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单波 李龙腾:中国新闻话语实践的中国性与世界性

——以新华社为考察对象

更新时间:2022-07-25 09:44:41
作者: 单波   李龙腾  

   内容提要:中国新闻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产物,兼具中国性与世界性,同时又是中国与世界交往的中介,不断表达和重构着中国性与世界性。本文通过考察新华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的历史,发现中国性呈现为中国新闻的主体性建构,交织着抗衡、比较和沟通的主体性偏向与转向。在万物互联的技术世界,中国新闻的主体性需要转向追求沟通、理解与包容的主体性,在沟通世界的过程中既表现共在共享、关系理性的“中国性”,又立于多元交往的“世界性”,使“中国性”朝向关联的世界、可协商的世界、混杂的世界、合作的世界、交往的世界。

  

   关 键 词:中国新闻话语实践  中国性  世界性

  

   中国性与中国/中国人以及有关中国历史和现实的抽象表达密切关联,内含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作为一个概念中介,连接着具体历史语境和不同主体认知下的“中国”与“世界”。中国性直接面对民族认同、文化认同和中华文明认同,一方面通过“同源论”(孙中山,1986)的角度建构中华民族的内在同一性,另一方面又通过“融合”说(顾颉刚,1996)、“多元一体”说(费孝通,1989)建构中华民族的融合性、多元性和一体化。而杜维明的“文化中国”说超越地缘、血缘和根源的想象,建构中华文化的世界意义空间,使得全球语境中的中国性指向开放性、多元性和自省性(杜维明、刘梦溪,1993)。与此同时,中国性始终在与世界性的参照中得以建构,中国的特性与世界的共性相互印证,在多元互动中不断生成文化间的权力关系或文化兼容性。如此一来,中国性所建构的主体性隐含关系性和自我反思性,并意味着沟通性。如果无法沟通世界,那么也就无法确证中国具有何种特性,能够给世界带来什么“方法”或“视角”,更无法在参与世界普遍主义的建构中显示自身的存在。

  

   新闻业是现代交往体系的产物,新闻业的发明以作为现代交往中心的英国为起点,从印刷媒体(press),发展到新闻领域(journalistic field),再发展为新闻业(journalism)(Chalaby,1998:76),形成以西方为中心的新闻世界。中西方的交往与碰撞催生了中国近现代新闻业,随着中国邸报传统与西方现代新闻业的对接与转化,以及现代化比较视野把中国新闻业作为一个特殊“样本”进行审视,新闻业的中国性与世界性成为贯通历史的新闻话语实践。在新中国传媒机构中,新华社是这一新闻话语实践的典型代表,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把新华社建设成为一个足以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抗衡的世界性通讯社”,到1983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2001年的“更加强大的世界性通讯社”,2021年的“建设国际一流的新型世界性通讯社”,无不显示着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建构,更重要的是呈现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内在矛盾:在世界新闻竞争中突出“中国特色”以凸显竞争优势,但“中国特色”常常局限于“我们的”表述,把国际报道和外交工作混为一谈,忽略新闻本身的特点和规律(郭超人,1997:41-42),导致“中国特色”外在于世界新闻业的发展,中国新闻的主体性失去沟通性。面对这一难题,本文试图通过考察新华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世界性通讯社”的历史,提炼其中的新闻话语实践,反思并重构中国性与世界性的关系。

  

   一、抗衡的新闻话语实践:“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抗衡的世界性通讯社”

  

   自近代以来,中国新闻业一直深陷于不平等的新闻世界,很少能发出中国声音。红中社时期的新华社还只限于对外播发少量电讯,抄收国内外通讯社的新闻,到抗日战争前后,一批来华记者以世界性的视野传递中国声音(单波、林莉,2019:37),特别是在1944年8月,新华社对外英文广播开通,新华社转向一个重要问题:如何改进报道以更好地满足外国读者的新闻需求,从而使世界听到自己的声音。其中的主要难题是如何调适中国新闻的中国性与世界性,以世界为方法报道中国,以此连通中国新闻与外国读者。

  

