的歧义化。之后的刘歆古学助长了此类歧义的出现,今古文经学纷争也就不可避免。沿此思路,汉代今古文经学形成的根本问题便随之得以解决。

   三、政治革命中的素王革命论

   前文已指出,蒙文通《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聚焦于制度层面,彰显素王革命之深意。他说:“晚清之学急于变法,故侈谈《春秋》,张‘改制’之说,而‘公羊’之学显于一时。然‘改制’之义,才比于‘五际’之‘革政’,而‘五际’‘革命’之说,未有能恢宏之者。”意即,康有为之公羊学不足以涵盖晚清公羊学的全貌,清末的公羊改制论也不如革命论之恢宏。蒙文通在这里已有意重估晚清以来的今文经学。这种内在理路的转变与民国时期的政治革命息息相关。

   蒙文通晚年所作《孔子思想中进步的探讨》(1961年)、《孔子和今文经学》(1961年)、《略谈我近年来的学术研究》(1962年),都沿袭了他早年的素王革命论。根据蒙文通的理解,“素王”指孔子,孔子作《春秋》而立一王之大法;“革命”指革去天子所得之天命,即易姓改代。蒙文通认为,素王之法需要通过革命去实现,革命行动则以素王为目的,二者不可分割、孤立。当然,蒙文通对革命的理解很明确,他知晓现代语境中的革命与传统革命的义涵存在差异。但是,今文经学所谓的革命论,在蒙氏看来,实际上并非一致。京氏《易》、齐《诗》中的革命论与《孟子》所言革命论一致,皆指弑君之类的暴力革命;而汉代董仲舒等公羊学则弱化暴力革命,宣扬禅让。后者凸显今文经学下的制度变革,把汤武革命解释为三代改制,由此素王改制论代替素王革命论。清末学者大谈公羊素王改制论,与今文经学的实质有了一定距离,孔学的真实面貌也必然被歪曲。通过梳理战国秦汉的学术思想,蒙文通认为,《孟子》、齐《诗》等文献才是素王革命论思想的真实承载;虽然汉代学者有意弱化今文经学中的革命精神,但并未完全遗弃,只是不断将之边缘化。蒙文通指出孔学的革命精神后,便须考察与此种精神一致的典章制度,并由此论证今文经学中已然蕴藏着万民平等的现代思想——这种思想在他看来就是素王革命论的意义所在。

   蒙文通在《儒家政治思想之发展》及晚年的《孔子和今文学》中着重讨论了井田、辟雍、封禅、巡守、明堂制度,并通过文献论证史实与理想的差别,从而推导出儒家理想制度的优越性。在井田制方面,蒙氏认为,《孟子》《周官》所言井田并非实现太平的理想制度,只是部族间极不平等的种族歧视政策的反映;今文经学家董仲舒、何休有关井田的描述,才是一种经济平等的理想制度。蒙氏关于辟雍的考察则是从教育制度层面抨击周代教育的不平等,认为《王制》《尚书大传》中的教育制度方为今文经学家的理想。蒙氏关于巡守、明堂的讨论同样旨在证明现实与理想制度的差异,以及理想制度指向万民平等。蒙氏对禅让说的考察不是论证今文经学中的革命性,而是凸显今文经学的软弱性。他认为,禅让本质上是今文经学家迫于君主威权而提出的,董仲舒对禅让制的解释与宣扬是对孔学的歪曲。除此之外,蒙文通还明确表示,古文经学的出现也严重阻碍了孔学微言大义的传授。可以说,蒙文通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晚清的古文经学,强调古文经学与孔学精神内核的差距;同时,他也未因袭刘逢禄等人的今文经学谱系,反而批评董仲舒等对于孔学的篡改。由此,蒙文通对孔学的革命论进行了重估。

   他对素王革命论的重估强调暴力革命、万民平等观念。这一观念的生成与蒙氏强烈的国家民族意识有关。蒙文通在《儒学五论·自序》中这样概括儒学:“儒之学,修己以安人。达以善天下,穷以善一身,内圣而外王,尽之矣。”他又说:“孔孟之道,三古所为训也,中国文明之准也。”由此可见,蒙氏对儒学的政教功能依旧怀有很大的信心。他对周秦诸子流派思想的研究也都指向秦汉儒学,认为秦汉新儒学的缔造离不开周秦诸子学的影响。他认可儒学对于社会完善的重要意义:“世谓儒以旧社会之崩溃而衰废,斯固然也。然其复乘新社会之完成而益显,独何与?”他借用友人严立三之言来表达自己对当下政治的关注:“际此事变之亟,深宜多集友朋,究明此学,以延墜绝于一缕。宋之儒研几于天人,内圣之学则既明之矣,而外王之道则必于汉世今文家求之。”蒙文通认为,孔孟的素王革命论倡导从社会个体的道德层面入手,激励社会政治制度层面的革命,从而造就未来的理想世界。这不仅可拯救欧洲的道德危机,亦可解决当下中国政治的衰败局面。

