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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2-07-26 09:38:10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乘以三十),然而一旦加上城市化的基础设施,其市值将上升十倍,达到约十万元。那样的增值可以被用来支付政府“八大投”基础设施公司的开销。然后,在地方政府将那样的“熟地”“转让”给民营房地产开发商时,可以再获得一定比例的可预期增值,即建好“房子”时的约一百万元市值。在整个过程中,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其实是紧密合作、共同分利的。正是那样的机制推动了重庆市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实际上乃是其整体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我们可以大略估算,重庆市政府从其三十万亩建设用地所获得的收益不止三千亿元,堪称重庆市发展的至为关键的动力,远远超过其从“招商引资”所获得的资本。在整个过程中,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实际上一直合作并分享新兴房地产业中的巨大收益,联手推动了中国经济体系中至为关键和巨大的房地产业的蓬勃发展。(黄宗智,2021a)

  

   那是“土地的资本化”的具体实例,乃是中国世纪之交以来快速经济发展的一个与其他发达国家截然不同的发展经验 “特色”,乃至于“秘诀”,与西方的私营企业主要是通过在金融市场“上市”(initial public offering, IPO)来融资十分不同。赵燕菁(2014)率先指出两者在融资功能方面的相似性。

  

   它反映的不仅是地方政府和民营企业的合作,还是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的合作与互动,两者共同成为中国经济近二十多年快速发展的关键动力。相对西方,乃至于已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东亚”的日本和韩国,这都是较少见的发展经验、动力和机制。

  

   此外,我们要考虑到最近几年国家经济政策的战略性转向,即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权宜决策向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大目标的转向。其中包括2013年以来的“一带一路”倡议,明确借助平等互利的贸易(区别于榨取和剥削型的贸易)的经验,以及中国自身的基础设施建设经验,来协助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推动自身的进一步发展,包括为国有的基础设施公司(一般是较高水平且较廉价的产业)开拓广大的国外市场(黄宗智,2020b)。然后是2016年以来针对将近一亿最贫困农民的“精准扶贫”工程。再则是2017年国务院印发《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提出,将国有企业股权的10%划转给社会保障基金。而后是2018年以来的“乡村振兴战略规划”等各项工程。(黄宗智,2021d)它们共同突出了中国转向兼顾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大目标,展示了在“土地的资本化”之后,(笔者称作)“资本的社会化”的方向和进程。如今的中国确实已经不简单是社会主义或市场经济的任何单一方,而是两者的二元互动结合。

  

   (三)小农经济与现代农业

  

   从主流的西方理论视角来看,中国的实际只可能是悖论的。中国的农村尤其如此。不少西方和中国的论者都认为,中国要更完全地“现代化”,必须遵循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将农村人口压减到像发达国家那样的占总人口的极低比例,通过城镇化来减少农村人口,将农业完全改为规模化、产业化的大农场生产,借助工业经济中的规模经济效益来提高农民收入,方才能够真正进入现代化的“发达国家”行列。

  

   但是,由于中国农村人口相对土地资源的极其高度密集化的基本国情,今天中国虽然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与众多发达国家比肩(虽然在人均收入上尚未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但是,农村户籍人口仍然占到总人口的很大部分。城镇常住人口虽然达到60.6%,但其中有超过四分之一(占总人口的16.2%)不是城镇户籍人口而是农村户籍人口。其中,相当比例还会返回农村。仅算户籍人口的话,城镇化的比例才44.4%(2019年数据)(国家统计局,2020)。同时,4.4亿名城镇就业人员中,将近3亿人是农村户口的“农民工”。(黄宗智,2020a,第3卷)

  

   根据1997年开启的最权威的三次全国农业普查数据,2016年中国仍然有三亿名务农人员(包括一亿名每年从事农业生产经营活动一个月以上,六个月以下,即仅是[可以称作]“副业型”的务农人员),劳均耕地面积仍然仅仅约为7亩到10亩。两亿农户的户均耕地才10亩,和美国的户均2700亩地的“家庭农场”实在不可相提并论。但是,许多论者受到关于规模经济效益意识形态的深层的影响,也受到中国过去从那样角度的官方表达的影响,严重高估了规模化农业在中国所占的比例。

  

   我们从中国最权威的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便能知道,规模化农业在中国所占的实际比例其实一直较低。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最精准的数据乃是三次全国农业普查中关于农业雇工在所有农业从业人员中所占比例。笔者与高原、彭玉生早已详细论证, 2006年,农业雇工数量仅达到所有农业从业人员的3%;而且该比例之后没有明显的变化——到2016年的第三次普查,仍然是3%。笔者与合作者将这个现象表达为“没有无产化的资本化”。真正关键的农业变迁实际上在于小规模的一家一户的“新农业”,如一、三、五亩地的拱棚蔬菜,几亩地的果园,和一二十亩的种养结合农场,其关键在于“资本和劳动双密集化”, 不在于简单的规模化。这是一个伴随中国人民食物消费转型而来的变化:从传统的8:1:1 的粮食:肉食:蔬菜比例到如今的4:3:3的比例。(黄宗智、高原、彭玉生,2012;黄宗智,2021b)

  

   最近几年,官方的政策终于出现一定的转向,给予“小农经济”前所未见的关注,并正式表明,其乃中国最基本的实际,并将相当长期仍然如此。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将顽强的现代小农经济也纳入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体系特点的考量中。(黄宗智,2021b;黄宗智,2020a,第1卷)在话语层面上,也很有必要避免借用来自英语的“农场主”(farmer)一词来替代中国常用的“小农户”(peasant, household)一词,在不知不觉中将中国的户均10亩的小农户农场等同于美国的户均2700亩地的农场。

