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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锋 马猛猛:“中央集权”在中国:一个现代概念的历史生成及其理论检视(1899—1911)

更新时间:2022-07-23 14:19:36
作者: 任锋   马猛猛  
“这是中国思想由传统过渡到现代,承先启后的关键时代。无论是思想知识的传播媒介,或者思想的内容,均有突破性的巨变。” “中央集权”这一新词汇的流行恰恰反映了近代中国新的思想论域的出现。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政治学的知识概念体系正式传入中国,因而这一时期也是中国近代政治学学科发展的萌芽期,《商会议》在《清议报》上发表的同年,伯伦知理《国家论》在《清议报》上开始刊载,这是作为现代学科的西方政治学在中国正式引入和传播的标志性事件。

  

   《译书汇编》是当时系统引入西方政治学知识体系的代表性刊物,是清末留日学生创办的第一份法政类刊物,冯自由称其为“留学生界杂志之鼻祖”。 《译书汇编》创刊号的简明章程提出: “是编所刊以政治一门为主,如政治、行政、法律、经济、政史、政理各门,每期所出,或四类或五类,间附杂录。政治诸书乃东西各邦强国之本原,故本编先刊行此类。” “中央集权”概念也在《译书汇编》译介的西方政治学书籍中作为政治学专业词汇多次出现。

  

   日本学者鸟谷部铣太郎所著《政治学提纲》刊载于《译书汇编》 1901年第7期,其中“中央集权”被用作分析法国大革命前后法国政治制度的内在特质,“按法国曾为君主专制之国,其始封建制度,为其所破坏,而地方自治,亦为王权所侵入,中央集权之制,于是大盛至路易十四时代,君主之权力,最为强大”。鸟谷部铣太郎对法国大革命前后政治制度的认识似可看到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影子,“共和主义之实行,以扩张自治行政与谋地方之发达为第一义,然法国之立国,由中央集权与君主专制而发达。革命党虽变其政治主义,而于行政机关之基础,好不能破坏之也,故当时新立之议会,其目的不在破坏中央集权之制度,唯使之有秩序与规则而已”。上文一方面将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对,同时从历史维度来看,中央集权和地方自治是封建制度破坏后的两种制度选择,因此鸟谷部铣太郎的论述实则隐含了“中央集权”概念理论和历史两种不同理路。这两种对中央集权的概念定位和理解方式在同时期《译书汇编》和其他法政书籍中均可以得到印证。

  

   章宗祥在日本留学期间是《译书汇编》的重要译者,在他所翻译岸崎昌《国法学》一书中,“中央集权”概念的历史维度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展开,“盖封建时代,以土地为权力之本原,土地之所有权,与国家之统治权互相混杂,国家为最大之地主,诸侯伯次之,人民则犹小工人焉。迨至近世,政治历史上所谓中央集权之时代,国权统一之理与统治权为国家独有之权利,显然发明”。这里中央集权泛指一个与封建时代相对的历史时期,大体等同于今天所说的西欧“绝对主义国家时期”。“中央集权时代”自然包含了国家权力集中的特征,但主要说明的权力类型是军权和警察权,“及中央集权时代,兵马之权,警察之权,悉归于中央政府”。

  

   在论述西欧国家臣民身份的历史变迁时,岸崎昌更详细地叙述了他对历史发展阶段的认知,提出欧洲历史发展的三阶段论: “欧洲上古市府团体时代,无此名分,而人与人之关系有君主臣民之别……至中古封建时代,所谓公权者,为对乎土地之关系……迨至近世中央集权时代,于是臣民之为臣民,直接服从于主权之观念。”这里“中央集权”与市府团体、封建相对,成为描述近代历史的核心特征。 《国法学》一书中“中央集权时代”往往作为一个历史概念,指代自欧洲中世纪结束以来的历史时期。

  

