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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湄:章太炎《春秋》学三变考论——兼论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本意

更新时间:2022-07-27 15:48:47
作者: 江湄  

  

   内容提要: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将“六经”历史文献化,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这样一种以“传统/现代”为框架的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和自身意图,从而造成对章太炎学术思想的割裂和简化。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本文试图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关键词:章太炎;《春秋》学;六经皆史

  

   章太炎于1891年“始分别今古”,标榜“古文经学”与康有为“今文经学”相抗衡。一开始,他还援引今文经说,相信“孔子改制”和“微言大义”,直到1904年《訄书》重订本的出版,才标志着他真正肃清康氏“今文经学”的影响,确立起“六经皆史”的古学宗旨。在重订本《訄书》的《清儒》篇中,章太炎鲜明反对通经致用、道在六经的“经学”观念,指出“抟国不在敦古”,想通过六经找到万世不易之“道”,纯属夸诬之谈。他说,所谓“六艺”其本来面目是兼领“天官”的上古史官记录并典藏的“官书”。而研究六经的正确方法应该是“夷六艺为古史”,从中知“上世社会污隆之迹”。经学消亡,其所述历史“神话”及其建立其上的儒“道”权威被否定,经学作为史料寄身于史学门下。按照中国学术“古今之变”的这一大线索来看,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继承章学诚、龚自珍而翻上一层,对于中国学术、思想的现代转型,具有里程碑式的地位和意义。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后世学者基本上按照这一线索,将章太炎以“六经皆史”为要义的“古文经学”进行一分为二的评说:一方面积极肯定章太炎破除由经见道、通经致用的经学思维,折经入史,将六经历史文献化,用研究历史文献的方法来解经,使儒家六经从神圣宝典下降到了古史资料地位。另一方面,又批评其“六经皆史”之说,终未能脱离儒家经学的羁绊,仍为尊经崇圣的观念所困,章太炎到底也还是一个“古文经学家”。那些身为新文化运动疑古思潮之领袖的学人,更是对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深致不满,认为其说不能认清六经的真相,不能开辟科学探索中国古史的道路。钱玄同曾说,所谓“六经皆史”这句话是讲不通的,即使把六经当作史书,其价值也远在《史记》、《新唐书》之下。另一位太炎弟子朱希祖也说,“六经皆史”很不确当,应该说“六经皆史材”才对。他认为先师之意也是要讲“六经皆史材”的,只是不愿明斥先贤才没有明言。顾颉刚更是批评章太炎的“六经皆史”说充满强烈的信古之情,而章太炎本人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

   这样一种对章太炎“六经皆史”说的二分法,其实是把章太炎摆进新文化运动的“先贤祠”中,而将其学术思想割裂开来,能为时代先驱者,则受到尊崇,与潮流对反之论,则目为落后保守,不暇一哂。这种二分法,往往使我们忽略章太炎“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轨迹与自身逻辑,容易过滤掉其中既不太“现代”又不怎么“传统”的思想内容,难以平心了解其本有的思想意图和独特的时代讯息。进一步地说,章太炎的“国学”是中国学术、思想现代转型中的一个重要形态和阶段,他号称复兴“古学”,但其实是对“传统”的激进改造和重构。对于章太炎的“国学”思想,若仅仅把它当做新文化运动“整理国故”事业的先声和资源,而以“传统/现代”的二分法框架之,那将是对章太炎的极度简化。

   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是其“古文经学”的主干,充分、集中地表达了章氏“六经皆史”说的思想意图和涵义。如钱玄同所提示,章太炎从早年的《春秋左传读》到后来的《春秋左传叙录》、《刘子政左氏说》,再到晚年的《春秋左氏疑义答问》,其经说“前后见解大异”。也就是说,随着章太炎的思想变化和时代变迁,其《春秋》学一直在发生变化,直到1930年代才形成定论。可见,其《春秋》学也最能表现其“古文经学”形成发展的内在自身的思想轨迹。关于章太炎的《春秋》、《左传》学,学界已有一些重要的研究成果,本文侧重的是,追迹章氏《春秋》学的变化发展,并试图以《春秋》学为中心,考察其“六经皆史”说的本意,提示其中值得重新审视的思想内涵。

