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麻国庆: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更新时间:2022-07-25 10:16:20
作者: 麻国庆  

   内容提要: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文章通过分析相关个案,阐述了从个体记忆到各民族集体记忆与各民族共同体认同,再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路径与机制。从公共记忆的视角出发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形成过程与机制,可以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和中国的民族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思路。

  

   关 键 词:公共记忆  中华民族共同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纵览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史,站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提出了“必须坚持正确的中华民族历史观,增强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和自豪感”[1]的重要论断,科学地回答了中华民族从哪里来、向哪里去的时代之问,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重大的现实意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新境界。

  

   中华民族共同体不是凭空建构出来的,而是民族交往和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华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是理解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重要基础。然而,目前尚缺乏对中国社会公共记忆的形成过程和机制及其对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影响的系统性研究。公共记忆如何形成与发展的问题,关涉到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当下必须重视的理论与现实问题。在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背景下,展开从历史到记忆、从个体记忆到集体记忆、从集体记忆到各民族记忆、从各民族记忆到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研究,以及中国社会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之间关系的研究,显得十分必要。

  

   一、公共记忆与共同体认同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一重要论断,不仅开创了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新局面,而且持续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目前,既有研究聚焦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内涵与形成过程,其理论视角大致可分为两种取向:一是建构论取向,二是实体论取向。前者主要围绕“中华民族”概念展开讨论,后者主要关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础及形成过程。

  

   一些学者在研究“中华民族”观念时分析了其建构性特征和建构过程。他们承认中华民族是历史上形成的一个实体,但认为中华民族共同体观念是仁人志士们在具体社会和历史脉络下通过对民众的“唤醒”而普及化的。黄兴涛从概念史的角度考察了“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与发展,指出尽管“中华”“中国”“民族”等词在中国古籍中都能找到词源,但“中华民族”作为表征中国人的符号却始于梁启超的提倡[2]60-70,并不断被注入中国的近代经验,成为反观中国历史的重要概念[3]。虽然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还带有汉文化中心的烙印,但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其语义发生了现代性转化,包含了中国疆域内的各民族[3]。九一八事变后,“中华民族”概念急速大众化。孙江指出,作为中国近代的历史性基础概念,“中华民族”概念的生成与演变经历了不断“中国化”的过程[3]。在郝时远看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现代民族概念,是中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产物[4]。周平在讨论中华民族建设时也强调,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必然会形成对中华民族的构建,因此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具有突出的构建性[5]。讨论建构性或构建性并非否认中华民族的存在和意义,更不是否定中华民族这一实体,而正是要通过建构性或构建性来分析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

  

   从实体论视角出发,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建立于各族人民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共同性基础上。面对中国多民族国家的现实,吴文藻先生曾指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理论的缺陷,主张建立多民族的国家,其多民族国家理论的提出为中华民族共同体奠定了学理基础[6]。现代民族国家用已经建立在领土主权基础之上的政治空间来统辖多元民族、多元文化和多元经济,但这种多元背后存在着协商、互惠和彼此融合。张小军借用“差序格局”的思路提出了关于中华民族的三重差序格局,即各族人民的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中华民族、全世界华人的中华民族,探讨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历史文化内涵与现实的文化实践[7]。

  

   上述研究或基于历史,或基于田野,回应了多民族国家内部各民族与中华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揭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及其认同的形成过程,为“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这一国家观的确立提供了重要学术支撑。不过,这种国家观的学术脉络要追溯到费孝通提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早在1988年,费孝通便已提出这一著名理论,从历史视角考察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超越了实体论与建构论的“名实之争”。他用“滚雪球”来形容中华民族的形成过程,指出:“它的主流是由许许多多分散孤立存在的民族单位,经过接触、混杂、联结和融合,同时也有分裂和消亡,形成一个你来我去、我来你去,我中有你、你中有我,而又各具个性的多元统一体。”[8]费孝通不仅指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属性和历史必然性,也强调了各族人民的主观意愿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重要性。

  

   近年来,一些学者开始深入探讨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形成的机制,公共记忆(public memory)成为一个新的切入口。个体记忆彰显着个体的身份认同,集体记忆由大量个体的记忆构成而又超越个体的特殊性,彰显一个社会或群体有别于其他社会或群体的身份认同。公共记忆的视角之所以持续不断地受到全球学术界关注,主要的原因之一是公共记忆在社会整合和国家认同建设乃至国际关系及区域安全发展中能起到特殊作用[9]。象征性纪念物及其所蕴含的公共的或国家意义上的经历、情感和价值构成了公共记忆之“场”。近代民族国家出现之后,公共记忆成为国家与社会运作的合法性来源,象征着近代国家革命的纪念物开始大量出现。例如,一批学者将孙中山符号作为现代中国公共记忆的重要维系点。李恭忠认为,中山陵作为一个巨型政治符号,受到了上至国家层面、下至寻常百姓的关注,展现了国民党人通过丧葬政治运作来塑造孙中山的光辉形象、树立新式精神偶像、增进现代民族国家认同的努力[10]。陈蕴茜对与孙中山崇拜记忆相关的中山公园、中山路、中山纪念堂等进行了考察,认为:在这些空间建构的过程中,孙中山思想特别是民族主义精神得到弘扬,“中山”符号得到社会各界的普遍认同;特别在抗日战争时期,这些空间成为民族主义的象征与实践空间,激发了民众抗日救国的热情[11]。

