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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朝庆 葛珊: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自觉

更新时间:2022-07-25 10:10:55
作者: 宣朝庆   葛珊  

   内容提要:近代以来,西方的民族国家叙事模糊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性质,派生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认同问题。本文认为,通过文化自觉的作用可以修复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的联结关系,诠释中华民族不断整合、努力谋求认同的自我价值观。文化自觉从中华民族绵长的历史文化血脉切入,在心态秩序和建构秩序两个维度之间建立起联结机制,通过历史记忆整合为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建构寻找凝聚核心,以推进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的互动形塑,进而确认中华民族共同体叙事框架的合法性。

  

   关 键 词:历史记忆  自我认同  中华民族共同体  文化自觉

  

  

   一、文化自觉: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的联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是新时代维持社会主义和谐民族关系的主旋律,也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内在要求。①然而,受近代中国特殊国情和“民族”概念演变的影响,西方民族国家叙事倾向于从种族—文化的脉络考察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使中华民族共同体研究陷入了西方话语体系的理论迷障,派生出诸多中华民族共同体的自我认同问题。

  

   自我认同是建立在个人经历连续性基础上、确认自我身份的主观理解行为,是原生性经历特质和社会建构性认知体验共同作用的产物。②“个体的自我认同”和“群体的自我认同”之间是一种有机的关系,表示同一事物的个体方面和集体方面。③群体的自我认同以共同体对本群体过往的叙事为载体,通过历史真实和偏离历史真实的各种形式呈现出来,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共同体成员对于自我存有和自我地位的确认。开放式竞争的环境中,从自我认同层面来追溯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是突破西方民族国家叙事的关键。首先,自我的认同比他者的承认更有利于凝聚民族情感,当民族身份由“他者”来定义时,“我者”身份表征的权利丧失,会因被动表征处于一种“失语”状态,使本民族沦为附属群体;其次,对流动的现代性居民而言,他们的身份认同变幻无常,社会行动者的联合原则必须在个体内部找到,而不是在社会制度或普遍性原则中来发现;④再者,在竞争时代,内群体意识所代表的自我认同的程度,会直接影响到社会认同的程度。因此,把握中华民族自我认同话语塑造的历史逻辑,是突破西方民族国家叙事的重要选项。

  

   目前,围绕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与自我认同的关系,主要形成了两条研究路径。其一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为一种心态秩序,从感性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共识⑤以及集体记忆⑥出发,探寻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机理,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心理上的自觉认同和主动归属。⑦其二是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视为一种建构秩序,在社会共识的基础上引入理性建构,强调社会群体的协商互动、⑧外部环境和人脑机能的创造性转换⑨以及国家力量的推动作用。⑩心态秩序可以提供中华民族各组成部分的内在关联,把握历史逻辑;建构秩序可以提供中华民族自我认同形成的多元面貌,把握实践逻辑,但容易造成聚焦单一历史和实践而忽视了历史和实践的互动形塑。

  

   中华民族是一个历史性与当下性反思并存的共同体,这个反思的过程便是文化自觉(11)的过程。费孝通先生倡导的“文化自觉”的观念,是为了思考民族文化“如何自主存在”。(12)文化自觉的作用,在于加强文化转型时期的自主能力和建构中国现代文明的选择的自主地位。(13)文化自觉使人们可以融合心态秩序和建构秩序来解释当前的族群关系,进而将中华民族共同体从狭义的“种族—民族国家”叙事框架中解放出来。心态秩序强调感性的社会认知和历史共识,它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一种确定的知识,在社会情境中发展、传播和维持,(14)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因而得以被内化为群体的社会共识,并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以历史记忆的样态表现出来;建构秩序强调对社会共识的理性建构过程,它通过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记忆的运作,将差异的知识整合进去差异化的宏观知识体系,从而构造了社会成员赖以联系的意义之网,使得中华民族共同体围绕认同塑造形成一种“自成一类的现实”。(15)

  

   上述整合过程是以文化自觉为内在机制的。文化自觉的作用在于,在历史记忆整合过程中,修复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的联结,使其成为塑造中华民族自我认同的结构性资源,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意义正当化。因此,本文立足文化自觉的框架,从心态导向的历史记忆和实践建构的自我认同之间的关系出发,通过对历史记忆的不断追寻,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寻找文化空间,利用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的互动形塑,来阐释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和演进逻辑,并尝试突破西方民族国家的元叙事,为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整合和精神凝聚提供系统的分析框架,为进一步完善自我认同话语体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奠定必要的理论基础。

  

   二、历史记忆与自我认同:突破元叙事的路径

  

   1.西方民族国家叙事与自我认同困境

  

   20世纪80年代以降,世界文化交流范围扩大、程度深化,中国与世界各地文化的接触愈发频繁,文化自由主义持续发展。西方中心主义思想的影响从制度到文化不断扩张,其民族国家话语体系成为一种元叙事,引发了不同群体对中华民族共同体合法性的质疑。

  

