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2-07-26 09:38:10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内容提要】 本文提倡建立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经验的新型政治经济学。本文首先说明从实践出发的研究进路和思维方式,将其比拟于医学而不是牛顿物理学和数学逻辑的认识方法,而后进入中国如今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还结合小农经济与工业经济,以及独特的政党国家与经济体系等实际的讨论。文章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占据霸权地位的,突出演绎逻辑、市场主义、科学主义的英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以及伴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笔者提议借助中国传统的,以及今天在实践中仍然展示的二元合一思维,结合中西来建立具有超越性的新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文章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释。文章倡导的前瞻方向可以称作(民众)参与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官僚主义管控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是一个在实践过程中正逐步形成的新体系。

   【关键词】 演绎-归纳与医学推断,二元对立与二元结合,小农经济与现代化,“政党国家”与“政党军队”,中国共产党与官僚主义

  

   本文提倡建立一个基于中国实践的新政治经济学。以此为主题的文章不可能是一篇研究性论文,必然主要是一篇思考性论文,并且不仅是回顾性也是前瞻性的论文。它主要是笔者基于六十年来的学术研究所得出的一些思考的系统总结和综合。它从实践出发的思维方式的论析开始,进入中国如今结合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以及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还结合小农经济与现代经济,以及独特的政党国家与经济体系等比较罕见的实际。作为陪衬和对手,本文针对的是长期以来占据霸权地位的,突出演绎逻辑、市场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英美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和法学,以及伴之而来的意识形态和世界观。本文提议借助中国传统的,以及今天在实践中仍然展示的二元合一思维,来建立具有超越性的结合中西的新宇宙观。在一定程度上,文章也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释。作者指出中国实践历史和改革经验之与它们的一系列不同,借此来指向一个符合中国实际的,综合的,具有超越性的新型实践政治经济学。笔者要倡导的总体方向可以称作一个正在形成中的(民众)参与式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区别于官僚主义管控型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尚待中国在较长期的实践摸索过程中来建构和澄清。

  

   一、思维方式

  

   思维方式也许是所有理论的最基本元素,而正是在这个层面上,中国在实践中展示了与西方显著的不同。

  

   (一)二元对立与二元合一

  

   古典自由主义政治经济学将政府和经济建构成一个二元对立体(duality, dualistic, dualism),要求将经济设定为一个独立于国家的体系,尽可能将国家的“干预”最小化。它将 “无为”“放任”(laissez faire)的国家设定为前提理念,要求让经济体系充分发挥其由“理性”个人意志和市场经济竞争机制来运作并决定价格,借此来达到最佳的资源配置,并推动无限的经济发展。

  

   经典马克思主义则将国家设定为“上层建筑”,仅是为“下层建筑”——生产方式/生产关系服务的组织和意识形态。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国家不过是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上层建筑,只可能是一个维护其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系,与无产阶级是对立的,谈不上是什么独立于生产关系的国家体系。如今领导中国的中国共产党,经过四十多年的改革之后,早已不简单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中的单一个阶级(无产阶级或劳动者)的组织——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包含诸多阶层的组织,人数(9000多万人)超过一个中等国家的总人口(如越南和德国),包括工人和农民、知识分子、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社会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政党机关工作人员、学生、少数民族等,乃至于代表全体人民。(中共中央组织部,2021) 作为一个“政党”,共产党不同于自由主义民主代表制中那样的仅代表一种利益或群体的政党,而是一个总揽政治体系权力的(我们可以称作)“超级政党”。①由其领导的“政党国家”当然也不是一个自由主义型的“无为”国家。我们需要破除上述两种前提设定,才能认识和适当思考当今在实践和变动之中的中国的新型政党国家和政经体系:它是一个国家与经济二元合一的结合体(dyad, dyadic),②两者之间的互动、相补、协同、合一远远超过相互对立和非此即彼。

  

   (二)无机世界观与有机世界观

  

   现代科学的主流世界观主要来自物理学和数学。它基本扎根于牛顿力学,主要是关乎“力”在无机的物/机械的运动中的定律。在数学方面,则特别认可古希腊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关于后者,笔者和高原(理论物理学博士)在《社会科学应该模仿自然科学吗?》一文中曾对其作了以下说明:

  

   演绎逻辑的典范是欧几里得几何学。在其几何学体系中,首先给出的是一组最基本的“定义”(definitions)。这些定义界定了点、直线、平面等等这些几何学将要处理的最基本的对象。紧接着这组定义的,是五个“公设”(postulates,第一公设是“从任意一点出发可向任意一点做一条直线”)和五个“一般观念”(common notions,第一个一般观念是“和同一事物相等的事物,它们彼此亦相等”)。“公设”和“一般观念”一起,形成作为推理前提的“不证自明”的“公理”。此后任何一个涉及具体几何问题的命题,都可以通过对概念、公理和其他(由概念和公理推导出的)已知命题的组合运用,推导而出。(林德伯格[Lindberg], 1992:87-88——原注)譬如著名的毕达哥拉斯定理(勾股定理):“直角三角形斜边的平方和等于两直角边的平方和”便可由基本的公理推导而出。这是一个在设定的前提条件下的数学-逻辑世界中适用的方法,一定程度上适用于物质世界,但用于人间世界,只可能是脱离实际的建构。(黄宗智、高原,2015:164)