  

   具有类似叙事功能的还有与战争和灾难相关的遗址和纪念物。例如,在对“广西会战”相关纪念碑和遗址的研究中,王晓葵认为:战争文化遗产是民族文化的外显化身;这些遗址和纪念物通过时间、空间上的保存与展示,民族精神得以具体化、成形化[12]。陈蕴茜认为,革命纪念展览通过物品陈列和视觉冲击让参观者形成革命记忆,以达到教化民众、传播意识形态的作用。革命文物展不是仅仅让人们认识革命文物,策展者的目的是让人们通过参观产生对革命先烈的景仰之情,形成深刻的革命记忆,进而转化为积极参与抗战的精神动力[13]。方程、李菁、杨波从记忆的连贯性角度讨论了南京抗日战争景观的类型和空间分布。通过抗战景观的营造,复杂的、抽象的国家和民族概念可以得到具象化。抗战景观不仅反映了特定时代对待历史的态度,是国家认同、民族形象、意识形态的集中代表,还在政治纪念和日常生活、过去和现在、欢乐和悲伤以及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建立起积极的对话,进而才能够在建构集体记忆的基础上传递共同的愿景[14]。在对唐山抗震纪念碑、纪念馆、纪念碑广场等灾难公共记忆空间的研究中,王晓葵认为,通过在公共空间建造纪念物,构筑公共记忆空间,可以将公共死亡事件可视化、定型化,以强化集体记忆[15]。在这些案例中,国家和民众通过各种叙事、象征性纪念物来保存和展示多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的公共记忆,将其作为凝聚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的重要资源。

  

   在中国的民族研究中,公共记忆被视为民族认同的重要手段之一,如王明珂的华夏边缘理论探讨了华夏边缘民族如何借助历史记忆来凝聚、扩张,以及华夏和边疆民族认同的变化过程[16]。笔者提出的记忆多层次性理论指出,记忆具有多层次性,区域内共同的集体记忆能够呈现更高级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17]。不过,在中国记忆研究和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研究的学术格局里,记忆的多层次性、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之间的关联还需得到应有的展现。例如,许多研究将某个民族作为封闭的单位,忽视了民族之间形成的区域共同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事实上,中国各民族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通过不断流动的自我与他者的认知,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得以建构;各民族集体记忆通过接触、碰撞与杂糅,进而建构成中华民族的集体记忆。

  

   区域社会文化是公共记忆的重要载体。区域社会文化的公共性超越民族的特性,强调各民族共享的社会文化属性。因此,本文希望通过相关个案来阐述从个体记忆到各民族集体记忆,再到现代中国社会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理论思考。不同区域内的各民族共享一定的集体记忆,这些集体记忆分别承载着各自的历史和文化特性。综合考察不同区域内各民族共享的集体记忆,可以确定现代中国的公共记忆,并考察奠基于此的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本文以超越单一民族的跨区域的研究取向来理解现代中国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之间的有机联系。

  

   二、各民族的公共记忆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正确把握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18]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离不开共同性,它是主导、方向、前提和根本,需要在保护丰富多彩差异性的基础上,促进共同体显示出包容性和活力[18]。公共记忆本身就是共同体的应有面向,它创造共同体意识,对于社会结合和社会整合具有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中华民族通过公共记忆来建构命运共同体,这些记忆存在于各民族的历史记忆、传说故事、节日仪式、文化展演等之中,促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成员因分享共同的记忆而增强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和国家的认同;另一方面,国家在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也不断强化中华民族的公共记忆,以增强多民族国家的凝聚力。在记忆媒介快速变化、记忆方式多元化的当下,这两个方面的互动导致历史记忆的复杂性和流动性日益凸显。个体记忆、集体记忆与区域共同记忆、国家共同记忆在个体、群体、民族、国家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形成了民族意识、区域意识、国家意识的交互影响的复杂关系。民族学如果忽视了其中的不同对象、不同层次的研究,就无法明白如何建设各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有鉴于此,本文在人类学研究社会结合和文化传统这两个脉络的视角下,通过对个案的微观分析,探讨各民族公共记忆的生成机制与中华民族共同体认同的基本逻辑。

  

社会结构是公共记忆的社会载体。“对于社会人类学而言,在研究一个社区的文化结构时,一直强调高层文化的规范性向基层区域文化的多样性的结构转化历程及具体的表现方式。”[19]中华民族长期享有家国一体的伦理价值观念,(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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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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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西北民族研究》 2022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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