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伏创宇: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逻辑

更新时间:2022-07-22 23:10:51
作者: 伏创宇  

  

   摘要:  法律授权逻辑确立的初衷在于化解救济路径难题,却延伸至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实体合法性判断,不但未能澄清授权的意涵,而且对法律授权与学术自治的关系予以模糊处理。从国家行政权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授权,意图通过法律保留与比例原则来建构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忽视了法律授权的内在界限,混淆了法律授权与学术自治的关系,导致司法审查的约束变松。法律授权难以借助法教义学来形塑对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约束,在行政主体制度得以根本变革之前,学位立法应当赋予学术自治独立价值,并确立程序和实体原则来监督学术自治。对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司法审查同样应当遵循程序合法性与实质合法性的双重标准。

   关键词:  学位授予 法律授权 学术自治 行政主体 学位条例

  

   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设定属于学位授予权的重要体现,也是高校行政案件的主要争议所在。将法律授权作为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逻辑,一开始旨在化解救济路径难题,却扩展至高校校规的实体合法性判断,进而贯穿于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与适用过程。这种解决救济路径的便宜之计,不但未能回答“法律法规为什么要授权、在何种情况下授权、对谁授权等基本理论问题”,[1]而且对法律授权与学术自治的关系予以模糊处理。

   除了关乎司法实践,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探讨对当下《学位条例》修订亦具有重要意义。有学者主张立法应当对学位授予标准作出更为明确的规定,“以缩减各高校过大的裁量权”,或要求高校学位授予标准“不得减损学生权利或增加学生义务”,也有主张国家立法仅需对学位授予质量进行“最低限度的控制”,这些反映了高校学位授予标准正当性逻辑的分歧。[2]学理上对此存在行政权说、自治权说与双重属性说,皆未能清晰地澄清法律授权与学术自治的关系。有鉴于此,本文试图以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争议为出发点,剖析现有法律授权逻辑的局限,进而澄清学术自治的内涵及其对约束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意义,最后提出如何完善对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监督。

   一、学位授予标准的法律授权逻辑及其体现

   (一)国家立法中的法律授权逻辑

   高校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最直接依据,来自《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25条“学位授予单位可根据本暂行实施办法,制定本单位授予学位的工作细则”的规定。《学位条例》第8条学位由“国务院授权高等学校授予”与《教育法》第23条“国家实行学位制度”的规定,也被解读为学位授予权源于“法律法规授权”。[3]而且,《行政诉讼法》第2条将行政诉讼的被告限定于行政机关和“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高校只有借助法律授权逻辑才能成为行政主体。

   的确,上述规范为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法律授权逻辑提供了规范依据。在学理上,“行政权说”“双重属性说”都坚持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授权逻辑。“行政权说”[4]主张学位授予权是法律赋予的一种行政权,学位授予标准应当依法裁量,这种观点已不为司法实践承认,在学理上亦遭摒弃。“双重属性说”较为普遍,主张学位授予权“兼具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利的双重属性”。[5]一则,通过国家许可获得学位授予资格;二则,基于法律授权行使权力,学位授予标准制定应当在法律保留的基础上通过学术自治予以细化。这种观点采行中庸之道,未清晰地澄清法律授权与学术自治的关系。

   即便承认高校办学自主权,法律授权逻辑主张高校学位授予标准仅是立法赋予的细化空间,且空间十分有限。“学位授予单位对发表论文的要求属于额外要求,不属于高校办学自主权范围内的权限,也不属于法律对学位授予的要求。”[6]基于学生学位获取权与平等权的保障,高校不得设定法律法规所没有明确的学位条件,甚至不得作出各具特色的差异化规定。有的学者虽然主张高校学位授予标准基于学术自由与大学自主管理,可以“千校千面”形式呈现,但要求遵循法律保留原则与比例原则,[7]这仍然没有跳出从国家行政权的约束机制来理解法律授权的逻辑。上述观点实质上都是从国家行政权的角度来理解法律授权,将高校办学自主权视为法律授权的结果。

   似乎可预期的是,即便未来《学位法》出台,法律授权仍是高校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的形式根据。《学位法草案(征求意见稿)》第18条延续了高校制定学位授予标准的法律授权。[8]而且,以法律授权为标准将高校等非政府组织作为行政主体,目前是实定法上的不二法门。在2014年《行政诉讼法》修改过程中,有学者主张把“社会组织的自治管理行为”作为法律授权之外的独立行政诉讼类型,但未得到立法机关采纳。[9]“自治权说”尝试突破法律授权的藩篱,主张“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设定权的法律属性实质是学术自由权”,并“以不抵触原则低强度地审查学术标准”,[10]忽视了在宽泛法律授权下如何进一步约束学术自治。特别是司法实践中发展出来的“法律授权+学术自治”的逻辑,产生了对高校学位授予标准司法审查的过度宽松化倾向,值得警惕。

   (二)司法实践中的法律授权逻辑

   长久以来,我国对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司法审查确立了以法律授权为核心的逻辑。较具代表性的观点指出:“作为国务院授权的高等学校,有权根据行政法规的授权规定制定本校的学位工作细则。”尽管承认学位授予标准的“细化”属于学术自治的范畴,但将学术自治视为法律授权赋予的空间。[11]将高校行政纠纷纳入行政救济,始于“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下简称“田永案”)的裁判,后者主张高校“代表国家行使对受教育者颁发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行政权力”。[12]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8号则进一步以“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化解高校成为行政诉讼被告的难题。由于国家立法对行政主体的界定限于行政机关与法律、法规、规章授权的组织,法院便“顺理成章”地将学位授予视为法律授权的体现。这种将高校纠纷纳入行政救济的便宜之计,相当程度上影响了学位授予标准的实体审查,之后的司法实践大都因循法律授权的思路。