   除前述作为政体的“中央集权”外,“中央集权”概念的历史化理解也见于同时期梁启超的“中央集权”论述中。梁启超在1901年发表的《中国史叙论》一文运用“中央集权”概念来为中国历史进行分期,“又以人群学之公例言之,凡各人群,必须经过三种之一定时期,然后能成一庞大固结之团体。……第三为中央集权渐渐巩固,君主一人专裁庶政之时期”。基于社会进化论观念,中央集权时代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必然阶段,“历代万国之公例”,“中央集权、君主专裁之制,亦可萌芽发达,亦可见我中国有史以前,既经绝远之年代,而文明发达之早,诚足以自豪于世界也”。在《中国史叙论》中,梁启超实则用当时西方流行的社会历史分期重新解释了中国传统的周秦之变,“自秦一统后至清代乾隆之末年。是为亚洲之中国,即中国民族与亚洲各民族交涉繁赜、竞争最烈之时代也。又中央集权之制度日就完整,君主专制政体全盛之时代也”。从1899年到1902年,梁启超对“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化理解和历史化理解并存于他的政论当中。在这一时期梁启超不仅读过《译书汇编》,还对其不吝赞美之辞。

  

   冯自由所译德国学者那特硁《政治学》一书则代表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西学法政书籍对“中央集权”的政治理论化进路: “如平原之国,恒易成中央集权。山谷之国,恒易于自治发达是也。”“山岭与平野,为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之权衡。”这里“中央集权”是和地方分权或自治相对应的政治形态,往往出现于平原地区。在《政治学》中“中央集权”和“地方分权”共同以政治形态的二分法出现,“总之法意等罗甸民族,其国民之官府组织,是行完全服从之制,英德等日耳曼民族,其国民之官府组织是取多少独立之制,前者有趋于中央集权之势,后者有趋于地方分权之势”。但是《政治学》一书中对“中央集权”的叙述同样也有历史化理解的段落,如“欧洲中平野多而山岭少者,以英国为第一,故去封建制度而行中央集权,立宪政体之发达,亦以英国为嚆矢”。

  

   法国往往被认为是最为典型的中央集权制国家,这一点似乎是同时期法政书籍对中央集权论述的共识,那特硁《政治学》对法国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进行分析,“然各地方之行政机关,皆得有裁可权,而绝无仰承代议机关之义务,以是黜陟行政机关皆在中央政府权限之中,此法国地方制度所以渐趋于中央集权也”。市岛谦吉所著《政治原论》也有对法国中央集权制度和英美地方自治制度的对比分析,“或如英美地方自治制度盛行,警察事务分掌之各地方,亦不至于生大害,然以法国中央集权之国,保护人身之律,效力又甚微弱”。严复同样用“中央集权”来表述近代法国的政治变迁: “盖后代户口数降者,即有合一之故,方古之时,法兰西县县几皆为都,至今吾国所有,一都而已,国之各部自成中点,而权力萃焉,至于今则皆为一中央所统摄,而是中央集权固俨然自成一国家。”

  

   值得注意的是,日本民友社编纂,萨君陆翻译的《国家政府界说》一书将“中央集权”放置在政体论的框架中来理解,这颇能反映当时政治学书籍对“中央集权”概念的体系化认知。《国家政府界说》提出了四种不同的政体分类学说,第一种“政体以国家与政府同一与否为区别,由此区别分为直接政体和间接政体”,这一分类法究其本质而言是以国家政府关系来界定不同的政府权力界限,因此直接政体和间接政体大致对应专制政体和立宪政体。而第二种政体分类法则以“政权之集散如何为区别”,“分政体为集权分权两种,又分政体为固结并立两种”。 《国家政府界说》一书同时给出了中央集权政体的明确定义,“一切政权集于中央之政体也,集权政体下,虽非无地方政府,然地方政府则依中央政府而存废,又隶属于中央政府者也”。中央集权政体具有广泛的国家适应性,既可适用于小国,同样适用于广土众民且国族认同相对薄弱的大国。这一论述与梁启超《商会议》一篇引述的西方政体学说非常相近。此外《国家政府界说》又以“行政部与立法部之关系”“执政者之任职法”为基准阐述另两种政体分类学说。在西方政治学传入中国之初,政体理论并不具有整齐划一的区分标准,反而呈现出理论的多元化态势。

