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夏庆杰 唐琦:历史和哲学中国的政治经济内涵

更新时间:2022-07-27 16:06:23
作者: 夏庆杰 (进入专栏)   唐琦  

  

  

摘要:本文试图从尧舜禹以来的中国历代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演化史中探究“形而上”的“哲学”中国及其政治经济内涵。年复一年的黄河长江水患和几乎每年都出现的北方游牧部落的入侵造就了中华民族的“集体主义”性格。为有效抗洪治水和抵御外侮,“集体主义”中国的政治体制逐渐从西周的“分封制”发展为秦汉的“中央集权制”或称“郡县制”。为保持各级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对国家的认同,西汉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在科举制下,从隋唐至清朝的历代王朝通过科举考试对天下遵奉儒家学说的贤能之士“开放”,实现了皇帝与精英集体治理国家的状况,这可以称之为“儒家开放社会”。十七世纪中叶后中国在工业化大潮中落后,从而不断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侵略瓜分。完成政治经济社会“再造”的“集体主义”中国终于迎来了新中国的诞生和成功工业化,新中国“开放社会”的建设也开启了革命性的变革。

  

一、前言

  

   西方学者如魏特夫(Wittfogel) [1]、阿西莫格鲁(Acemoglu)[2]把中国的政治体制称之为“独裁体制”、“专制体制”、“威权体制”。中国人自己称之为郡县制或者中央集权制。阿西莫格鲁还断定:自由民主会导致兴盛和强大,独裁专制一定会导致国家失败(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然而,自秦始皇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到明末清初以前,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政治经济最为强大的国家。从明末清初到1949年国民党溃败出逃台湾的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没有赶上世界科技发展和工业革命的步伐,从而愚昧贫穷落后,乃至被西方列强和日本不停地吊打一百多年(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5年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在这个不停被吊打的过程中,中华民族完成了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体制的再造,从而迎来了1949年新中国的诞生。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中国成功实现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过去两千多年里的绝大部分历史时期里,中国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对于这样一个文明国家而言,“威权”、“独裁”、“专制”等西方理论家的判定根本无法概括中国的主要特征。同样,“郡县制”、“中央集权制”等中国理论家们所认可的标签恐怕也不能解释“中国究竟是什么样的国家?”的疑问。要想从哲学高度上理解“究竟什么是中国?”,只能从中华文明的源头开始,对中华民族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历史发展轨迹进行深度剖析和概括,才能发现“形而上”意义上的“哲学”中国及其政治经济内涵。

  

二、中国“集体主义”的来源及其制度安排的形成和变迁


   (一) “集体主义”与“个人主义”

  

   “集体主义”是指集体的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在集体利益(集体的安危、存亡、发展)受到威胁的时候,个人需要让出自己的利益,服从于集体利益,当然集体也会对个人或某个群体的牺牲予以相应补偿。

   与集体主义相对应的是“个人主义”,强调个人利益高于一切,神圣不可侵犯,个人的住宅“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虽然西方以个人主义为中心的自由言论来源较晚,是中世纪神学解体后的产物,但是在启蒙运动以后的重构中,“自由主义是构成近代西方政治文化的主流传统和基本精神,而个人主义是自由主义的基石。‘个人选择权力到17世纪再西方被普遍接受’”。[3]

   与西方社会里“霍布斯、斯宾诺莎等人将自由看作权利的本质,或者认为权利就是自由。康德、黑格尔也用‘自由’来解说权力,但偏重于‘意志’”[4]不同,中国集体主义原则下的整体利益更受到社会的重视。但是这并非不尊重个体的利益,而是在开放社会中实现了集体与个体利益的融合。个人的发展可以呈现遵循集体主义原则下和礼制、规范与道德规范下的有序上升,而少见无序的混乱和难以流动的社会状况。西方世界的个人主义道德固然貌似赋予个人更大的自主权,但是一方面这一缺乏集体目标的道德观是欧洲大陆邦国林立的产物,另一方面也没有赋予庶民与贵族阶层有序流动的合法性。从而在帝王层面既少见大一统的目标与见解,在民间也少见中国式的“地瘦种松柏,人穷子读书”“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谚语以宣扬士绅平民的家国情怀。

   集体主义精神或多或少在所有国家都存在,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民族英雄,这些英雄就是那些为本民族的生存发展做出重大贡献或者牺牲的伟大人物。另外在争取民族独立、反对民族国家分裂、反抗外敌入侵的战争中,军队将士为了国家和民族的生存不惜牺牲生命浴血奋战,这是把民族国家集体的利益放到个人利益之上。即使在个人主义盛行的欧美国家里,个人利益也受到国家法律的制约,只能在法律框架维护个人利益,在民族国家的紧急时刻(战争)也要服兵役上前线打仗。同样,即使在讲究集体主义的中国,2021年开始实施的《民法典》也强调“民事主体的人身权利、财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犯”。总而言之,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在所有国家都存在,区别在于有些国家集体主义多一些、有些国家个人主义多一些而已。

  

   (二)中国“集体主义”的来源

  

   生活在春秋年代末期的老子李耳(公元前571年-公元前471年)认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5]因而只要遵循“道”,就可以达到“无为而治”的状态。老子的理想社会状态是:“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6]孙中山说:“中国四万万之众如同一盘散沙,此岂天生而然耶?”[7]自秦汉至明末清初,中国处于分散小农经济为主的农耕社会。那么“交通主要靠走,宣传主要靠吼”的传统小农中国是如何成为“集体主义”中国的呢?