   蒙文通关于早期儒学的研究具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反映出他与其师廖平之间的共性。他对孔学政教功能的宣扬,可谓是其师尊孔的一种变相(不过,相较于廖平的狂想与激进,蒙氏较为温和)。蒙文通尊孔,并非打着孔教的旗号,而与这一旗号背后的今文经学有着紧密的渊源。他对周秦两汉学术的探讨未曾脱离孔学,而是绕了一大圈,再次论证了孔学独特而恒常的价值。所谓“儒者内圣外王之学,匪独可行于今日之中国,以西方学术之趋势衡之,直可推之于全人类而以创造其将来”。这种强烈的文化自信,清末的康、廖已然具备。然而,蒙文通的文化自信更源自他对民国时期现实政治的不满。另外,蒙文通的历史研究一直在努力呈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这一点晚于章太炎。唯有培养具有强烈民族凝聚力的社会群体,才能引导国家向着正确的轨道行进。

   清代末季,康有为、廖平推崇孔子托古改制,谭嗣同《仁学》批评传统伦理,章太炎亦从公羊学中看到黜周王鲁、素王改制背后的革命意义,这些关于孔学的重新解读都隐含着对孔学革命意义的肯定。只不过,因为当时的社会趋向于反传统,政治上要推翻帝制,加之五四新文化运动,孔学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存在的空间。但是,转机出现了。正如学者所说,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势力在中国的横行,激发了民族意识,之后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导致亡国危机加重,原本个体的解放转变为国家民族的存续。胡适所言“新名教”也道出20世纪20年代之后政治状况的改变。抗日战争的爆发加速了这种认知,对个人自由的激烈讨论趋于边缘化,对民主科学的关注也转向对国家民族力量的弘扬。这意味着不仅要从西学寻求解决的方法,更需要找到内在自足的通道。今文经学视域下的革命论由此逐步进入学者们的话语。

   梁漱溟、熊十力、钱穆、蒙文通等学者都在苦苦追寻传统文化思想中可以为当下利用的资源,且熊氏、陈氏、钱氏也都十分看重儒家的革命论。熊十力曾说,孔子作《春秋》志在改乱制,并谓孔子晚年已具备民主革命之思想。陈柱在《公羊家哲学》中设有“革命论”一节,专门讨论孔孟的革命论。这一作法远早于蒙文通。不过,蒙文通认为革命学说导源于孟子而非孔子,这与陈柱的理解不同。虽然陈柱与蒙文通二人很早便相识,但是,蒙文通是否受到陈柱著作的影响,则不得而知。钱穆对革命论未有长篇大论,但他与蒙文通讨论过龚自珍,对龚自珍未谈革命深致惋惜。蒙文通的佛学老师欧阳竟无也曾向其坦言儒家革命论的重要性,并强调由孔学培养士人志气,所谓“无志失士名矣”。相较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欧阳竟无等人对心性的强调,蒙文通更看重今文经学的经世功能。深受马列唯物主义思想影响的郭沫若,在其初版于1945年的《十批判书》中,也对孔子进行了较为积极而正面的讨论。郭沫若认为,孔子思想的进步性体现在他的言语中所蕴含的革命精神,早期儒家中近于任侠的一派反抗权威的勇猛强烈正是革命精神的体现,这与尚同的墨家不同。虽然蒙文通与郭沫若对于孔学的理解并不相同,但二人涉及孔学革命精神的论述,都有着强烈的民主革命意识,而对儒家民本思想的解读也都渗透着对民众权利的关切。

   民国时期的政治革命深刻地影响着诸多学者对传统学术思想的解读,也影响着蒙文通对先秦两汉思想的剖析。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无论从学术还是从政治角度,都指明今文经学在价值层面的优越性,以及对古文经学的排斥、对法家的批评。这种偏见源自清末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对荀学、古文经学的排斥。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曾总结康有为微言大义之学:“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追孔子之微言。”对蒙文通来说,现代史学并未磨灭传统经学的存在;他以现代史学尊崇孔孟、显扬今文经学,呼应清末以来排荀斥古的偏见。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廖平等晚清今古文经学的影响一直存在;无论他多么明确经史之分别,他的学术思想都与此内容密不可分。

   结语

   民国的社会现状始终刺激着蒙文通不断思考如何从传统中找寻民族精神,找寻国人可以自立于现代世界的勇气。同诸多学人无法摆脱传统影响一样,蒙文通依旧围绕儒家及孔孟之学来阐释孔学的独特价值。又由于民国的社会政治环境与清朝有了很大不同,蒙文通看待传统知识思想的语境也随之发生了改变。蒙文通对制度、思想的探索虽然未曾脱离廖平的影子,但是,相较于廖平哲学沉思式的尊孔及后来的大统、小统说,蒙文通的素王革命论乃是通过现代史学的方式获得。蒙文通明确区分经史之别,认为经学具有不同于史学、子学的独特价值,但他对经学价值的重估却是通过现代史学的方式实现的,同时,也借助史学研究去呈现对国家政治与民族文化的思考。这是蒙文通作为史学家的思考方式,也是民国以来经学史学化的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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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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