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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2-07-26 09:38:10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但是,在之后的物理科学实际发展过程中,中国的世界观所起的作用与之前很不一样。中国的传统宇宙观更容易掌握之后的科学发展,特别是19—20世纪的后牛顿时代的一系列科学进展,包括电磁学、量子物理学和相对论等。

  

   我们可以先从医学来进入这个讨论。中国固然十分需要并且已经向西方大规模学习其非常精准的现代医学,但那样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将人的身体视作一个无机机械体的主导思想而来的,因而发明了众多非常先进的测验器,以及对人体的各个局部进行像对机械那样的修补,甚至截切而代之以人工仪器的医治方法。西医学在那些方面无疑乃是极其先进的,也是中国一直在积极学习的。(Porter, 2006: 80-83)

  

   固然,西方的现代医学绝对不是简单地源于牛顿力学的世界观,而是受到从实际出发的人体解剖学、临床观察、病理学和生理学,以及有机和生物化学、细菌研究和免疫学等的影响。不然,它不可能达到今天相对其他传统(如印度和中国)医学近乎压倒性的优势。(Porter, 2006: 80-83)

  

   虽然如此,中国并没有放弃其传统医学。后者的优点是比现代医学更倾向将人体视作一个充满二元互动、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holistic)。而且,在当代更有意和明智地采纳了将传统中医学和现代西医学结合为“两条腿走路”的医学制度框架。如今,中国的医疗体系乃是一个具有克服并超越西医学(相对缺乏整体观,缺乏人与宇宙间的有机关联视野的潜力)的医学进路。

  

   即便在西方尖端的医学发展方面,二元互动的视野实际上已经呈现巨大的潜力——以人们最近普遍的经验为例,在人类应付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的过程中,便可以看到借助激发人体内在防疫能力来防御疫病的进路,反映了一种超越牛顿力学机械观的思路。目前西方整体的医学健康体系对局部性治病的关注远多于对整体性人体健康的关注,惯常借助像对待机器那样的切除、修补、消灭或替代的方法,远多于预防,并因此衍生出一个越来越昂贵的高度机械化医疗体系。未来,中国的结合传统医学和引进西方医学的“两条腿走路”的模式,其实具有建立一个潜力更强大的综合性新型医学模式的可能。

  

   目前,中国虽然仍然处于偏重西医学多于中医学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还没有充分展现中医学的潜力,但在其已经确立的“两条腿走路”的总体框架中,已经显示了未来可能更加兼顾两者互动合一的长远发展道路。譬如,我们已经能够看到,相当广泛地使用针灸来替代西式的麻醉药,既廉价也高效和低风险。我们也可以看到借助平衡身体整体来根治,而非修补、更替身体部分,同样具有纠正西医学的偏颇的宽广发展空间。譬如,在前沿的淋巴癌医治中,可以将病人自己的T细胞“改编”后注入病人身体,借助病人身体内生的免疫能力来消灭其淋巴癌,即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免疫疗法(CAR T-cell therapy)。(“CAR T Therapy”, n. d.)当然,中(草)药,近几年来在国家积极扶持下,也已经展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2016)

  

   更有进者,即便是在物理学领域本身,电磁学(电波及磁力间的二元互动)以及量子物理学的兴起,实际上已经远远超越了牛顿的推拉机械观。虽然,现今人们由于在日常生活中都只能直接感觉、认识到机械——如汽车和各种各样的家电,如洗衣机、洗碗机、冷暖气、吸尘器等——所起的作用,但是看不到,感觉不到更微妙的电磁力/学(electromagnetism)和量子物理学所起的作用,仍然强烈倾向完全接纳古典的牛顿机械世界观。电磁学和量子物理学,更不用说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实际上还没有真正重构人们的科学观和宇宙观,也没有重构形式主义的经济学和法学,以及其对演绎逻辑的使用。譬如,一般人们对电磁力和电磁学所包含的二元互动合一而非推拉动力的实际,都视而不见。这是因为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很自然地接纳牛顿的推拉机械观。至于电磁学所包含的电波和磁力之间的阴阳似的相互作用,以及电子本身便带有的阳阴(正负极)之分,则更难理解和掌握。即便人们大多看见过或听见过并感觉过,由两者互动而产生的闪电与雷鸣,但不会因此联想到(阳性的)动态电波和分子,及其与(阴性的)静态和磁力之间所产生的相互作用,当然更谈不上将电波物理学或分子物理学——更不用说相对论——来替代基于自己的日常生活中显而易见的一推一拉的机械关系所形成的认识。一组中国电子工程学的教授们的教学经验说明,借助阴阳观能够显著提高(中国)学生们对电磁学理论的理解。(Zhang, Qu, and Wang,待刊)

  

   生命科学和医学,正如前文所述,由于其所处理的对象乃是有机世界而非无机世界,相对更加能够包容中国的深层的阴阳太极宇宙观。其实,那样的宇宙观,若能更进一步结合前沿的物理学中的重大突破,其潜力应该是巨大的。它指向的是一个更整体化,全面化,更多纳入(二元乃至多元的)互动合一的宇宙观而非简单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的机械观。也就是说,未来的走向不会是简单的中西二元对立,而会是具有超越性的二元结合。

  

   二、中国发展经验中的二元结合

  

   (一)理论与实践

  

   在实践层面上,改革时期的中国实际上绝对没有简单地模仿西方。中国没有像俄罗斯和东欧那样简单地拒绝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传统,也没有简单地采纳“休克疗法”的市场主义和资本主义模式,而是坚持既保留又改革之前的经典马克思主义和计划经济。赵刘洋对此进行了较好的总结讨论。(Zhao, 2022)

