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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轶峰:明清史宏观研究的问题意识

更新时间:2022-07-27 15:47:37
作者: 赵轶峰  

  

   前些年的中外史学界流行批评“宏大叙事”,近年略为消歇,但依然不时有人提起。同时还有各种关于将边缘移动到中心的研究方案,大体包括微观研究、从下而上的研究、人类学的研究、多样性的研究、底层文化的研究、语言学转向的文本研究等等。看到既有研究方式的缺陷,然后另辟蹊径,自然会拓宽研究的视野,增加研究的手段,别开生面。近年明清史乃至历史学各分支的研究繁荣,一定程度上得益于这些研究意识和方法取向变化。但是“宏大叙事”的研究到底错在哪了?是特指某些人的某种“宏大”,还是所有“宏大”都是错误的?必须要反其道而行之,才是合格、入流的历史学研究?有人思考此类问题,但大多数人并未怎么考虑,也没有真正澄清问题,风气已然为之一变,课题不厌其细小精微而宏大课题少人理会。既变之后,不久就发觉历史研究中继续遭遇宏大的问题,而在批评“宏大叙事”中升浮起来的那些方法尽管各有千秋,却都缺少正面回答宏大问题的功用。于是,“宏大叙事”又在一些学者的言说中作为亟待恢复地位的事情被提出来了,对历史学“碎片化”的批评或者反拨也在中西方历史学中被提起。这些就是在最近二三十年间发生的事情,几乎显现为一个回环。如果稍早对“宏大叙事”的批评并非无的放矢,轻言恢复就会重蹈先前的失误;如果先前的批评就是无的放矢,也应该厘清何以至此。历史学界不是服装时尚界,风气要轮回,不能只因有人引领,要有个说法。理论和方法论的弃取,对于个人来说,可以是知识特点、兴趣、条件等各种无须为他人道的原因;对于一个学术共同体来说,却应该是基于有关其得失、适用范围明确的学理认识。所以,学术界要经常回顾学术潮流的历史,使学术共同体的判断比个人的判断更多一点理性。就眼下这个话题而言,历史的宏大研究原应与微观研究并存兼顾,而不是非此即彼。

   一、区分“宏大叙事”与宏大问题研究

   历史学研究人类以往之事,往事有巨有细,都是人类经验,都与现实关联,都可启发今人思考。史家研究或者书写之上品,皆于宏微之际印证参酌,以成通识别裁,并无必取其一之理。近人有将“宏大”与“微观”做接近对立观说法者,大多言过其实。史家个人、单一史著,都尽可以弱水三千取一瓢饮,也完全可能成就重要发现、优秀作品,但是历史学作为一个学科则必须宏微并取。一些论者把个人偏好夸大表述为历史学的应然,不无高自标置意味,而闻者响从,以致“宏大”仿佛成为原罪,不能辞盲从之讥。

   “宏大”并非原罪,“宏大叙事”却不是没有问题。后者在一定程度上与后现代主义批判思潮所揭示的认识相关。后现代主义质疑启蒙理性展开以后的历史观,认为其一味从统一性和规律性意义上理解人类历史,把历史理解成依据某种线性的、决定论的法则向唯一确定方向发展的过程,用这种统一过程衡量所有历史现象的价值含义,曲解或者忽略了不能纳入这种宏大演变的大量人类经验,尤其是下层人民的生活情状、心理和情感,逐渐成为一种话语霸权,将历史绝对化。此种历史观与长久存在的欧洲中心主义相辅相成。西方历史所展现的过程被夸大成为“典型”的历史,国家权力、精英表现、重大事件成为历史的核心内容。在方法论层面,19世纪的欧洲职业历史学家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归于同类,夸大历史研究工作过程的科学性质和历史书写能够达到客观、真实的程度,各种决定论渗透到历史研究中,其他拥有“科学”身份的学科所提供的理论、模式和方法也被大量引入历史学。这时的历史学家相信,单一历史事实的发现会逐步累积成为对全部历史真相的确定认识,客观主义史学以科学的名义确立了其在现代历史学中的主流地位。

