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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建宗:法律常识的概念分析

更新时间:2022-07-28 08:59:08
作者: 姚建宗 (进入专栏)  
第四,法律常识中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其所表达的意思是,这些法律情感是普普通通的一般社会成员从外部(社会与家庭)接受的,或者基于自身实际的相关生活经历而产生的,或者耳闻目睹其他人的实际经历而生发的,与法律相关或者有法律意义的那些情感和态度。这些情感和态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直觉性的或者感性的因而是“朴素”的,而且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基本上都以类似或者同样的方式获得或者生发出了这些类似或者同样的情感和态度因而是“共同”的。当然,按照具体社会的主流(也是综合性的)价值观来衡量,这些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情感和态度既有积极、正面的又有消极、负面的,但法律常识所指称的基本上都是具有积极、正面意义的这些情感和态度,而诸如“各人自扫门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之类消极、负面的情感和态度就不会被认为是当代中国社会的法律常识。

  

   第五,法律常识中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其所表达的意思是,这些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基本道理,并不是什么高深难懂的道理,而是人们在长期的真实的现实生活中根据各自的经验和教训而不断自我总结、传承、交互反应所积累、沉淀下来的,这些道理融合了绝大多数人的生活经验和教训,也就是说,“常识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体验、经验,是可以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原则、规则、规范,是可传达的体验,是可交流的经验,是生活状况上的共通感”。(34)因此法律常识是“大众化”的。同时,由于这些道理本身就出自人们各自真实的生活经验,是人们各自直觉到的或者感悟到的,它们本身就是浅显而明白的,人们各自对这些道理的认识和理解基本上都相同或者相似而不可能出现较大的差异,因此法律常识是“自明”的。

  

   第六,法律常识是从具体社会的历史与现实中绝大多数智力正常的普通人的日常生活的经验与教训中初步提炼、浓缩而得到的精华,是由历史和现实共同塑造的具体社会中普通的人们的实践智慧,因此它们具有某种程度的历史厚重感并始终处于延续之中,也具有现实的实践针对性并向人们生活的未来敞开着思想发展和实践进步的足够空间。

  

   由上也可以看出,法律常识在内涵上包括了社会中的人们即那些普通人或者说平常人所具有和懂得的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经验知识、情感、态度与生活的基本道理。用学术界通用的说法来表达的话就是,法律常识就是具体社会中那些普通人或者说平常人所具有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常识”“常情”“常理”。陈忠林教授认为:“所谓的‘常识、常理、常情’,是指为一个社会的普通民众长期认同,并且至今没有被证明是错误的基本的经验、基本的道理以及为该社会民众普遍认同与遵守的是非标准、行为准则”。而且,“‘常识、常理、常情’是现代法治的灵魂”。(35)有学者进一步指出:“‘常识’是处理人与人相处、人与自然关系的基本经验,‘常理’是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基本原则,‘常情’是指一个社会所普遍坚持的基本感情。”(36)杨建军教授认为:“常识、常理与法律密切相关,因为法律通常是依据常理对常事作出的一般规定。”(37)

  

   由于法律常识涉及人们真实生活的方方面面和社会的各个领域,比如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宗教、民族等等,所以法律常识实际上就是人们真实生活中的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即与法律相关或者说具有法律意义的那一部分特殊的生活常识与社会常识以及一些比较浅显而直白的属于“法律专业”或者“法律职业”意义上的“法律”常识。而且,随着社会与法律的发展,一些本来属于“法律专业”与“法律职业”意义上的“法律知识”“法律情感与态度”和“基本的法律道理”将会逐渐地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验知识的一部分,比如“许多本属于专业性的司法知识,随着社会的转型,并且在多方力量的共同作用下,逐渐溶化,也慢慢地为社会大众所掌握了,成为社会大众所共享的生活常识了”。(38)当然,从总体上来看,法律常识的实际边界或者说法律常识概念的外延,实际上就是由“法律”来划定的,更准确地说是由“法律”的“意义”来确定的,换句话说,法律常识与生活常识、社会常识的分界就在“法律”及其“意义”这一道“墙”。

  

   同时,我们必须进一步明确的是,法律常识在内涵上包括具体社会中普通人们所拥有并在日常生活中自然运用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普通而浅显的“经验知识”、共同而朴素的“情感态度”和大众化而自明性的“基本道理”这三个组成“部分”,这“并不是”说我们依据其“内涵”而对“法律常识”进行三种类型的“划分”——“经验知识”型“法律常识”“情感态度”型“法律常识”和“基本道理”型“法律常识”!我们所表达的是,“任何一个”法律常识都“同时”包含着“经验知识”“情感态度”和“基本道理”三种成分,只不过某些法律常识中“经验知识”的成分多一些,“情感态度”和“基本道理”的成分少一些;某些法律常识中“情感态度”的成分多一些,“经验知识”和“基本道理”的成分少一些:某些法律常识中“基本道理”的成分多一些,而“经验知识”和“情感态度”的成分少一些。换句说法就是,“任何一个”法律常识都包含着“经验知识”“情感态度”和“基本道理”这种“三位一体”的内涵要素成分,“任何一个”法律常识可能都是以“经验知识”“情感态度”和“基本道理”这“三者中之一”为基础与核心成分,而以“另外两种要素成分”为支撑来构成的。

  

   三、法律常识的实践品性

  

