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肖滨:中国现代国家成长:路径差异性与历史正当性

更新时间:2022-07-26 08:52:18
作者: 肖滨  

  

   ——维护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和发展权。随着19世纪中国卷入主权国家体系,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激烈而残酷的竞争中,中华民族“面对的首要问题是,如何在欧、美、日控制的弱肉强食的国际环境中生存下来”。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第一目标就是以枪炮、财富和官僚体系的重新组合再造一个现代国家机器,以确立中国的国家主权,确保中华民族生存下来。在偌大的地球上,让中国人在自己的领土上生存下来,维护其生存权,其正当性谁能质疑?历史证明,正是“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第一次创造出一个强大的主权国家,结束了半殖民统治的束缚”,不仅维护了中华民族的生存权,而且为20世纪晚期中国的崛起奠定了最为坚实的基础,也为中国在世界和平与发展中扮演应有的大国角色、发挥积极的作用提供了基本的前提条件。

  

   ——重塑中华民族的一体多元格局。中国现代国家的建构不只是国家机器的再造,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新生:56个民族组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呈现为一体多元的格局,这也是“四层叠加”结构中极为重要的一层——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我们可以从“演化论”和“建构论”两种理论视角论述其历史正当性,即“将其视为历史的延续演化和主观能动建构彼此互动的产物”。从演化论来看,56个民族最终在20世纪整合、凝聚为一体,统一于中华民族,这既是中国历史上多民族不断融合、一体化范围逐渐扩大的产物,也是顺应这一长期历史演化大趋势的结果。就建构论而言,从清朝开启多民族国家建设之序幕(新疆建省可视为标志性的举措)、经民国走出“排满”之藩篱而高举“五族共和”之大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确立“民族区域自治”之制度,曲折、漫长的历史探索所蕴含的正当性在于努力寻求国族统一性与族群多元性的共存结构、双赢格局。重塑中华民族一体多元格局不仅有充分的历史正当性,而且打破了所谓“一族一国”的“民族国家”迷思,为人类提供了国族统一框架下多元族群和谐共存的中国智慧。

  

   ——延续中华文明并使之现代转型。“在文化的意义上说,中国是一个相当稳定的‘文化共同体’,它作为‘中国’这个‘国家’的基础。”更准确地说,中国之为一个国家,文明共同体是其根基所在。在“四层叠加”结构中,最底层的正是延绵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从这一角度看,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历史正当性具有双重价值与意义。一方面,就中国自身而言,“留住我们的根”,即延续中华文明。“中国人眼里的‘中国’实则是‘中华文明’的同义词,包括诸如中国的历史、朝代、儒家思想、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简言之,中国之万物孕育于中华之文明。”国家机器或统治当局不过是“中华文明的象征和守护者”而已。因此,中华文明的延续本身就是中国现代国家建设的内在组成部分。面对西方列强的各种欺凌、打压,经过长达数世纪的抗争,古老的中华文明幸存下来,以其顽强的生命力彰显了中国现代国家的历史正当性。另一方面,从世界来看,随着中国现代国家建设,中华文明获得新生,开始其现代转型。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古老的中华文明面向世界文明,与其他文明碰撞、互动、交融,接纳包括主权与人权、法治与民主、自由与平等、科技与创新等现代文明的基本元素,而且以崭新的姿态嵌入世界文明之中,成为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成员。

  

   由于中国现代国家建设道路的差异性,其所遭受的质疑当然不只是国家本身的历史正当性,而且还涉及其生命力:未来中国是否能继续维持其规模之“大”和结构之“强”的格局?“进而言之,中国的国家转型过程至今有没有结束?”(第10页)这种质疑指向中国现代国家未来发展的持久性。从政治学的角度来看,可以将这种质疑冷静地视为一种警示:中国现代国家转型的故事远远没有结束。虽然,无论现代国家机器的构造、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重塑,还是以公民权利扩展为核心内容的国民建设,中国现代国家建设成效显著,取得了长足的巨大进步,但如何在未来展现出持续的生命力,仍有很长的路要走。在《中国现代国家的起源》的结尾,孔飞力先生曾意味深长地写道:“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我们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也许,在“中国自己的条件”中,最根本的条件就是以一系列结构性的制度创新,“把个人整合进国家”,寻求国家力量、个体发展和社会活力的有机统一。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535.html
文章来源:《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4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