  

   这部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一直都惯常地区别理念和实施、理论和实践。不仅经济思想如此,法律也如此,其所反映的是一种与现代西方基本不同的思维方式。总体来说,当代中国的法律哪怕在理论和话语层面上,有时候似乎完全接纳了西方的权利法理和话语,以及演绎逻辑,但在实施层面上,仍然多会根据实际情况和问题做出必要的选择性修改。这部分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可以称作)“实用主义”的思维,特别清晰地体现于传统中国的最成熟的清代法律对“律”与“例”的区别:律代表的是一种理想状态——譬如,父母在不可分家。但实际上,那样的律条很可能会脱离现实,因为已婚兄弟妯娌间难免会闹矛盾,因此,例条适应实际地提出,如果父母允许,便可以分家。而中国的基本法理,并没有像西方那样坚持实践必须与法律条文完全吻合,而是一种实用道德主义的二元并存结合的思路,允许理念可以在实践(实际运作)中重释,乃至于相悖,由两者结合成为单一正义体系。这就是笔者在对中国法史的研究中提出的“实用道德主义”概括的基本含义。(黄宗智,2014a,第1卷)西方的思维方式则将“实用主义”和“道德主义”两者都对立于形式逻辑,不像中国这样将其视作一个多元互动合一体。

  

   在中国当今的正义体系中,还根据同样的思路制定了一系列具有中国特色的,扎根于实际运作而不是西方话语和逻辑的法律。笔者已经长篇论证,其实例包括婚姻法,譬如,建立比较独特的以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作为对单一方的离婚主张支持与否的准则,而不是西方高度逻辑化的,原先是必分对错,后来在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间,由于过分昂贵和不断的关于离婚的法庭争执,改为完全不再考虑对错(no fault)的进路。在侵权法领域,先模仿西方而设定有过错才谈得上赔偿的基本原理,但继而似乎违反逻辑地设定即便没有过错,也有社会责任。再则是在继承法领域,先设定男女平等,但又进而设定,鉴于赡养父母的实用考虑,财产继承方面可以有分别。这些仅是几个对引进的西方形式化法理的实用性修正和重释的实例。(黄宗智,2014a,第3卷)

  

   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的独特调解体系至今仍然在中国的正义体系中占据至为重要的地位,并将长期如此。以2005年到2009年为例,在全国每年2500万起有记录的纠纷之中,有足足43%是经民间(村或城镇居民调解委员会)调解、行政调解,或法院调解结案的(黄宗智,2016b:11,表1),和西方的仅有几个百分点十分不同。这样经妥协来处理纠纷当然也和中国的二元合一(以及中庸)的基本思维直接相关,十分不同于二元对立、必分对错的思维方式。

  

   (二)国家和经济、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并存互动

  

   自由主义经济学一贯将经济体系与国家视作对立的二元,要求将国家的角色尽可能最小化,亦即所谓的 “无为”“放任”国家。但在改革后的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层面上便有众多对中国和西方的重释,综合两者而非从二元对立作出单一选择的实例。毫无疑问,中国的经济体系如今已经是结合积极参与经济的“有为”政府和相当高度的市场化环境,以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的一个结合体。如今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者接近“平分天下”,二元并存,互动,合作,结合。

  

   以上做法,部分是由于中国长期以来对理念和实用两者既分离又抱合的思维,结合理念与实践二维为一体。在一定程度上,它反映的也是传统的“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但如今融合的不再是(汉武帝和董仲舒开启的)儒家和法家的二元结合,也不是之后的儒、佛的二元结合(乃至于儒、释、道的三元结合),而是今天的中西结合,传统与现代结合。

  

   而且,如今中国已将有的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部分市场化,商业型国有企业(区别于服务型国有企业)尤其如此。有众多(据统计,约一千个)大型国企已经在国内的上海或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甚至有的在香港或纽约的交易所上市,并因此既受到市场盈利机制的激励,也受到市场竞争机制的约束。虽然如此,国有企业在受到一定程度市场进入机制的约束和激励之后,仍然一定要遵循政党国家的领导。这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主义 + 市场化的二元结合实践进路。(黄宗智,2022a)

  

   这样的实际在一定程度上被官方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括所捕获。我们也可以将其称作“市场化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来表明其历史先后。首先是在两者的并存合作过程和架构中,由国家来协助民企发展。正如上文已经转述的周黎安新作所论证的,一方面中国借助正规的地方官员间的,由国家设定的“业绩”竞争制度和机制来激发官员们的积极性,使他们为了发展经济而积极向民营企业伸出“帮助的手”,推进由地方政府协助市场经济中的民营企业的发展;另一方面,又借助市场竞争机制和盈利激励来推动民营企业的发展,并通过市场经济的竞争机制来淘汰不经济的地方政府的“形象工程”。这无疑不简单是公与私、政府与经济、官和民的二元对立,而更多是两者的互动结合。(周黎安,2021)

  

更有进者,笔者论析的还包括不仅是地方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关系,也包括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关系。以重庆市在黄奇帆领导下——2001年—2009年任副市长,2009年—2016任市长——的15年的地方政府为例,市政府从中央划拨的建设用地,加上廉价收购的亏损的国企所掌控的建设用地,总共储备了三十万亩建设用地。模型化地来说,政府征收一亩建设用地的成本才约一万元(一亩地种庄稼一年的纯收入约为三百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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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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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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