   霍布斯说,“人与人之间的争斗”导致个人让渡部分权力给一个强大的“利维坦”(即国家),换得和平与安全。[8]可以假设,在史前中国不仅有“人与人之间的争斗”,而且有每个两三年就爆发的洪水和每年都会有的北方少数游牧民族闪电烧杀抢掠。那么这种周期性的洪水和游牧部落的烧杀抢掠是否也会更加有助于导致国家的形成呢?进一步说缘于“周期性的洪水和游牧部落的烧杀抢掠”的国家与“人与人之间的争斗”的“利维坦”有什么不同 呢?

   从目前的考古和历史文献来看,尧舜禹时期的中国已经是定居型农业国家,不能像游牧部落那样逐水草而居。即使面对年复一年的黄河长江水患,以及几乎每年都会出现的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上古中国的居民搬离黄河中下游两岸故土的可能性也极小。抗洪治水和抵御游牧部落入侵的核心是保护百姓的生命和财产。在黄河长江的洪水面前,没有人可以不依靠“中华大集体”而生存,也没有任何地区性部落或集团可以脱离“中华大集体”而独善其身。为治理年年发生的黄河长江水患,需要“中华大集体”形成一个可以调动全国人财物的权力中心,在这个权力中心下设专门部门负责河流治理、洪水检测、部署组织抗洪队伍。换句话说,只有团结一致听从“中华大集体”中心权力机构的调遣、共同努力,才能抗洪、治水。比如某一处导流会淹没某家或某些村落的住房和财产;但是为了集体的生存,这些村落需要牺牲自己的利益,让自己的村庄成为导流区。

   秦汉之前,古代中国的西部、北部边境主要由陕西、山西、河北的西部北部边境构成,长达上千公里。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可能从这上千公里边境线的任何地方发生。游牧部落主要是骑兵,来无踪去无影。而上古中国主要是定居型农业,即不能迁徙又缺乏马匹和骑兵。为了抵御北方游牧部落入侵,只能靠国家养育马匹和设立常备军,更需要依靠国家才能修筑万里长城这样的国家超级防御工事。在欧洲殖民者从海上入侵之前,印度的周边都是比较安全的,其西北部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和帕米尔高原之间的开伯尔山口是外族入侵的唯一通道。但是由于外族入侵的间隔约二百年左右,因而印度人觉得没有必要为二百年一次的入侵修筑防御工事。正因为如此,印度不断的被外族入侵。与印度相比,游牧部落的频繁侵扰却导致了中国中原政权建设了常备军和万里长城。

   与霍布斯的“人与人争斗”导致的“利维坦”相比,无论是抗洪还是抵御入侵,都需要“中华大集体”的中心权力机构去统一调度国家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并形成制度上的常设性安排。这也许就是中华文明中“集中力量办大事”、“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集体主义”传统的由来。这是“集体主义”古代中国的产生、发展、壮大的主要物质原因。

  

   (三)“集体主义” 古代中国的权力中心和政治架构发展变迁

  

   为了进行有效的集体行动,需要建立一个能够有效调动所有氏族部落人财物的中央权力中心,而且各氏族部落必须无条件服从中央权力中心的调动。统一指挥和调度,需要一个权力中心和组织体系,中央税收体系和人财物配置体系。自夏商周以来,中华民族一直不断构造、改进、优化这个集体主义的中心权力机构和政治架构。

   关于夏商的政治架构和权力运作机制,中国历史记载模糊。公元前771年周平王东迁以前的西周构造权力中心和政治架构的方法是周天子居于中央行驶权力、中央对地方的关系是一次性分封,即诸侯国可以由诸侯的子孙继承。得到分封的诸侯主要是周天子的血亲、姻亲、以及少数在周武王灭商过程中有过重大贡献的功臣。各诸侯国有义务定期到周天子的宫廷朝拜天子、进奉贡物、战时自备军队粮草随天子出征。周天子有自己的领地、属民和军队。周天子的权力和影响力来源于周天子裂土封侯。然而,随着不停地分封越来越多的诸侯国,周天子自己能够控制的土地、属民、军队越来越少,最后到了无地可封的地步。这种状况导致周天子的权力和影响力大幅度下降。另外,西周中央和地方的关系是通过血亲分封诸侯的方式,巩固中央政权。然而,若干代之后,周天子与诸侯之间的血亲关系逐渐淡漠。周平王东迁之后,周天子能够控制诸侯国的时代截止了。在东周时期的分封制下,周天子不能控制各个诸侯国的人事任命权、税收权、军权,也无法限制诸侯国之间的结盟和战争行为。因而分封制的周朝注定将无法维持国家统一,逐步走向国家分裂。很显然,以血亲和姻亲为基础的分封制无法承担 “集体主义” 中国的需求和重担。

公元前八世纪后期周平王东迁后,中国进入了长达五百多年的春秋战国时代,虽然周天子依然是天子,但是诸侯国已经各自为政了。诸侯国之间相互攻伐、兼并。就经济发展而言,在春秋末期之前,中国还处于在青铜器、井田制时代。由于生产工具的落后,只有多人合作才能实施农业耕作,农业基本采用集体耕作即井田制,《诗·小雅·大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春秋时代末期以后,中国进入了铁制农具和牛耕的生产力时代。这意味着一家一户的小农就可以独立进行农业耕作。在这种生产力发生大跃进的情况下,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秦国商鞅变法,即“废井田、开阡陌”,允许土地私有制,“奖励耕织”,由国君任命各级政府官员取代世袭贵族,实施统一税制,由国君任命的税官收税,建立国家常备军,奖励军功,根据军功提拔军官。商鞅变法的核心是用“中央集权制”取代“贵族世袭分封制”,同时也是是古代中国 “开放社会”建设第一次尝试。在经济体制上,把世袭贵族领地制度改革为一家一户的小农经济制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limei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564.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www.aisixiang.com)。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