   然而,新闻与宣传的非融合性带来了调适的不确定性。早期英文广播曾在国外产生了一定影响,据研究这段新闻史的美国记者李苏珊(Susan V.Lawrence)介绍:“新华社英文广播上天之前,美国官方关于中国的信息源是日本同盟通讯社,自接收到新华社英文电讯后,美国高层领导看到的中国华北战争图景,便有了急剧改观。”(熊蕾,2004:38)英国广播公司则反应不一,有人认为收听延安的广播比收听南京国民党广播的效果要好,英国报纸上有了来自延安广播的中国消息,而有人反映延安广播里面“宣传”太多,他们可以用的新闻资讯很少。英国顾问林迈可(Michael Lindsay)也意识到,记者们脑海中更多的是宣传意识,缺少新闻专业意识,这使得中国新闻可能仍旧与世界相隔:“各分社的记者常常误以为自己在为一个会相信他报道中所说的一切事情的读者而写作,而实际上他们是为那些对中国形势不甚了解甚至抱有怀疑敌视态度的读者而写作,因而报道常常不能适应国外读者。”(刘云莱,1988:34-35)在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相互调适中,新华社的新闻工作还是有了新的变化。例如,1946年,新华总社对各分社提出“电讯要简练”的要求,使目光转向“新闻性”,已经发现“新闻中夹杂过多的主观议论”,“有的导语和结束语类似标语口号,缺乏具体内容,不能起到导语或结尾的作用”等问题。正是在“新闻性”的层面,记者发现了普遍性或世界性的因素,转向“学习人家(包括西方记者)那种简洁明快的笔调,画龙点睛的手法,凡事抓住要领的技能,以及事事说明出处的态度”,并且认识到,只有在广泛学习和吸收之后,才有可能理解自身,在新闻宣传作风上“创造我们独特的风格”(刘云莱,1988:63-64)。此时的风格并非自我确证,而是在“读者”“敌我友”“他人”以及“西方记者”等各种因素会通后的再创造,中国性与世界性的调适又表现为政治性与新闻性的调适。

  

   调适,意味着既感知到了差异,又尝试着在差异之间辨别与反思,并在自我与他人的互动关系中改进自我。新华社外派记者张结在朝鲜战场采写国际新闻时,从外国记者身上看到了与自己所不同的地方,“虽然他们的采访、写作方法对我们来说不完全适用,但有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比如自己吃力地问了许多问题后,对于要写什么却并不清楚,然而外国记者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收听世界各地的广播,考虑在开城应注意什么问题,并且围绕问题收集材料,实际采访所用时间却并不多,由此他认识到,外国记者“收听世界各地的新闻和了解人们主要关心的问题,实际上也是采访工作的一部分,而这一点正是我们所欠缺的”(张结,1991:212)。但是,这种吸纳外来经验的做法具有很大的偶然性,难以改变新华社外在于世界性通讯社的窘境。虽然新华社逐渐在朝鲜战争、日内瓦会议、万隆会议等一系列国际事件中崭露头角,但依然只是一个国内通讯社,在国际上中国声音依然微弱。1955年,对此极不满意的毛泽东要求新华社“把地球管起来,让全世界都能听到我们的声音”(毛泽东,1983:182)。显然,一个“站起来”的民族国家,一个面向人类解放的现代转型国家,必须把自己与世界联系起来。由此,新华社逐渐开始从国内走向世界,新闻话语调整为“把新华社建设成为一个足以与西方各大通讯社相抗衡的世界性通讯社”(吴冷西,1986:374),使新华社面向中国新闻与世界新闻的竞争关系,成为具有新闻竞争力的主体,也面向一种双重“需要”,即“中国需要了解世界,世界需要了解中国”(吴冷西,2001),中国新闻成为这种“需要”的中介。1957年,新华社社长吴冷西应邀访问路透社和法新社并考察埃及、巴基斯坦、印度、印尼四个国家的通讯社之后,感受到了新闻竞争的压力,觉得应该把“像路透社那样规模和效率的世界性通讯社”作为新华社的奋斗目标,同时基于当时的政治环境与社会条件,又有所保留,只言“在亚洲和非洲同它竞争一番”(吴冷西,2001:19-20),由此规划出西方与非西方的新闻竞争空间。