  

   首先,小农经济的第一产业经济逻辑和第二、三产业十分不同。它主要是有机的生产,借助的仍然不可避免地是有机生物能源,即人和土地,而不简单地像第二产业那样主要依赖无机(矿物)能源和机械。

  

   当然,如今显然两者都有,尤其在“大田”农业(特别是粮食种植)中,已经显示了(由小农户凭其非农打工所得来支付的机耕播收服务的)相当程度的机械化,但那样的现代产业化是带有一定限度的,因为农业不可能完全脱离其有机基本实际(土地、人力,和/或兽力)。(黄宗智,2020a,第1卷)

  

   同时,(部分现代化了的)小农经济的基本生产单位仍然不是个人而是家庭,不仅是单一就业者的劳动和生产,还是家庭成员辅助性地参与的生产体。它仍然可以借助市场机会成本较低的家庭辅助性劳动力(妇女、老人,乃至于儿童)来承担一个产业工人所不可能承担的低收入——笔者称作“农业内卷化”的关键组织背景和机制。这是它长期以来的基本运作逻辑。(黄宗智,2020a,第1卷)

  

   正是这样的特殊条件,推进了中国改革期间的(笔者称作)“新农业革命”,主要是高附加值小规模农业的发展。它们是“劳动和资本双密集化”的新农业。到2010年,这样的新农业已经占到农业总产值的2 / 3,总耕地面积的1 / 3,为人口密集的中国式农业现代化做出了巨大贡献。(黄宗智,2020a,第1卷;亦见黄宗智,2016a)

  

   同时,中国的现代小农农场的经济决策在一定程度上仍然会考虑家庭的消费需求。譬如,可以房前房后种植(自留地似的)自家消费的蔬菜,或从经济作物转回粮食生产来用于家庭的消费。更有进者,乡村的小农经济仍然具有较强大的退出市场经济的潜能——某些产品或食物价格过高的话,它仍然可以转向依赖自家的生产来糊口。而且,相对大市场而言,小农家庭仍然带有一定的可退可进的潜能。无论是作为生产者还是消费者,他都和城市个人化的人员在经济决策上有一定的不同,不可简单当作(或者认为必须或必然将成为)大市场经济的人员来看待和分析。(黄宗智,2020a,第1卷)

  

   最重要的是,它和城市间的贸易关系迄今仍然是不对等的,仍然输出远多于输入,仍然主要取决于城乡间在收入上的巨大差别,仍然主要由农村为城市提供优质产品,特别是优质粮食、肉禽鱼和蔬果,远多于反向进入农村的城市产品。今天的城乡贸易仍然带有中国长期以来的“城乡差别”的烙印和特征,并不符合斯密所建构的,基于英国18世纪的农业革命和早期工业化共同发展的动力而来的城乡平等互利贸易的构想。(黄宗智,2020a,第1卷)

  

   要达到城乡更高度融合的地步,中国还需要更显著地提高农村居民的收入,并需要做到(自然)村村户户通路、通互联网,一如2018年发布的《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提出的那样,才可能进入更完全双向化的对等市场交易。中国可以借助“新农业”来进一步实现更繁荣的城乡双向、平等互利贸易,更大规模地促进小规模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包括更高附加值的农产品种植,也包括面向国内外市场的有机农业。譬如,目前的新农业是以1 / 3的耕地来生产2 / 3的产值,即1:2的比例,仍然与美国的以3.6%的耕地来生产高值作物(主要是菜果-坚果-浆果和花卉),达到36.8%的农业总产值的水平,即1: 10的比例相去甚远。(Macdonald et al., 2013:表1)同时,在有机农业方面,中国仅占到全球产值的6%,也和美国的47%(以及欧盟的37%)相差很大。(刘石,2018)应该说,中国的农业还有较大的市场发展空间。(黄宗智,2021b)

  

   即便如此,中国农业的主体相当长期将仍然是(经过一定程度现代化的)小农农场经济。正因为如此,笔者长期以来一直提倡中国农村的发展不能仅靠“规模化”的设想,以及城镇化的“出路”,需要依赖双向的国家援助 + 乡村社区和小农参与,尤其是村庄社区(或“集体”或“合作”)的自愿积极参与,才有可能全面推动城乡间的真正彻底的良性互动和交换,真正带动乡村的完全“现代化发展”。(黄宗智,2021b)为此,中国需要更深入地动员更深层的,更符合乡村实际特点的资源和组织,而不是简单地试图实现农业规模化、乡村城镇化、村庄治理官僚化。

  

   (四)恰亚诺夫理论与东亚模式

  

小农经济的现代化转型遵循的不是像工业那样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原理,而是更复杂的“差异化的最优”(differential optimums)原理。(Chayanov, 1991[1927],尤见第1、2章)首先,在农业生产中,我们要区别比较倾向于规模经济效益的养殖业和更多倾向于差异化最优的种植业。后者之中,既有可以规模化的环节——如大田(主要指粮食)农业中的机耕播收,但也有不适用于机械的管理环节,包括除草和后续的施肥和管理。更重要的是,需要持续和不定时的密集劳动投入的小规模“新农业”④ 那样的农场特别适合使用家庭的劳动力,而不是相对昂贵的雇工经营模式。我们绝对不可仅凭简单的“规模经济效益”(越大越好)的逻辑来思考和认识农业。(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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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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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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