   对启蒙理性、西方中心主义、线性和客观主义历史观的批评提供了诸多启发,足以推动历史学追求深刻变革。晚近历史学的许多新气象与这类批评的启发有关。哲学界对这种历史观与历史学的质疑其实早已出现,20世纪前期的中国史学界也有人对此提出质疑,但风潮如是,相关质疑长期处于边缘。到20世纪前中期西方分析的历史学兴起时,“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之类的格言深入人心,史家主体意识在历史认识和历史书写过程中的角色引起了普遍重视。至20世纪中期,19世纪欧洲占据主流的那种客观、实证的历史学地位已经严重动摇,而同时期的中国史学界主流则在沿着启蒙理性引导的科学历史学和客观主义历史学的方向推进相关研究。20世纪后期,后现代批判思潮席卷西方哲学、艺术、社会科学和历史学各个领域,西方社会遭遇的一些动荡和挫折提升了这些思潮的社会容受程度,启蒙理性主导的线性与客观主义的历史观和史学观在西方成了“解构”的首要对象,“宏大叙事”遂成了僵化、绝对、过时的标签。各种自称“转向”的新派历史学在自我呈现时,无不把批判“宏大叙事”或“客观主义史学”作为主要切入点之一。中国史学界与西方学术近乎隔离很长一段时间之后,骤然开放,急切追赶潮流,解构“宏大叙事”成为创新的象征;多数人未及辨析,即将“宏大”视为需要规避之事。

   总之,“宏大叙事”是个有具体所指的概念,并非“宏大”就是“宏大叙事”。对“宏大叙事”的批评虽亦有武断处,但诸多问题切实存在,不可忽视。同时,相关的批评“解构”有余而建构不足,提出的新方案支离破碎。“解构”思维从一开始就是向统一性和确定性下手的,其取径是用各种意义上的相对性消解确定性;用差异性消解统一性;用主观性消解客观性;用底层消解上层;用边缘消解中心;用文本性消解真实性;用艺术性消解科学性。于是,相对性、差异性、主观性、底层、边缘、文本性、艺术性登堂入室,确定性、统一性、客观性、上层、中心、真实性、科学性在这种历史学中被扫地出门,历史学的画风俨然一变。替代的方案虽然产出了不少精彩的“文本”,却都处理不好历史中的“宏大”课题。原因是绝大多数论者在批评“宏大叙事”时,没有仔细区分那个特定的“宏大叙事”与历史学的宏观研究的关系。历史上既然有宏大的事项,就不会因为历史学不去研究而消失,而且现实生活中新的宏大问题还在不断涌现。回避对宏观、连续性问题的研究,就忽略了历史上的大量内容,也大大降低了历史学的认识功能。历史包容人类以往一切经历,对于国家、制度、精英、结构性、规则性的研究与“从下而上”去看历史的研究及对各种历史片段、情节的考察都有认识意义。二者只是在单一有限文本中不易兼顾,从历史学科层面看,却不仅并非截然对立,而且相辅相成。后现代主义思潮推动的“转向”的历史学,大多夸大历史研究的主观性,把历史学追求认识真相的努力做漫画式的描绘,从而把历史学引入过度相对化、艺术化、文本化的境地。后一问题所涉纷繁,另文讨论。

   在大致澄清历史宏大问题研究与“宏大叙事”之间的关系之后,宏大的研究也就有了合理性和必要性,这样才好继续讨论明清史研究的问题意识和方法论。

   二、现代性与明清史研究的宏大主题

   宽泛地说,明清史研究的基本问题是“明清时代中国发生了什么”?但这是对任何时代都适用的范围性问题,只表示在此范围内都可以是研究对象,而“问题”概念特别地指向未知,同时也意味着研究者需要界定自己研究的重要性即意义。所以,任何人尝试回答这个基本问题时,必须首先确认自己的特定视角。明清时代的特殊性是明清史研究不能回避的视角。

   明清是一个“大时代”,既是中国帝制最后两个王朝统治时代,也是全球化早期发展的时代,是中国与西方社会从相对疏离变为全面接触的时代。世界上所有现存文明和社会都在这个时代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为深刻的“变局”,而中国更早历史的后果要通过明清历史的过滤与当代相关联。这使得明清历史与其他时代相比,带有分外突出的全球演化和社会结构深刻变迁的背景,承载着文明演进的更多积淀。从这种意义上说,明清史贯穿着多个宏大的主题:现代性是否以及如何发生、帝制时代如何收结、中华文明演进在前现代的结局如何是其中最为突出者。中外学术界关于明清史的大量研究,虽用语不同但实际上多围绕前两个问题展开;第一个问题所涉理论方法最突出,争论最多;第二个问题本来涉及理论但已有研究主要在实证层面;第三个问题则很少有人措意。