  

   达成建设世界性通讯社的目标,需要有通向世界的方法。刘少奇在1956年在对新华社的讲话中提出“学习塔斯社,同时也要学习资产阶级通讯社”,而且“要有批判,不要迷信,不要盲从”,不能学习塔斯社“死板得很,毫不活泼”的新闻格式,也不能因为立场不同,而完全拒绝资产阶级的经验,“如果不敢强调客观的、真实的报道,只强调立场,那么,我们的报道就有主观主义,有片面性”(刘少奇,1981:417-420)。在此,新闻的世界性是超越自身的片面性的有效参照。以他者的经验为参照超越自身的“主观主义”“片面性”,显示出对新闻工作的理性认识,导引出“新华社要成为世界性通讯社,新华社的新闻就必须是客观的、真实的、公正的、全面的”这一规律性认识,但随即又强调“同时必须是有立场的”,重点要学习的经验在于“资产阶级通讯社记者的报道技巧”,因为“他们善于运用客观的手法、巧妙的笔调,既报道了事实,又挖苦了我们”(刘少奇,1981:418-420)。由此,在克服“主观”“片面”和“必须有立场”之间,形成了中国新闻主体性的内在张力。

  

   在这种语境下,中国新闻既在他者的新闻世界里汲取新闻经验,又要与他者斗争,使中国新闻主体的力量对象化。1957年,新华社即在《新闻业务》杂志开辟《世界性通讯社介绍》栏目,介绍西方新闻业的经验和方法,试图说明资本主义国家的通讯社是在市场竞争中发展起来的,而市场竞争又塑造了新闻报道的风格,例如“美联社为了和它的对手竞争,使新闻写得新奇,大多都对每一个新闻事件,按照它的发展,用最快的速度作连续报道,绝不等到有了结果再做一次全面的叙述”,从读者角度出发,“为了争取新闻发布得快,把新奇的东西尽先告诉读者,美联社的新闻导语,是典型的倒装金字塔式的导语”(新闻业务,1956:42)。但另一方面,又不断强调“无产阶级新闻观点和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水火不相容的两种东西,中间没有调和的余地”,即使不得不在认识到新闻经验必然有相通之处和规律性认识,因此“在批判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的同时,并不排斥资产阶级新闻学中仅仅是技巧方面的一些对我们有用的东西,我们可以批判地吸收这些技巧,来为无产阶级的新闻事业服务”,但这些技巧被认为是相互攻击和斗争的“武器”(本刊编者,1957:5)。在斗争的语境下,共通的规律性的方法和经验,成为既可欲又可怖的东西。譬如中国记者对路透社驻中国记者写的一篇报道进行分析时指出,“它的内容是公正的,而且写的比较生动”,“普通的常识是:路透社发的消息绝不会违背西方资产阶级敌视共产主义的根本立场的。可这篇报道北京的星期天的特写,为什么却会使人得到‘公正’的印象呢?这是因为它是一篇客观的报道”,但随即中国记者又指出“这位路透社记者并没有离开西方资产阶级的立场”,“以这类客观报道来增加它欺骗和迷惑读者群众的政治资本”(慎志,1956:38-39)。

  

将“我们”和“他们”的立场视为截然相对,同时将这种二分法泛化到新闻领域,使得原本可沟通的新闻经验被人为分割:“立场”与客观、真实、公正、全面一样,都是普遍的,但后者是从“他们”那里学习来的,成为中国新闻主体性的组成部分。人民立场、阶级立场等中国原则加上“他们”的经验,建构了斗争语境下的中国新闻主体性。而正是因为那些新闻经验被定义为“他们的”,所以当立场趋于绝对化时,就有可能从中国新闻中剔除出去,使得建基于共通经验基础上的共同理解逐渐丧失。到1963年,新华社的对外报道转向“同帝国主义、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三个对手作斗争”,(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502.html
文章来源:《新闻大学》2022年第1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