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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智:从二元对立到二元合一:建立新型的实践政治经济学

更新时间:2022-07-26 09:38:10
作者: 黄宗智 (进入专栏)  
更不是可以完全确定的演绎(deduction)。皮尔斯指出,这样的猜测其实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的理性推理,也是医学诊断中的一个常用方法,其实是自然科学设置初步“假设”的常用方法。他争论,这样的合理猜测乃是演绎和归纳之外的第三科学方法……(黄宗智、高原,2015:168)

  

   上述引文中的“合理推测”也许还可以用 “推断”来更精准简练地表达。它和演绎的不同是没有前提设定,因此不可能像演绎那样(根据自我制定的定义而成为)绝对真实。同时,也不可能像归纳那样,在实验室重复试验,达到完全肯定。它的进路是从实际出发来推测断定可能的真实。那样的思维其实正是最适合探究人类社会实态的进路。它不允许从前提定义的设定而达到不可怀疑的绝对真实,也不可能通过一再的实验来达到几乎无疑的确定,但在面对有限经验证据的实际中,能够经过严谨的探索而达到较高概率的准确性和真实性。这正是如今的医学界诊断病人疾病和病源并进行治疗所采用的进路和方法。其对错则呈现于治疗之有效或无效。

  

   在我看来,正是这样的科学方法相对更适用于社会科学,包括这里提倡要建立的新政治经济学,而不是经过某种“普适”前提设定而演绎出的“普适真理”,也不是通过在人类社会不可能做到的反复试验来归纳出的比较绝对的“真实”。

  

   它是一个能够与人类的道德理念相结合的思维方式——医学到底是遵从治病救人道德理念的科学(体现于医生们的“希波克拉底誓言”),与中国的“最大多数人民的根本利益”治理道德理念带有一定的亲和性。它也能够容纳中国的二元互动结合的有机世界观——其主要对象是有机的人和生物。笔者认为,这样的世界观,虽然由于欧几里得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的威力极其强大的演绎-归纳思维和意识形态的传统,一直未被西方世界采纳为主流、首要的科学世界观,因此也未被试图模仿自然科学的社会科学所广泛采纳,但其实是更符合人类社会实际的研究进路。摆开脱离实际的,过分科学主义的演绎和归纳,社会科学才能凭借推断的思维来达到最符合实际的概括和理论。

  

   更有进者,我们如果能够在经过谨慎扎实的推断之后,再进入类似于医学那样,从排除、推断进入“确诊”,再通过实际(实践)治疗而确认有效,便能据此积累精准可靠的认识、结论和概括。中国的新型政治经济学可以有意地模仿医学科学的认识模式,而不是一味地依赖脱离实践的演绎而作茧自缚,或像归纳那样追求在人类社会中实际上不可完全复制的“实验”,结果其实多是脱离实际的虚构。

  

   今天回顾,我们也许可以说,西方文化在进入启蒙时代之后的科学时代/理性时代之后,相当广泛地将之前源自对一个全知、全善、全真、全权上帝的信仰转向了对绝对化的“科学”和 “理性”的信仰,并因此而从诸多不同的自然科学中特别突出了具有最绝对无疑的“真实”的牛顿物理学和数学,而将相对不那么绝对的生物学、医学等其他生命科学领域置于次级的地位。然而,对认识和理解人间世界来说,更贴近我们社会科学实际需要的不是将真实的人间世界虚构为被演绎化的单一面的那种绝对“真实”,或将人间世界的研究虚设为可以达到像实验室那样在完全设定的条件下依据归纳而得出的绝对真实。更接近我们关乎人类社会和经济的社会科学实际需要的是像医学诊断中那样经过推断(排除、推断、确诊)后,再进一步求证于实践(治疗)的进路。

  

   有的读者也许会认为,牛顿物理学和数学之所以在人们心目中占到自然科学的中心和领导地位,是与它们在工业革命中所起到的巨大作用直接相关的。那样的思路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我们也要承认,医学的发达导致人们平均预期寿命不止成倍地增长,也绝对不可轻视,何况在研究生命(科学)而不是无机物体中,它乃是最适合其研究对象主体的进路和方法。这是因为,牛顿物理学与数学的结合所形成的物理科学与工程学能够或者容易处理的,是自然界中结构化程度高,能够被精准数学化预测的那一部分经验事实,而自然界中同样存在大量难以被结构化,从而无法被形式主义科学所把握的经验存在。与生命相关的自然对象,正是属于这一范畴。人类社会和经济当然更是如此。

  

   在无机世界中,(死的)物体不会对外来的推拉做出有机世界中的生物与人那样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反应。其间的关系不会是单一面的推拉和某种固定的因果,而是带有生物的某种“主体性”的反应,从而形成某种互动关系。简单将那样活的“关系”设定为单一面的“死的”无机推拉,其实是片面的,甚至无稽的。

  

   最后,我们还需要简单考虑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后者的出发点其实和自由主义与演绎逻辑一样是二元对立的(譬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资本家与劳动者的二元对立的生产关系和阶级矛盾)。虽然,经典马克思主义还带有超越二元对立而进入跳跃性的质变的思路——通过社会主义革命而进入高一层次的,没有阶级矛盾的社会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固然可以将那样的思路视作一种综合对立二元的思路,但实际上,它并不真像有机世界中的二元(和多元)互动结合的常态,而是一种不同的质变性、跳跃性的综合。

  

