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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勇:乡村振兴为何以强县工程为抓手?

更新时间:2022-07-20 17:23:37
作者: 徐勇(华中师大) (进入专栏)  

  

   最近,湖北省第十二次党代会报告引起热议。其中,以强县工程为抓手推进乡村振兴引起关注。有基层干部问:乡村振兴是乡村的事,为何要以强县工程为抓手?我也在学习党代会的精神,还有一个学深悟透的过程。通过学习体悟,我认为强县工程确有深意,可以说是破解三农问题的重要切口,是乡村振兴作为国家工程的“施工图”。

   以下从强县工程的几个关键词入手谈点自己的粗浅认识。

   时代。人们的决策首先要认识到所处的历史方位。只有深刻认识时代走向、解决时代性问题,才有深谋远虑之策。当今中国正处于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进程中,理想状态是“四化同步”,现实状态是“四化不同步”。信息化一骑绝尘,工业化大步向前,城镇化紧随其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落后。为此,才有了乡村振兴这一国家战略。1958年提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在于当时正处于工业化初期。如今将乡村振兴作为国家战略,在于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落后。更重要的是,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已走上“无须扬鞭自奋蹄”的轨道。“人往高处走,钱往城中流”已是常态。追求GDP已成为地方政府的自觉行为。农业农村现代化仅仅依靠农村的自我力量不仅难以实现,而且会在现代化进程中逐渐边缘化。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2022年第4期发表重要文章《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乡村振兴成为举全国之力的国家工程。强县工程便是这一国家工程的具体实施。中国式治理的重要特点,一是政策治国,二是工程治国。没有工程,再好的顶层设计也难以落地。

   统筹。统筹是系统的思维,各个部分是一个整体,不可或缺,最重要的是补短板。所谓的“木桶原理”即是此意。农业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农业农村现代化相对落后,是“四化”的短板。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效益和收入成为支配人们活动的依据。农业本身是传统社会的产物,受自然条件限制,农民收入增长较慢。“种田不赚钱”,“非农化、非粮化”自然发生。这是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谁愿意做出力不赚钱的事呢?毕竟“种田“不是公益。地方政府受GDP驱动,难免将农业农村置于边缘地位。毕竟每年的GDP排位都无时无刻提醒着地方主政者。在GDP指挥棒下谁愿意排在其后呢?珠三角、长三角这些传统的“粮仓”如今都因为发展工业成了“钱柜”。只是,“世界工场”需要以“世界农场”作为支撑。人再有钱都得吃饭。农产品如今已成为具有国家安全属性的公共物品。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差距,理应成为国家责任。而只有通过国家的力量才能统筹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其他任何力量都难以承担此重任。统筹便是将各种分散的力量整合为一体,实现协调发展。强县工程充分体现了统筹的理念。没有统筹,就没有整体,就没有重点,就无法将农业农村发展置于优先地位。

   抓手。通常人们称成功的某个关键环节为抓手,或称突破口、切入点。比如人们要达到一定的高度,需要抓住某个得力的物件,借势而为。近些年,中央对三农工作不可谓不重视,出台的政策不可谓不多,力度不可谓不大。中国是一个政策治国的国家。连续多年的一号文件都是涉农的,足见中央对三农工作的重视。只是农业农村工作处于复杂的社会变局之中。如何让中央的大政方针落地,转换为实实在在的行动和成效,还有待探索。如果没有系统而具体的措施,再好的文件也难免陷入“空转”。在实际生活中经常见到,三农工作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说起来头头是道,做起来无从下手。毕竟引项目、盖高楼、建广场更容易出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我们这些学者们发发议论还可以,但要实操起来也不在行,或者成效甚微。梁漱溟老先生当年的乡村建设运动,结果是“乡村不动”。总书记提出举全党全社会之力推动乡村振兴,需要找到着力点,将力量用到真正出成效的地方。强县工程就是重要抓手。这一工程实际上是将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这一蓝图转换为实际行动的施工图。工程是指以设想的目标为依据,应用合适手段,通过有组织的一群人将现有实体转化为具有预期使用价值的人造产品的过程。这一过程由多个环节和要素所构成。