  

   从1899年到1903年随着日译西方法政书籍及西学知识体系传入中国,中国知识人用以观察和分析世界的基本概念也开始发生转变。 《译书汇编》等法政书籍的译介虽然没有在中国大范围地传播,但其提供的概念体系和思想资源对中国后来的思想发展乃至政治转型的影响仍然不容低估,例如清末江苏学政唐景崇在奏折中对中央集权与国家地理关系的论述同那特硁《政治学》可谓如出一辙,显然深受其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包括梁启超的论述在内,“中央集权”概念在输入之初实则包含两种不同的理路,一种是被放置在地方自治、专制、立宪和主权等概念构成的理论框架中的政治理论化理路,一种是与西欧封建时代等相对的作为社会历史分期中的某一特定阶段的历史化理路。中国知识分子在引进和使用“中央集权”概念时并没有充分考察“中央集权”在西方产生和在日本传播的历史语境,也没有对不同时期西方法政书籍的理论背景展开深度研究。这一理路分殊对后来有关“中央集权”概念的意涵流变过程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相对的政治理论化理解在清末民初有关“国体”“政体”的宪制讨论中风靡一时,历史化理解的进路最初没有产生显著的政治影响,但民国以降“中央集权”被新一代知识人视作中国传统政制的基本特征,并被写入国共两党的官方文件和教科书当中,成为现代中国人“日用而不知”的流行概念。

  

   二、清末新政与立宪/专制之争:“中央集权”概念的兴起和论争

  

   1899至1903年是“中央集权”概念在中国思想界的发轫期,但由于该时期译介的西方法政书籍在知识界的传播范围和思想影响相对有限,除梁启超及少数留日学生外,政学两界鲜有对“中央集权”的具体论述。1904年至1911年则可被称为“中央集权”概念运用的兴盛期,从清政府要员的奏折和书信,到《东方杂志》《申报》等具有影响力的报刊媒介,乃至在私人日记当中都大量出现了对“中央集权”概念的使用和议论。“中央集权”概念兴起和当时的历史时代背景密不可分,清朝中央与地方督抚间的权力博弈、预备立宪以及官制改革都激起了时人对“中央集权”的讨论。

  

   (一)从铁良南下到官制改革:晚清督抚政治与“中央集权”在思想场域的兴起(1904—1908)

  

   实际上从1904年开始,中国国内的报刊上开始陆续刊登有关“中央集权”的政论。1904年为解决清廷与东南督抚在军政方面的权力纠纷,清政府设立练兵处,试图“划一军制”,并派遣铁良南下。这一系列政治举措被夏曾佑认为是“中央集权而已”。夏曾佑于1904年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三篇文章讨论中央集权。在《论中央集权之流弊》一文中,他将“政体”作为是否能推行中央集权的标准,“然窃谓是说也……可行于立宪之国,而独不可行于专制之国”,夏曾佑给出了他对“中央集权”的定义: “盖中央集权云者,谓举一国之政权,悉属于政府,而听其调度也。”中央集权的实行建立在政府的号令能够有效施行于全国的基础上,夏曾佑敏锐地认识到对于清廷中央政府的政令地方督抚可以阳奉阴违,甚至在庚子之变中“力拒伪诏,立互保之约”,同时地方督抚又深受中央各部的掣肘,缺乏有效的人权和事权,这些因素共同造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权竟不知何属”的局面。如今中国得以幸存的主要原因在于地方督抚当中的有才干者在危机关头挽救政局,一旦各省失去仅存的自主权,国家将陷入致命的危机。夏曾佑认为历史中的中国虽然实行专制政体,但当时的中国却处于专制政体的特殊情况,即“内外皆轻”的政治局势。

  

夏曾佑在《再论中央集权》《中央集权之预言》两篇文章中继续对中央集权问题进行讨论,其讨论的核心问题是中央集权之理与实。夏曾佑同样区分了立宪政体和专制政体的中央集权,(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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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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