   法律常识是人们在与法律相关的日常生活或者说法律生活中所直接或者间接获得的经验与教训的基础上累积、沉淀而成的经验知识以及在这样的经验知识基础上产生的具有法律意义的情感和态度以及体悟、领会到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各种浅显的基本道理。因此,尽管法律常识的基础主要还是依靠人们的直觉、本能与感性认识,但奠基于直觉、本能与感性认识之上的经验和教训以及对经验和教训进行提炼、加工而形成常识的过程都是离不开理性的,法律常识也就程度不一地既是人们的实践理性的体现和定型,又是人们各自对其个体实践理性的实践运用的结果,因为“从交往实践观看来,常识是交往共同体的共识精神,支撑共同体日常生活的主导价值观念、意义体系和规范标准,是大众借以相互规约和评判交往行为的尺度。”(39)由于法律常识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实践理性本身又是人们运用自身实践理性的结果,因此,法律常识必然具有明显的实践品性。这主要体现在如下方面:

  

   第一,法律常识包含着一套朴素而相对确定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知识体系。这套知识体系主要来自人们的实际生活经验与教训。对人们来说,这套知识在内容上是明晰、清楚、确定因而稳定的,人们自然而然地相信这套知识是正确的,人们对其主要含义与意义是既可以意会也可以言传的,人们据此也才有相互沟通和交流,也才能对彼此行为的意义作出预期,对各自的未来生活作出相对恰当的规划。如果我们把法律常识的这套朴素而相对确定的知识体系看做一些简单的命题、判断,那么它们就是“自然的作品,是我们的原始能力的结果”,(40)它们“自身就蕴涵真理”因此“用不着寻找证据,也不用论证”,它们“一旦被理解,就会被相信”,所以它们是朴素的知识体系。

  

   第二,法律常识包含着一套朴素而具有相对正当性的价值体系。法律常识中那些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经验知识、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情感与态度、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基本道理,都是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总结”且加以“选择”从而不断沉淀和积累的结果。人们“总结”其生活中的实践经验与教训相对而言可能具有更多的“客观性”,但“选择”一定是“主观性”的,也就是说,法律常识一定是人们在自身的“好”“恶”或者“善”“恶”意识自觉不自觉地主观干预下,也一定程度上参考或者对照了道德、社会、法律对人们生活中得到的这些经验知识、情感态度、基本道理的大致态度和立场,对其进行“选择”并确定下来的。所以,法律常识实质上也负载或者展现了人们生活中个人之间、个人与群体之间的以及人们生活中的道德、社会、法律各自与彼此之间的,多多少少具有某种程度的共识性的因而也就具有基本的正当性的价值观念体系,恰如陈亚军教授所说,常识也表征着人们“生活中的共同价值”。(41)法律常识所负载或展现的这套价值体系大体上也反映了具体社会中绝大多数人比较稳定的人生观与世界观。

  

   第三,法律常识包含着一套朴素而相对确定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规范体系。法律常识作为朴素而相对正确的经验知识、情感态度和基本道理,其基本功能就是为人们从事具体行为并对他人行为进行预期提供相对比较准确可靠的判断标准和依据,从而不仅提高自身行为的效率,而且也为自身行为带来积极正面的社会效应和法律效果,同时尽可能避免消极负面的社会效应和法律效果,以确保自身行为在社会意义上和法律意义上的正当性。因此,作为人们日常生活中行为的基本判断标准和依据的法律常识事实上也就表现为一套与法律相关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行为规范体系。晏辉教授就曾认为,“常识是与日常生活有关的体验、经验,是可以用日常语言表达的原则、规则、规范”。“在外在形态上,常识表现为被共同认可为并践行的原则、规范、惯例、习惯、禁忌,等等”,而且它“不但在空间上对所有的人而且在时间上对同一个人有效”。(42)

  

   第四,法律常识包含着一套朴素而相对稳定的与法律相关的或者具有法律意义的思维方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法律常识大体上是靠人们的直觉或者本能的运用来发挥作用,但对于具体个人而言这个过程却是经过了意识和思维的运演,体现为人们的或感性或理性或感性理性兼具的思维方式的展开过程,而且法律常识本身及其形成过程在实质上也或多或少体现并凝聚着人们的实践理性,因此,法律常识在实践上直接地就体现为人们朴素而相对稳定的一种思维方式。陈亚军教授指出,常识的内涵之一就是人们的“思维框架”。(43)晏辉教授也认为,“在观念上,常识表现为习惯性思维,在行为上表现为前后一致的模式,即习惯”。(44)

  

第五,法律常识内含着某种意识形态且自身也就是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主要由人们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因为法律的参与而成为法律生活)的经验知识形成的法律常识,必然直接或者间接地体现着法律所代表着的具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基本精神,因为法律背后即本质上的支配性力量对人们的思想、意识、观念和行为具有或有形或无形的精神与物质方面的强制或者支配作用,而任何个体的人对此一般并无自觉意识因而只能本能或者自然而然地将其作为自己日常生活中进行各种行为的客观事实与既定前提自动接受下来。如果在并不十分严格和特别准确的意义上,我们将法律所反映和代表的具体社会的主流价值观念、社会意识和基本精神等要素的集合称为“法律意识形态”,(45)那么显然,作为主要由人们日常生活特别是法律生活中的经验知识所形成的法律常识,实质上是内含着某种法律意识形态的。而就法律常识对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行为表面上呈现出来的“不自觉”的和“极其自然”的实际影响,而在法律常识的深层恰恰是对人们的思想、观念、意识和精神的以“公共权力(暴力)”为后盾的“强制性”支配来看,它实际在某种程度上发挥着类似葛兰西所说的“文化霸权”(cultural hegemony)(46)的作用,恰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实践层面上,常识还是一种‘社群感’(community sense)——它从心理和感情层面集中反映了社会成员的道德观和世界观,(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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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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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法制与社会发展. 2021,27(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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