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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安 侯启缘: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与启示

更新时间:2022-07-25 10:47:17
作者: 解安   侯启缘  

   内容提要:学界对我国农村政策演进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大多以具体学科和领域切入,缺乏核心价值主线的内在逻辑分析。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农民的地位和价值作出了充分肯定,形成了系统的农民利益观。对我国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深入的分析,发现“农民权益”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对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农民的权益诉求有着重要的启示。目前,农民仍存在土地权益短板、经济权益短板以及自主选择权益短板等问题。为此,一是需要始终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盘活经济和了解农民诉求中的作用,提升多维治理能力;二是需要探索增加农民土地财产权益的制度安排与政策措施;三是需要增加对农民工群体的就业支持和职业技能培训,增强农民自主选择权益;四是有效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以下简称《乡村振兴法》),切实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民全面发展。

  

   关 键 词:农民权益  农村政策  乡村振兴  演进逻辑

  

  

   长期以来,党和国家都十分重视“三农”问题,并及时出台了相应的农村政策;学界对于农村政策演进的研究也十分丰富。从时间跨度来看,改革开放四十年和建党一百年这两个时间节点的研究文献较多,前一节点的研究领域更为丰富且以成就总结、经验归纳为主,而后一节点的研究范式偏重于党史学科;从逻辑主线来看,主要围绕农村经济发展[1]、劳动力流动[2]、土地承包关系[3]、扶贫政策发展[4]、农村教育[5]和基础设施完善[6]等方面;也有学者基于不同学科基础对专业细分领域进行了农村政策梳理,其中包括农业补贴[7]、农村环境治理[8]、金融改革[9]等,研究方法主要为相关政策文本的梳理。

  

   部分学者基于乡村振兴战略推进的现实需求展开对农村政策的研究。李志强从城乡融合演进历程入手,认为“需要进一步完善乡村振兴主体性发展的制度供给”[10];王海娟、胡守庚从政治和社会视角切入,探讨了土地制度改革和乡村振兴的内在关联机制及其实践方式[11];徐维祥、李露等“重构了乡村振兴与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标体系”[1],并用2005-2017年的省级数据探究了新型城镇化演进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关系;芦千文、姜长云等分析了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国的农业农村政策演进历程,并认为其对中国乡村振兴战略具有“城乡平等发展伙伴关系、增强政策互补性、提高政策效率”[13]等方面的启示。

  

   总的来说,当前学界对我国农村政策演进和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研究相对较为丰富,并且具备系统性和多元性,但研究框架和逻辑主线大多以具体细分学科和领域切入,缺乏核心价值主线的内在逻辑分析。基于这一研究现状,我们对农村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发现“农民权益”是贯穿其始终的核心价值理念。这一价值理念不仅与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思想一脉相承,而且对当前全面推进乡村振兴过程中解决农民的权益诉求有着重要的启示。

  

   二、重视“农民权益”的理论溯源

  

   其实,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相关论断中,对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地位和价值给予了高度重视,形成了系统的“农民权益”观,具体表现为:

  

   第一,农民的主体地位决定其在无产阶级革命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法国和德国等农业大国尚未完成城市化,农民数量远超工人。面对这一情境,马克思曾指出,“除非预先把人口中的主体——在这里就是农民——争取过来,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持久的胜利”[14]。另外,多次历史实践均印证了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重要地位。马克思通过分析法国六月工人革命和巴黎公社运动的经验发现,工人阶级和农民被资产阶级挑拨割裂,导致革命未获得农民的支持是二者失败的关键原因;俄国二月革命时,列宁也指出“只有农民群众加入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无产阶级才能成为战无不胜的民主战士”[15]。对于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而言,农民更是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建党初期,农民占全国总人口的80%以上。毛泽东曾指出:“中国的革命实质上是农民革命”。[16]时至今日,即使经过了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推进,中国的农民和农业劳动力仍然数量巨大,截至2019年末,以户籍人口计算,我国有8.4亿农民①,而农业劳动力为19445万人,占劳动力总量的25.36%②,远高于其他中高等收入国家17.31%的平均水平③,农民始终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体力量。

  

   第二,农民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在国民经济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农民从事的农业生产活动的基础性地位主要体现在农业生产对人类发展和产业演进两方面的价值。首先,“农业作为人类历史上首要物质资料生产部门,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必要前提,是满足人类社会发展的第一需求”[17],农业生产是人类参与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基础,人类从事这些活动的首要目的就是“占有和生产食物”[18]。同时,马克思指出“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提”[19],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不仅能够为其他产业的发展提供更为充足的原料,其产生的剩余劳动力也为国民经济进一步扩大和繁荣发展提供了支撑。列宁更是指出“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必定带来工业情况的改善,因而也会改善对农民经济的供应”[20]。从国际经验来看,发达国家的崛起往往基于工农业均衡发展的良性国民经济格局,但多数发展中国家受到自由贸易的影响,能够通过进口粮食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从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这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为其国民经济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工业基础,但从长期来看,依赖进口使得国家面临较大的粮食安全风险。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重视“农民权益”、农业发展和农村建设的发展观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良性推进的重要保障。