   与在“田永案”中着眼于确定行政主体资格与救济路径不同,“授权逻辑”的适用拓展至学位授予标准的合法性审查,极具代表性的是“何小强诉华中科技大学履行法定职责纠纷案”(以下简称“何小强案”)的裁判。其指出“将英语四级考试成绩与学士学位挂钩,是在法律法规的授权范围之内,并没有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第四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学位条例暂行实施办法》第二十五条的原则性规定”。[13]由于法律、法规对学位授予标准的规定具有原则性与纲领性,几乎所有的高校学位授予标准均可涵摄于法定要件之下,不难理解在“授权逻辑”之下,高校学位授予标准几无可能产生违法性。根据学者对2015—2018年学位授予案件的研究,法院均认可了学位授予标准的合法性。[14]“何小强案”的裁判被确定为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39号(以下简称指导案例39号)后,“授权逻辑”在学位授予标准的实体审查中得到普遍遵循。

   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因循授权逻辑,指导案例39号还主张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属于“学术自治的范畴”,只是对于何为学术自治,学术自治与法律授权的关系等问题,法院并未进一步论证。后续的裁判大多采取模糊处理的方式,将法律授权与学术自治并列为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根据。较为典型的观点是,高校制定学位授予标准是法律、法规赋予“在依法行使教学自主权和自治范围内对授予学士学位的标准进行细化”的权力,将学术自治置于法律授权之下。[15]或许因为平均学分绩点、补考门数限制、纪律处分、受到治安处罚、论文送审评阅程序等实体与程序事项是否被法定要件涵盖尚存争议,[16]个别裁判也会淡化授权逻辑,强调学位授予标准的制定属于学术自治范畴,进而回避对其进行实体审查。

   我国立法对学位授予标准的宽泛授权,加上学术自治逻辑的引入,导致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合法性很少受到真正的拷问。“柴丽杰诉被告上海大学要求履行法定职责一案”(以下简称“柴丽杰案”)除了将高校与国家的关系首次延伸至高校与院系之间,还引发了院系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与合法性争议。该案的一审裁判恪守学位授予标准的法律授权逻辑,一方面主张高校学位授予标准“来源于上位法的授权,并未违反《学位条例》和《暂行办法》的规定”,另一方面以“上海大学并未将经济学院应用经济学学科纳入另行制定科研成果量化指标的学科范围”为由,否定院系学位标准的合法性。因此,授权逻辑得以强化,“国家—高校—院系”之间的授权传导成为院系学位授予标准的正当性来源。与高校基于“学术自治”制定不违反上位法的学位授予细则不同,院系并不享有学术自治,而仅享有“制定具有本学科特点科研标准的自主性”。[17]

   二、将法律授权作为学位授予标准基础的检讨

   将法律授权作为高校学位授予标准的合法性基础,忽视了法律授权的内在界限,产生学术自治的工具主义,导致司法审查的约束松绑。

   (一)忽视法律授权的内在界限

   将高校学位授予标准建立在法律授权之上,包含着以下逻辑矛盾:其一,对法律授权分别从形式与实质上进行阐释,一方面以立法对高校制定学位授予细则的授权作为效力来源,另一方面又诉诸办学自主权或教学自主权,两者蕴含着潜在的冲突。“学位授予单位授予学位,既是行使国家法律规范授权的行政权力的行为,也是学术自由的一种体现”[18]的观点将法律授权与学术自由糅杂在一起,即是这种境况的现实注脚。其二,法律授权的概念一开始运用于高校行政领域,旨在解决高校的行政主体资格问题,从程序层面移植到实体层面的结果是,高校学位授予标准被视为国家行政权的具体化。依此理解,由于高校对学位授予标准的设定会对学生的受教育权、就业权产生重大影响,国家立法应当符合法律保留原则与法律明确性原则,而非授予高校广阔的细化空间。相反,现行法律并未严格遵循这一原则,这从《学位条例》第2—6条基本条件的规定便可见一斑。即便是《学位法草案》,除了明确增加品行要件外,并未改变框架性立法的模式,立法仍然保持着一定节制。其三,指导案例39号强调司法审查“不能干涉和影响高等学校的学术自治原则”,但对国家权力能否,及如何介入高校学术自治等问题却缺乏说明。

   法律授权固然意味着高校的自主空间,却未能回答自身是否存在界限。在我国,办学自主权尚未转化为防范国家干预的请求权,属于国家“自上而下”放权的结果,体现为“基于授权的学术自治”。然而,既然承认高校“根据各自的办学理念、教学实际情况和对学术水平的理想追求自行决定”学位标准,[19]就蕴含着国家干预与学术自治的划分。基于反向推理,属于学术自治范畴的活动,国家权力虽可进行合法性监督,但不得恣意干预,否则构成对学术自治的侵害。一方面,国家干预要符合特定层级的法律保留,指导案例39号将此明确为“法律法规”,意图表明国家立法在学位授予上的位阶要求;另一方面,国家权力也要为学术自治留出一定空间,倘若不是规定“学术水平”“成绩优良”等较为原则的条件,而是代替校规,统一要求学位授予须通过国家英语四级考试或公开发表论文,即可能面临侵犯学术自治原则的质疑。[20]

而且,法律授权并不意味着没有边界的放权,仍在国家立法层面上保留了监督,防止高校借助“学术自治”之名恣意设定学位标准。这是“宪法基本权利体系的内在制约使然”与“国家对学术水准和教育质量的内在要求”。[21]对高校学位标准的监督不只来自学位授予规范,还包括相关的法律制度与原则,诸如《高等教育法》第4条“德、智、体、美等方面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54条的“教育与惩戒相结合”原则,及《学位条例》中蕴含的合议原则与平等原则。(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477.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