   一、《春秋》“义经而体史”

   章太炎于1896年写成的《春秋左传读》,代表了其《春秋》学也是其“古文经学”的第一个阶段。1891年,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问世。为了证明以《公羊传》为主的今文经是孔子“托古改制”之作,康有为继承刘逢禄的观点,力辨《左传》是刘歆割裂《国语》、依《春秋》以编年而成的“伪作”,其中的“君子曰”、书法凡例皆是刘歆所伪造,刘歆甚至还遍伪群经、窜乱《史记》、假造传承谱系以实其伪。就在同一年,章太炎“始分别今古”,至1896年,写成了《春秋左传读》,其书虽未曾刊行,却充分表明章太炎以《春秋》、《左传》学作为攻击“今文经学”、确立“古文经学”的主要学术阵地。

   《春秋左传读》有两方面的内容,一是进行文字训诂;一是搜集战国至汉初“左氏先师”和两汉古文经学家的旧说以解释《左传》义例和微言。正如不少学者所指出,章太炎力图以《左传》会通于康有为所云《公羊》大义,论说《左传》同样主张“改制革命”、“黜周王鲁”、“大一统”、“通三统”乃至“大同”、“逊让”之微旨。这表明,其时他的“古文经学”基本笼罩在康有为“今文经学”的阴影之下。因此,他始终未将《春秋左传读》正式刊行。

   1907—1908年,章太炎于《国粹学报》刊完《春秋左传读叙录》和《刘子政左氏说》,这代表了他《春秋》、《左传》学的第二阶段,也表征着其“古文经学”的进展。这时,他已于重订本《訄书》中确立了“六经皆史”的古学宗旨,以孔子为史家宗主,又初步构拟出孔子-左氏-太史公-刘歆的史学谱系。此后,章太炎反复申说孔子之述作“六经”乃是“存古”之学,其大用在于启发和维护国人的种族、文化自觉。但是,在这两部书中,章太炎对《春秋》的定义是“义经而体史”。他继续申说,孔子对于《诗》、《书》、《礼》、《乐》、《易》“但有校订编次之劳”,而《春秋》则是孔子“自作”,异于“古书”。左丘明既是史官又是孔子弟子,与孔子“偕观史记,助成一经,造膝密谈,自知其义。”

   《春秋左传读叙录》原名《〈后证〉砭》,写于1902年,专门反驳刘逢禄关于《左传》本非《春秋》之传,其条例、说经之语、授受系统皆刘歆伪造的说法。同时,章太炎还针对刘逢禄的《箴膏肓评》写了《驳箴膏肓评》,申明郑玄对何休的驳斥及其为《左传》所作辩解,力争《左传》书法义例非刘歆伪窜,合于《春秋》本意,合于“礼”。但《驳箴膏肓评》从未刊行,今存手稿。刘子政左氏说》,主要是就《说苑》、《新序》、《列女传》中所举《左氏》事义六七十条,考证古文《左传》不同于今本的文字、训诂,尤其是其中的“大义”。在这时,他虽然已不讲《公羊》学“黜周王鲁”、“革命”、“大同”之说,但仍然相信,孔子在《春秋》中寄托了一套垂训万世的“文外微言”,包含在《左传》的书法义例之中。他要证明的是,《左传》中的书法义例能“见之于行事”,深切著明,得孔子真意,远比《公羊》高明。