  

   英美的古典和新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便试图像欧几里得几何学那样,将数学中的演绎逻辑用于经济:它从设定个人的绝对理性的“公理”/“定义”出发,进而凭演绎逻辑建构一个完全理性的经济和市场体系,即基于其所设定的理性个人的抉择所导致的纯竞争性市场经济体,争论其必定会导致供需均衡、资源的最佳配置和持续的经济发展。

  

   其后,在均衡理论受到大萧条和滞涨危机的挑战之后,自由主义经济学进而试图将理论重点从宏观经济学转入微观经济学,仍然借助数学模式来再次构建科学化、绝对化的理论。但实际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已经从宏观的“大理论”退回到微观的“小理论”,一些新的能够较为准确地预测经验事实的规律其实仅适用于目前被称为“市场设计”的较狭窄的范围(譬如,解决拍卖市场组织、住院医与医院匹配、器官移植匹配等问题)(高原,2022a)。虽然如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作为先是占据全球海上霸权的大英帝国的,后是拥有军力和金融霸权的美国的统治意识形态,迄今仍然深深主宰着一般的教科书经济学,更毋庸说人们常用的科学话语和经济话语。

  

   至于中国,首先是其实际情况与理论传统都和那样的演绎逻辑化建构很不一样。中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和世界观是一个主要基于人与生物的有机的世界观,比较接近现代“生命科学”(life sciences)而非“物理科学”(physical sciences)。其基本认识源自人类社会与农业的有机世界。中国传统的“天理”世界观主要是一个基于有机体的二元或多元互动整合性世界观,也是基于人和人际关系的道德世界观,与现代西方比较单维化的无机世界的思维方式很不一样。其中,互动结合多于对立推拉。对待人间世界,不仅看到人“理性”的一面,更将无法被形式化与公理化的道德和感情的方面纳入其中。

  

   西方从其演绎逻辑的传统到今天的物理无机世界观,则惯用二元对立的思维,非此即彼。譬如,将人设定为单维的“理性人”(作为“定义”或“公理”)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将人化约为单一面的“经济人”或“阶级人”也是;将国家和经济设定为二元对立体,要求经济独立于国家当然也是。

  

   那样的思路不能接纳超越简单的理性“公理”与形式化建构而纳入非理性的感情和道德思想。中国的思路的根基则在道德理念,特别体现于儒家的“仁者”“君子”“明明德”“中庸”,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治理理念。③

  

   中国这种道德化和有机的二元和多元整合的世界观在一定程度上持续至今。许多中国人仍然不习惯将人间世界单一面化,无机化,更不习惯过分极端的物理化和数学化设定,过去如此,今天,尤其是在实践中,在一定程度上仍然如此。其根深蒂固的思维方式,不是二元对立而是二元互动合一,不是无机的推拉世界而更是有机的生物(包括人)并存互动的世界,不简单是演绎的世界观,不会简单将“理性”虚构或形式化为公理或定义,而更倾向于道德理念和实用考量的结合。

  

   后者即笔者详细论证的中国传统法律思想所展示的“实用道德主义”。如今的法律固然纳入、模仿了西方的形式化、演绎逻辑化法理思路,但也保留了传统的在二元之中探寻调解、调和的思路。两者合一,共同组成今天中国的正义体系。(黄宗智,2014a)

  

   从现代的不同科学领域的视角来考虑,中国的基本思维方式,显然与西方现代科学最常用的两大方式——演绎和归纳——都有一定的不同。上面讨论了其对以演绎逻辑为主导的单一化思维的基本拒绝。至于归纳,作为现代科学思维,则主要扎根于实验室的实验,实际上不是人间世界一般所能做到的,也没有在中国的道德化和实用化世界观和思维中占据主导地位。

  

   也许最贴近中国如今的现代世界观和科学思想,乃是生命科学,特别是医学界所广泛采用的“合理推测”。笔者和高原在之前合写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来总结演绎、归纳以及合理推测这三种思维方法的:

  

美国实用主义创始人皮尔斯(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指出,人们十分惯常使用的推理其实既不是演绎也不是归纳,而是一种凭借经验证据推导出来的合理猜测。譬如,如果我们知道,这些球都是同一壶里的球,也知道此壶里的球都是红色的,那么,如果从壶里拿出一个球来,它必定是红色的。这是演绎推理,在设定的条件下,是无可置疑的。但如果我们并不知道壶里所有的球都是红色的,而是经过从壶里拿(抽样)出好几个球,看到它们都是红色的,由此推测壶里的球多半全是红色的。这是归纳,有一定程度(几率)的可信性,并且可以经过反复实验而证实。但是,如果我们看到一个红色的球,并知道旁边壶里的球全是红色的,凭此猜测,这个球多半是从该壶里拿出来的,那样的推测,既不同于演绎也不同于归纳,仅是一种合理猜测。这是一个不可确定的猜测,因为这个红球很可能另有来源。在自然科学领域,这样的因果猜测等于是个初步的假设,可以通过演绎推理来设定相关假设而后通过实验来验证。皮尔斯把这种理性猜测称作“abduction”,即尚待精确化、确定的合理猜测,而不是相对较可确定的归纳(induction),(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547.html
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