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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马猛猛:“中央集权”在中国:一个现代概念的历史生成及其理论检视(1899—1911)

更新时间:2022-07-23 14:19:36
作者: 任锋   马猛猛  

   摘要:“中央集权”概念在中国的输入及引发的论争可作为研究百年来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和主导性政治话语的典型案例。自输入以来,“中央集权”即被放置在多样化的政体论框架中加以理解,体现出两种不同的思想路径,一种将之放置在地方自治、专制、立宪等概念所构成的政治理论化进路之中,一种是将之作为社会历史分期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化进路。“中央集权”概念在1904年后的政治改革和思想文化场域的兴起,乃是以清朝中央政府和地方督抚的权力斗争为背景,并在思想界关于国体、政体的论争中,同专制政体既相区别又深刻绑定在一起。因此与后来被视为普遍适用的历史政治概念不同,“中央集权”概念在兴起之初遭受了来自多方面的质疑和批判,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该概念的负面化印象以及“集中”概念的兴起。“中央集权”在中国的传播伴随着对中国传统文化资源的继承与延续,同时相关的现代西方思想也不断地对中国传统国家治理的经验和学说进行冲击和重构。透过这一视角,我们可以于传统和现代之间展开更具深度的理论对话和观念重思,现代立国的历史政治解释也亟待由此开辟新的学术理路。

  

   作者简介 任 锋,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马猛猛,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政治学理论博士生

  

   本文载于《社会科学》2022年第7期

  

  

  

   目  次

  

   一、中央集权的理论和历史之维:梁启超与“中央集权”概念的早期传播

  

   二、清末新政与立宪/专制之争:“中央集权”概念的兴起和论争

  

   三、大一统的政民一体与内外相维:传统与现代立国之间的“中央集权”

  

   中国政治学的自主性话语体系建构以及“历史地理解中国”的传统转向,离不开对近百年来政治学知识路径与概念体系的回顾和清理。“中央集权”可以说是研究百年来中国政治学概念体系和主导性政治话语的典型案例。清季民初以来专制主义范式中形成的“中央集权”概念,深刻形塑了现代国人对中国古代政治最基本的历史认知和价值评判。中央集权与分权作为现代政治学极为重要的一对范畴,被广泛应用于分析和评价古今中外政治体的权力分配模式及其动态演进过程,更是理解现代中国国家治理体系和政府原理的核心概念。

  

   尽管中央集权与分权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现象描述,可以在人类各大文明体中找到相关的智识资源和实践传统,但“中央集权”概念的出现及其成为全球范围内的主导性分析概念的历史过程,本身即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现象。一百多年前“中央集权”概念的输入和适用引起了思想界的争议和批评,1904年夏曾佑就生动点出: “今者忽有‘中央集权’四字,出现于此已衰已弊之老大帝国,而此老大帝国,与他言之不信,而于此四字若或信之。”由此可见,“中央集权”概念在中国的传播和运用过程并不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那么何以在今天会被人们视为一个近似内在生成的术语?

  

   “中央集权”概念自20世纪前后输入中国,就形成了多种系属于不同情境和理论框架中的习惯用法,比如中国古代史叙述和西方立宪体制框架中的中央集权,现代中国央地关系中的集权与分权等。上述“中央集权”用法对于如何界定“中央”或中央政府,如何理解“集”或权力集中的历史过程,“权”的具体内容或国家权力的具体划分及其本身适用的条件存在显著的差异。本文主要聚焦于1899年至1911年这段历史时期,尝试运用概念史的方法探究“中央集权”概念最初引入中国时的历史情境及其意涵演化过程,我们可以发现这一时期是“中央集权”概念最初输入中国并开始广泛传播的时期,此时所形成的“中央集权”思维范式和习惯用法不仅形塑了百年来中国知识界对于中央集权的一般性认知,并且从更深层次影响了对于现代中国政治有关文明传统、政体和内外关系等基源性问题的争论和重思。这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近代中国转型期政治与思想文化变迁的历史逻辑,也可以推进对中国近百年政治学话语体系以及思想基础的深层认识与反思。

  

   一、中央集权的理论和历史之维:梁启超与“中央集权”概念的早期传播

  

   “中央集权”作为一个源生于西方的历史政治概念,最先通过日本学者对西方法政书籍的翻译引介而成为一个日语词汇,再通过晚清报刊、出版物等对日译西方法政书籍和文章的再转译,进入到中国学人的视野当中。在英语的普遍用法中,中央集权对应centralization或centralization of authority等。 《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对政府部门内部集权与分权的定义是“在大的管理区域和那些较小的管理区域之间权力的纵向分配。这种分配在宪法上是联邦学说所固有的并且是政府内部关系的实践特征”。 《辞海》对中央集权的定义是“‘地方分权’的对称。国家权力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制度。在该制度下,地方政府统一服从于中央政府,根据中央政府的政策、法令办事,受中央政府的领导和监督”。

  

   (一) “中央集权”的早期输入:政体与治体之间的《商会议》

  

   1904年,夏曾佑在《再论中央集权》一文中意识到“中央集权”概念引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然求之我国,非惟无此名,并无与此理可相比附之说,而中央集权四字,直至今日,始从外国输入焉”。 “中央集权”概念是否确如夏曾佑所说,是在1904年前引入中国的呢?通过对多个数据库以及纸质文本的检索可以发现,“中央集权”一词在1900年以前鲜有中国人使用, 1896年《时务报》刊登译文《论日人经营台湾》,其中运用了与地方分权相对的“中央集权”概念——“破中央集权之弊,而行地方分权之实,知县又得其人,庶几能举治绩乎?”