   史学界关于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原因的探讨、资本主义萌芽的争论、中西历史的分流与合流的讨论、明清时代经济水平的考察、明清历史趋势的分析、中国近代化历程和动因的研究等,实际上都是围绕现代性是否以及如何发生问题的探讨。还有更多的实证性研究虽然并不直接回答前述问题,但考察的是前述问题的衍生问题。对这类探讨进行大致梳理,可以看到其问题意识和方法取向之大致得失。

   最为老旧的观念是中国历史停滞论,集中体现在欧洲的“东方学”传统中。在那里,中国被列入“古代东方”范畴,被描述为一个奇异的、早已发展起多种制度和文化却长期陈陈相因的与欧洲文明对应的他者世界。“东方”与欧洲的差异,被表达为缺乏“发展”“进步”。在黑格尔那里,“东方”的种种停滞性集中体现为“理性”的沉寂。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指“东方”没有能够走向现代性。因为历史被理解为线性的,即朝向唯一方向的进步过程,所以没有自发的现代性,也就意味着没有“历史”——这留下了后来关于“在中国发现历史”话题的伏笔。当然,认为“东方没有历史”,并不妨碍许多人会欣赏“东方”文化、艺术甚至某种制度,因为那是对某种被认为静止的人类创造物的欣赏,就像我们欣赏博物馆里的器物一样。认为“东方缺乏历史”的观念由来已久,而且流播甚广。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成为西方国家“东方”研究的中心,带动围绕典籍文化研究的旧“东方学”向大量运用社会科学理论方法研究历史过程的新“东方学”转变,就与中国相关角度来说,也即从旧“汉学”向“中国历史学”的转变。费正清等人主张的刺激—反应论(impact-response theory),亦称“挑战—应战论”集中体现出这种新的取向。这种论说覆盖整个亚洲而以中国和日本为比较论述的核心,主张停滞的亚洲只有在西方刺激下才被动地向现代社会转变。因为受儒家思想为主的传统牵绊,中国的早期现代化转变基本失败,日本则是成功的典范。明清中国在这样的叙述中就是停滞的社会,等待西方的刺激,然后变化。这种理论直接针对的是19世纪中叶以后数十年的历史,其方法论和结论则投射到对明清史、中国现代史甚至整个中国历史的理解。稍晚出现的魏特夫所作《东方专制主义》就是讲整个中国古代历史,是东方历史停滞论的进一步发挥,具体进路是强调东方历史停滞的古老原因在于环境和大规模治水的需要,进而论述停滞根基的深固与内在性。“古代东方”说和中国历史停滞论恰好是前面所说的那种“宏大叙事”的典型表现,相关的批评已经很多且比较深入,近数十年余波尚存但少有郑重申论者。

马克斯·韦伯从反对经济决定论角度出发,提出了一种基督教新教信仰为资本主义发生的主要动因的论说。这种论说的主要目标是解释资本主义的起源,不是解释中国历史,也没有预设中国历史的停滞性。但因为在这种论说中,只有特殊的新教伦理被论为资本主义兴起的主要动因,实际上提示缺乏新教伦理的地方不具备资本主义发生的基本条件,于是也构成了中国历史停滞论的一种“佐证”。在很长一段时间中,人们对现代性做窄化的理解,把资本主义当作现代性的代名词,因而形成不能产生资本主义就等于不能产生现代性的流行看法。这种理论的突出特点是精神决定论,宗教信仰和价值观被视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根本动力,而这种从宗教和价值观角度解释宏大历史和社会转变的方法,加重了认为文化类型决定历史宿命的倾向。韦伯用这种理论解释英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时,还有诸多实证方面的缺陷,即便在解释英国资本主义起源意义上也难以完全成立,所以受到了诸多批评。然而,极其渊博且思想达到高度复杂程度的思想家的论说即使在显露缺陷以后,还会保持长期影响力。亚洲的一些研究者受韦伯方法论的影响,尝试在中国明清时代找寻基督教新教伦理的替代性信仰,试图说明明清中国也有类似的与资本主义能够契合的观念变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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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社会科学战线》202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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