   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思维其实一直没有在中国真正完全扎根,即便在革命时期也没有,更毋庸说在改革时期了。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更倾向将二元视作不仅是对立体,而更是互动结合体。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对抗性矛盾”之上,毛泽东便添加了“非对抗性矛盾”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建构。而且,面对被苏联形式化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毛泽东一再强调理论必须结合实践,即“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认为这样才能使经典马克思主义适用于中国,拒绝简单地接纳任何理论为给定不变的绝对真理和普适模式。在中国改革时期,面对之前的一些过分主观化、演绎化的倾向,从实践出发的思维更完全地成为主导性思维——被表达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们可以将那样的认识视作中国的思维方式对马克思主义思维方式的重释,也可以将其视作后来对其更宽广的重释的先声。

  

   返回到经济学,中国近年来从西方引进的由演绎逻辑主导的自由主义经济学(也有试图以归纳为主导的经济学,尤其是量化研究),大多将其设定为先进和典范,试图全盘移植其理论、逻辑和方法。在以西方为先进和“与国际接轨”的国家主导思路和政策下,在学术、学科、学刊等层面上,相对现代西方来说,无疑是模仿和“与国际接轨”多于创新。但在国家真正的实践中,显然并不简单如此。

  

   (三)从机械的二元对立和人类与生物的二元合一到综合两者的未来

  

   为了进一步阐明二元对立和二元互动合一思维的不同,我们可以以中西学术关于“关系”的运作研究为例。今天的中西方学术界较多关注“关系”在中国社会所起的作用。在西方学术界,主要将其理解为一种或推或拉的“关系”。譬如,不少学术研究考虑到在中国政商关系中,企业多有与政府官员“拉关系”的做法,突出那样的关系在其实际运作中所起的作用。

  

   但是,一如周黎安(2021)关于中国政商关系的新作论证,首先,在实际运作中,“关系”绝对不仅是一个单向的,在某单一时刻中的“关系”,而更多是一个双向的,带有历时变迁的关系,需要从二元互动的角度来认识和理解,而不是像许多学者那样将其简单化为一个单向的关系。

  

   更有进者,政商关系绝不简单限于非正规的人格化关系,更有其制度化正规的一面。譬如,地方政府与属地企业间一般还签有正规的合同,带有制度化和成文法律的约束。而且,政企间的关系还连带着正式化的官僚体系中的为经济发展而制定的官员们的“锦标赛”似的,分别为自己仕途而竞争的一个正式制度。它是与关系体系共同运作的。而且,政商间的关系不会仅集中于单一时刻,而是一个跨越时间的过程,譬如,某一企业也许一开始会得到地方政府(为了发展地方经济)特别的青睐,但是,进入制度化了的官僚体系为发展经济的“锦标赛”之后,可能会被另一新兴的企业(对政府制定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指标具有更重要贡献的企业)所取代。周黎安将这样的实际运作等同于笔者所论析的政府与民间双向互动的“第三领域”中间地带,两者互动合一而不是非此即彼。周黎安将其表达为一种“混搭”似的多维和跨越时间的过程性关联,区别于简单单一面的推拉和仅限于某一时刻中的“关系”。

  

   周黎安文章所没有讨论的是,我们还可以将今天的实际运作层面上的政商关系,更具体化为国企和民企间的相互作用,两者间的关系绝不简单是非此即彼的,或分别或对立的,而更多是相互依赖和互动的。譬如,笔者详细论证的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公共服务部门的国有企业与民营企业之间,特别鲜明的是在房地产业建设用地开发的过程中,国有企业基础设施的建设,以及民营企业楼房建设间的合作、互动,乃至于分享收益。(详细讨论见黄宗智,2021a)

  

   在更宽广和理论化的层面上,对国家与社会或经济、政府与社会或经济,西方习惯的主流基本思维同样是二元或对立的,一如自由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所建构的那样。它要求的是,国家角色的最小化和自由竞争的最大化,明显将国家与经济两者建构为对立体。而中国的实际,包括其深层的认识,则一向都是二元并存互动乃至于合一的。传统中国的世界观毋庸说明显如此。在今天官方正式认可的话语中,即便表面上常常似乎完全采纳了西式的二元对立表述和逻辑,但在实际运作(实践)层面上,所展示的仍然基本是阴阳二元共存和互动互补,而非对立和截然分开的二元对立,譬如,政与法、党与政、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等的二元双向结合互动。

  

   此间的微妙差异,实际上乃是基本思维方式的不同。中国在深层的思维方式和实践中,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展示了传统的,基于有机和自然世界的二元互动合一的思维方式和世界观。西方的主流形式主义经济学和法学思维,坚决将人设定为单一面化的“理性”经济人,排除非理性感情,将经济设定为单一面化的理性经济人所主导的体系,便是实例。而中国的基本思维则仍然是将这一切视作有机的、多维和多元的,乃至于多元合一的有机体,并且是个历时的演变过程,而不是单一时刻的机械世界的推拉。

  

   (四)从落后的自然世界观到先进的二元或多元互动合一的宇宙观

  

   固然,我们也要认识到,中国之对单一面化的机械世界观的拒绝,颇有可能乃是中国文化久久没有能够发展出像西方那样的牛顿物理学似的机械化科学革命的部分原因,亦即所谓的“李约瑟问题”——中国,虽然在17世纪之前,在科技方面领先于西方,为何没有能够像西方那样在17世纪便较早进入现代科学革命?——的可能解释之一。(Lee, 2017,尤见第337-339页)

  

   相比中国的传统科学,牛顿力学的特殊和关键的突破是其结合了关乎地球引力的归纳与通过演绎而将“力”精准数学化,使其广泛适用于机械的制造,借此打通了数学化和机械化(Mahoney, 1998),而中国长期以来的宇宙观一直缺乏类似的数学化和机械化演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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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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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开放时代》2022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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