  

   梁启超于1899年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商会议》一文明确使用了与地方自治、政体等概念紧密相关的“中央集权”概念。1898年维新变法失败,梁启超出逃日本,在流亡期间他不断学习经由日本翻译的西学法政书籍,并在他创办的《清议报》对诸多西方法政学说进行译介和评论,此时梁启超对“中央集权”的认知显然来自他当时阅读的西学法政书籍。梁启超在《商会议》开篇即引述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对的政体分类说: “西人论国之政体有二端:一曰中央集权,二曰地方自治。中央集权者,一国之有政府,综揽国之大事,整齐而画一之是也。”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商会议》一文中主张将国家政体类型学学说运用到海外中国商会的创立和组织中来,“欲采泰西地方自治之政体,以行于海外各埠也”,梁启超所指商会,实则以英国东印度公司为参照,他所列举的商会应承担之职责也远远超出了商业联合组织的范畴,包括广兴教学,革除恶俗,恤救患难,利便交通等,实可视作集商业、教育、风俗和公共服务于一身的类国家组织。康梁在流亡海外的数年间,不断动员海外华侨商民,倡议“救上”“复政”,一方面给清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另一方面也让梁启超认识到海外侨商的政治潜力,因此商会倡议很可能反映了梁启超通过近似于“海外共和国”的商会实践其政治理想的意图。

  

   梁启超在《商会议》中指出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不可偏废,二者构成了一个政治体中的不同要素,但他通篇以地方自治为论述主体,把地方自治程度视作衡量国家实力与文明程度的主要标尺,“就天下万国比较之,大抵其地方自治之力愈厚者,则其国基愈巩固,而国民愈文明”,梁启超认为中国历史上素来有地方自治的传统,“实已与西方暗合”,因此需要根据时势变化对固有的自治传统进行扩充。另一方面,梁启超文中很少论及中央集权,但对中央集权的思考依然隐含在一些关键的论述中,梁启朝认为中国的地方自治与西方最大的差别在于,“西人各乡各埠之自治,其规制皆画一有定,常能与他乡他埠联为一气,脉络贯注,散之则为百体,合之则为全身。中国则不然,规制各不相谋”。西方国家的地方自治能够自下而上地将不同地域层级整合成能够自我保全和扩充维系的共同体,而中国传统的地方自治则缺乏这样的“扩充联络”能力。同时梁启超认为如果要革除旧俗,就必须“每埠有中央集权之所”。

  

   在1899年梁启超发表的多篇文章中,我们可以发现两种不同的政体学说,一种即前文所区分的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政体;第二种则以梁启超同年发表的译文《各国宪法异同论》为代表。梁启超在《各国宪法异同论》中指出: “政体之种类,昔人虽分为多种,然按之今日之各国,实不外君主国与共和国之二大类而已。其中于君主国之内,有分为专制君主立宪君主之二小类。”这一政体分类法还可根据是否有议院而进一步划分为立宪政体和专制君主政体。在现代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中,梁启超提出的第一种政体学说被称为“政府间关系”,往往用于衡量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权力分配关系,一般不作为政体学说来讨论。但是后出的现代政治学概念框架并不适于作为评判前人思想观念的准绳,梁启超在1899年用政体概念指代以上两种政治体制的区分方式,并没有对此进行明确的辨析。直到1901年的《维新图说》,梁启超在为维新主义所作的分类图中体现了他对于上述两种政体学说的整体思考:

  

   在梁启超看来,全国集权和分立自治是比君主立宪、专制等政体更高一级的政体分类,但是梁启超也没有对这一政体分类框架背后的逻辑做出明确的解释,事实上有关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专制与立宪这两对政体分类学说之间的内在理论关联与歧异引发了数年后中国一系列的政治思想论争。

  

   从形式上看,梁启超对“中央集权”的认知主要受西方法政学说的影响,但若深入考察梁启超同时期的相关论述,我们不难发现中国思想传统在他的论述中仍然表现出坚韧的思想延续性。梁启超主张集权与自治相调和,“集权与自治二者,相依相辅,相维相系,然后一国之体乃完”。 “相维相系”表达了集权与自治在相互约束制衡的基础上有所超越,在更高层次上达到共生和互融,实现“一体”的理想境界,中国传统中的“上下”“内外”“轻重”等相维相系即是这一辩证关系的经典表述。此处的“一国之体”并非近代语境中的“国体”,而是指“官骸各尽其职效其力,则肤革充盈,人道乃备,有一痹废,若失职者,则体必不立,惟国亦然”。强调内外设官在权责职分上能够清晰明确,上下有序,各司其职,共同构成一个基于礼治秩序的整体,这同司马光《应诏论体要》中“为政有体,治事有要”“上下相维,内外相制”的治体思维一脉贯通。梁启超对集权自治关系的讨论实则映射出了中国治体论传统在西方政治话语冲击下的现代表述。

  

   (二)法政理论与历史叙述:西方书籍译介中的“中央集权” (1900—1903)

  

1900年前后,大量西方法政书籍的系统翻译和引入提供了关于“中央集权”知识起源的关键性参照。“中央集权”概念在20世纪初开始进入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的视野并非偶然,张灏先生用“转型时代”一词指代1895年至1920年初这一段历史时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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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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