   据章太炎考证,《左传》传世后百余年,到战国时代才有了《谷梁传》,而《公羊传》则起于秦末,其说或剽窃左氏,而失其真。《春秋》“昭公三十二年”有这样一条经文:“冬,仲孙何忌会晋韩不信、齐高张、宋仲几、卫世叔申、郑国参、曹人、莒人、薛人、杞人、小邾人城成周。”按照《左传》的记载,其时晋国接受周天子的请求,派魏舒、韩不信会合诸侯的大夫进行增筑成周城墙的工程。《左传》借当时贤士之言,评论主持其事的晋国大夫魏舒“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又评论主张其事的周朝大夫苌弘“苌叔违天,……天之所坏,不可支也。”章太炎认为,在这里,《左传》要说的《春秋》“大义”是:“大命已去,则支坏无所用;王德未备,则天位不可干。斟酌损益,于是具矣。”也就是说,周朝的衰亡已经不可避免,但在这种情势下急于篡位,那是乱臣贼子之所为,而只能以“尊王”的名义尽力使天下维持一定的秩序。这正是孔子《春秋》进行褒贬的基本原则。章太炎说,刘向《说苑·修文》篇阐发的就是这一“大义”。而《公羊传》于“宣公十六年夏”所说的“新周”之义,其实就是来源于春秋晚期的这一“时论”,而“奖借篡夫,过为侧诡”,不如《左传》义远甚。另外,章太炎还指出,《谷梁传》解释“桓公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说,孔父之“父”乃其谥号,孔子不称其名,“盖为祖讳也。孔子故宋也。”《公羊传》误解了《谷梁传》所谓“故宋”的意思,就发明出“新周”与之对偶。总之,《公羊传》所说“黜周王鲁”之义其实是风闻《左传》史事又误读《谷梁》之文而恣意妄说。

   《春秋经》“桓公十四年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左传》解释其书法曰:“秋八月壬申,御廪灾。乙亥,尝。书,不害也。”就是说,君主的粮仓遭到火灾,但还继续举行尝祭,并不惧怕这次火灾而以之为害。而《公羊传》却说,《春秋》的书法是讥刺在“御廪”失火之后还照常举行尝祭。章太炎在《刘子政左氏说》中评论道,《公羊传》所说书法大义是“老生常谈”,而《左传》所说书法大义则很“闳深”。他认为,刘向《说苑·反质》篇关于“魏文侯御廪灾”一则,说的正是《左传》的书法大义:魏文侯“御廪”受灾,公子成父不吊反贺,他说:“天子藏于四海之内,诸侯藏于境内,大夫藏于其家,士庶人藏于匣椟,非其所藏者,不有天灾必有人患,今幸无人患乃有天灾,不亦善乎?”“御廪”之灾正是要警戒君主不可大肆聚敛,使之避免更可怕的人祸。章太炎说,战国初年,《左传》学主要流传于魏国,所以,公子成父的谏言是本于《左传》书法大义的。

此时,他仍然认为《左传》中蕴含着一套“《春秋》家”所自定之“礼”,只是孔子的“改制”是根据历史传承损益四代而成,不是象晚清今文学家所说那样托于尧舜发明“理想”而主张“骤变”。《春秋》“隐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晅来归惠公、仲子之賵。”《左传》解释其书法大义是:“赠死不及尸,吊生不及哀,豫凶事,非礼也。”章太炎认为,刘向在《说苑·修文》篇中首先引用上述《左传》之说,接着又根据《公羊传》和《荀子·大略》篇解释有关馈赠“賵”和“赙”以助丧的礼制,这说明刘向所说的“礼制”是此三家解释《春秋》制礼的通义,即天子之“賵”,乘马六匹,名为“乘舆”;诸侯之“賵”,乘马四匹,名为“乘车”;大夫之“賵”,乘马三匹,名为“参舆”;元士、下士之“賵”则不用车舆。接着,章太炎试图解释今文经和古文经关于天子之“賵”的礼制为什么会出现不同说法的问题。他认为,按照“宗周旧制”,卿大夫以上所乘车舆皆名为“大路”,并没有在名称上分出尊卑等级,这与古文经《毛诗》所说“天子至卿大夫同驾四,士驾二”是相符合的。而真正传承《春秋》大义的《左传》不但要记载“宗周旧制”,更是要“损益四代”制定出理想化的礼制,所以,天子之“賵”为“乘舆”,诸侯之“賵”为“乘车”的礼制,“非周所有,亦非起于秦汉,乃《春秋》家所定尔。”《左传》先师贾谊曾说过:“天子之车则曰‘乘舆’,诸侯‘乘舆’则为僭妄”,章太炎认为贾谊此说根据的就是《左传》义例。今文经的孟京《易》说和《公羊传》有关天子之“賵”的礼制也持同样的说法。总之,古文经所述“礼制”乃是“宗周旧制”,而今文经所述“礼制”确乎是“《春秋》改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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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史学史研究》201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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