   “民族国家”概念的阐发是以欧洲国家的历史演进为质素的。晚近三十年来,安德森、盖尔纳、霍布斯鲍姆等人相继提出,“民族”绝非是一个古老的社会存在或文化存在,相反,它是相当晚近才出现的。(16)盖尔纳与霍布斯鲍姆建议“民族国家”的讨论应从“民族主义”而非“民族”入手,因为“民族”概念本身乃是“民族主义”这个现代性意识形态的一个产物。换言之,正是“民族主义”的话语,历史性地生成了诸个“民族”。(17)在西欧各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中,依次产生以“民族”为单元的主权国家,“一族一国”成为民族主义运动的理想目标。(18)不过,各国历史的特殊性,造成西方对“民族”国家的理解也存在偏重于政治和偏重于种族—文化叙事两条路径。政治叙事将“民族”界定为国民、主权人民;种族—文化叙事将民族定义为“同种同文”的民族共同体。(19)由于西方多数国家的政治叙事和种族—文化叙事是统一的,在西方规范性话语体系的“民族国家”概念中,“民族”与“国家”的概念常常相互混淆。

  

   中国古典文献中没有“民族”这个术语,虽然宋代时期的中国由于异族的压力已经萌发了民族意识,但实际上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到清末才基本成形。(20)葛兆光曾经指出:“宋代以来建立的文化体系已经形成了汉族中国自我确认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21)然而,宋代的“民族意识”与现代意义上的“民族意识”内涵有所差异。葛兆光认为,即使宋代已经出现了民族意识,但是这种意识不同于欧洲近代民族国家意识。(22)宋代以降的王朝在解决族群矛盾、维护王朝秩序的问题上,并非依循类似于欧洲的“民族主义”进路,而是采取复兴儒家“纲常”伦理的方式,这本质上不属于现代的“民族意识”。

  

   由于近代许多欧洲文献经由日译本引入中国,因此“民族”这个中文词汇似乎来自日本。(23)日本人首先从“国民”的角度接受了英语中的“nation”概念,在国粹主义影响下,为了从文化和血缘的侧面更加强调日本“nation”的一体性,又从“民族”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再认识。(24)日本的国粹主义力在建构“一个国家就是一个民族”的思想。受日本“民族”概念的影响,“民族”自传入中国以来,就天然倾向于种族—文化叙事的含义。加之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引发民族主义浪潮的兴起,民族—国家叙事愈发倾向于种族—文化脉络。

  

   种族—文化的倾向性,致使西方学界普遍将民族国家的合法性叙事归结于民族单位。尽管不少西方学者认识到了“民族国家”概念的非单一内涵,但随着西方话语体系成为世界主流话语,种族—文化倾向的民族国家叙事仍不断被复制、确认,这模糊了人们对保持着多重民族叙事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性质的认识,制造了许多认识论上的混乱。

  

   事实上,我们的“民族归属”——“中华民族”,恰恰为安德森等人关于“民族”概念之建构性内核的晚近论述提供了一项绝佳的经验性例证。(25)中华民族的“民族”概念经历了复杂的历史动态发展进程,是兼具传统性、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共同体,而不是一直固定的民族客观特质的表达。这个“民族”的定义是一个不断模仿、不断想象、不断重新整合、努力谋求自我认同的生成物。长期从单一内涵来理解“民族”概念,导致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受到众多非议。许多学者反对单一性质的民族国家,坚持从共同体的心理经验出发,用民族认同意识来定义民族共同体,(26)试图以此来突破西方话语桎梏下的认同困境。

  

   2.中华民族叙事的自我认同转向

  

   西方中心主义认为国家的合法性叙事在于其民族单位,反对以现在的汉族主体中国来追认历史,对中国的历史叙述保持着多重民族性。“中国中心论”和“新天下主义”者则肯定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和同一性,认为中国的历史发展脉络有其不易为外力改变的内在逻辑。为了突破西方民族国家叙事,“中国中心论”和“新天下主义”者分别以政治边界和哲学体系为着力点,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建设。

  

   “中国中心论”由美国学者柯文提出,经中国众多学者发展深化。“中国中心论”学者试图从中国文明的特殊性出发寻求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合法性。但是,“中国中心论”并未摆脱“中心论”的结构,只是“西方中心论”的衍生。20世纪80年代以后,“后学”话语催生“区域研究”“以亚洲为单位的历史叙述理论”“新清史”等多个研究视角和叙述立场,冲击了将政治边界作为文化空间来研究传统中国的做法,逐渐消磨了“中国中心”的论述。

  

   “新天下主义”是新时代摆脱“中心论”、重建多元一体中国的合法性叙事的又一次尝试。“新天下主义”学者从哲学式的“天下体系”、政治化的“天下秩序”和观念中的“天下主义”三个相互糅合、互相渗透的层次展开论证,试图建立更具有普遍意义的去中心化和等级化的话语体系。赵汀阳提出“天下体系”理论,将中国的知识体系融入世界知识体系的建构,以此重思中国,进而建立世界制度的政治哲学;(27)梁治平将天下秩序和天下观念结合起来,视古之天下为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文明秩序,以此追溯突破地域、种族限制的合法性;(28)姚中秋以“天下秩序”推及“天下体系”,以普遍人性为天下主义的前提,主张去除族类之别,建立优良的天下治理之道。(29)

  

   然而,无论是“中国中心论”还是“新天下主义”,都将论述焦点集中在国家间的社会认同上,试图依傍对旧经典的诠释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认可。这些论述虽然都试图强化对“中国”的自我认同,但其自我认同的程度常常以其他国家对中国的认可度,即国家间的社会认同,作为重要的衡量标准,对自我认同脉络的演进机制有待于进一步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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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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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文杂志》 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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