  

   第三,土地权益是农民最为关注的问题。首先,农民起义和参与革命的根本动因就是土地。恩格斯指出,农民“为了保持他们那一小块岌岌可危的土地而进行的斗争越加艰苦,他们便越加顽固地拼命抓住这一小块土地不放”[21]。其次,工农联盟的关键在于推行土地改革。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断,农民在无产阶级革命和国民经济发展中的地位至关重要,无产阶级应当与其联合形成工农联盟,但由于农民的阶级局限性,需要对其进行教育和引导。对于农民而言,土地权益是其革命和奋斗的根本动力,无产阶级需要通过系统的土地改革,保障农民的土地权益以稳固工农联盟的基础。最后,农业特殊的产业属性决定了需要对农民给予补助。与工商业相比,农业既具有基础性地位,又存在经营周期长、回报率低、易受自然环境影响等明显的弱质产业属性。因此,需要对从事农业的农民给予财政倾斜和资金补助以保障“农民权益”,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为了农民的利益而必须牺牲一些社会资金,从资本主义经济的观点看来好像只是白花钱,然而这却是一项极好的投资,因为这种物质牺牲可能使花在整个社会改造上的费用节省十分之九。因此,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可以很慷慨地对待农民”[22]。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无产阶级革命和国民经济发展等理论层面充分地肯定了农民地位的不可替代性,深刻论述并强调了无产阶级需要善待农民、有效保障“农民权益”(尤其是土地方面的权益),从而实现教育、联合农民形成工农联盟共同完成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目标。这是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农村政策内在演变逻辑的理论滥觞。

  

   三、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农村政策探索与演变

  

   从农村政策发展来看,主要可以分为新中国成立前的无产阶级革命战争、早期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与徘徊以及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等三大阶段。在每个不同的阶段,都面临着不同的政治建设与经济发展需求,农村政策也相应发生调整与转变,但以“农民权益”为核心的政策演变的内在逻辑贯穿始终,党的十八大之后,更是将保障“农民权益”推上了新的政治高度。

  

   (一)新中国成立前(1921-1949年):农民土地权益的赋予

  

   在国家政权尚未建立的情况下,真正解决农民最为关心的土地问题不仅能够赢得农民的支持和拥护,更是保障农民权益最为关键和有效的方案。建党初期,由于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就十分脆弱的小农经济受到严重冲击,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农民苦不堪言。对于当时饱受战乱和阶级压榨的农民而言,其最为迫切的利益诉求就是能够获得稳定的土地所有权并从事农业生产,正如毛泽东指出的,“谁能解决土地问题,谁就能赢得农民”[23]。中共苏区中央局对各党派的土地政策和纲领进行了系统的剖析,认为虽然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涵盖“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国民政府也提出过“二五减租”等口号,但都对“地主阶级的土地丝毫没有动摇”[24],依靠国民党的土地改革根本无法满足农民对土地权益的诉求,甚至会使农民处境更为恶化。

  

   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等三个时期的农村政策围绕一系列土地改革措施展开,在当时最大限度地满足了农民对土地权益的诉求。国民革命失败后,党开始了独立领导土地革命战争的新时期,并颁布了一系列满足农民土地权益的法律和政策:1928年12月,《井冈山土地法》颁布,明确了农民对土地享有合法的权益;1929年4月,《兴国土地法》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对没收土地对象进行甄别,使得中农的利益也得到了保障,并根据农民占有土地数量和质量的不同,创造性地采用了“抽多补少”和“抽肥补瘦”的分配方式;1931年3月,苏维埃政府颁布《为督促分配土地及宣布土地所有权》的布告,使得分田后的农民不仅拥有土地使用权,还拥有了所有权,农民土地权益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抗日战争时期,由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主要矛盾转变为民族矛盾,土地革命的步伐暂缓,为了能够最大限度地减轻农民负担,中国共产党采取了“减租减息”政策。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全面铺开,即使面临民族资产阶级和民主人士立场动摇的压力,1946年5月中共中央仍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坚定支持农民的土地要求并制定18条具体政策,奠定了解放战争时期土地改革的基本路线;1947年8月全国土地会议通过了《中国土地法大纲》,共计16条,明确提出了彻底消灭封建制度、分配土地的原则和方法、由农民掌握土地问题的自主权以及保护和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等四个方面的内容。

  

除土地改革外,当时农村的工作十分重视对农民的教育,极大地唤醒了农民的权益观,提升了农民的斗争意识和文化素养。旧中国的农民长期受到封建统治的压迫和小农经济封闭性的影响,思想愚昧、保守,文化水平低下,缺乏争取自己权益的抗争意识和能力,具有十分明显的阶级局限性。为了能够唤醒农民的抗争意识和鼓舞其自发地争取自身权益,党的农村工作的开展不仅关注了农民土地和经济等物质权益,还高度重视对农民的教育工作。首先是通过群众大会、宣传标语和设立农村基层政权等方式加强党对农民的领导和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保障农民运动的正确性和积极性;其次,通过扫盲运动、兴办学校等多种途径强化对农民的文化素质教育,(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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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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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理论与改革 2021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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