   强县工程包括以下关键性要素。

   县域。县域是以县城为龙头,以农业农村为基础,各种要素齐全的地域单元。中国的县自产生以来便是以农业为基础的。随着工业和城市发展,实行县市分开,功能和重点有所不同。由于前些年的城市中心主义导向,许多地方改县为市,农业农村功能有所弱化。但即使已改为市区的地方,农业农村仍然占有相当比重。属于戴着“市”帽,体为“农”身的市区。总体上看,我国城乡发展不平衡具体体现在县与市之间,是以工立市与以农立县之间的强弱差距。县域成为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主阵地。强县是指县域强,实质是让农业强、农民富、农村美。

   县城。县城是县域的龙头,也是城乡接合部。我国的农业农村现代化是在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进程中发展的。我国的城镇化呈现出结构不合理的状态,即大城市太大,小城市太小。如湖北省的武汉市一家独大,成为超级城市。与此相应的是数十个小县城。特大城市已严重超载、过载,不堪重负。作为县城的小城市则体量过小。大城市与小县城之间的资源分布严重不均衡,进一步造成人口向大城市集中。亚洲的城市过大现象的弊端日益突出,许多国家开始注重发展中小城市。特别是特大城市很难带动更大地域范围的乡村发展。毕竟特大城市的“一家独大”依靠的是二、三产业。中国的地域范围大,农业农村的特点是分散性。县城不仅是就地城镇化的重要载体,更重要的作用是便于带动乡村振兴。以城带乡主要依靠县城。只有通过星罗棋布的县城,才能带动广阔地域上的乡村发展。强县工程将县城作为以城带乡的点,犹如下棋一样,找到独一无二的关键环节,便有了带动乡村发展的合理布局。

   县城建设。县城是县域的龙头,强县要强县城,强县城最重要的是增强吸引力。中国人口流动不是“盲流”。人们背井离乡,远离家乡父老,重要原因是大城市收入高,医疗、教科文卫资源丰富。强县城要产业强,提高教育、医疗、文化等公共服务能力和水平。如果县城的收入和公共服务水平与大城市差距不大,人们何以舍近求远?县城是农村的头。强县城不是像大城市那样就城建城,更重要的是增强对农村的服务能力,这是县城独有的功能。强县工程不是简单的强县城,而是要通过强县城,转移农村劳动力,增加县域吸引力。

   发展体系。现代化是由单一的产业向多种产业发展的过程。农民要增收,农业要发展,仅仅依靠原有的单一发展方式已不可能。发展体系是多种产业、多种主体构成的发展系统。人们从这一系统的运行中获得更快发展。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是农业农村发展的必由之路。这种融合体现为多个层次。中国的家庭规模不大,这是比较劣势的条件,但是中国的家庭生产有“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悠久传统。从农民收入看,这又是比较优势。当下的小农户之所以还有生命力,重要原因便是家庭收入的多元化,工农互补。三产融合的主要载体是县域。市域的主要功能是二、三产业,能够带动的第一产业十分有限。乡域和村域空间的资源有限。过往发展乡镇工业时的“村村点火,乡乡冒烟”已不可行。县域能够集聚各种资源,特别是第一产业。以县域为单位,因地制宜,统筹规划,有助于一、二、三产业协调发展,良性互动。强县工程要强县城,便于农民以家庭为单位实现工农互补。

   服务体系。中国农业的组织基础是小规模的家庭农业,但在现代化进程中,传统自给自足的家庭小农正在变为社会化的小农。早在2006年我便提出了“社会化小农”的概念,社会化一方面给农村注入了活力,另一方面也带来了风险。激发活力和规避风险的重要保障便是构建服务体系,即“小农民、大服务”。所谓“大服务”不仅是生产服务,还包括生活等各个方面的服务,以缩小城乡差距。这种大服务仅仅依靠过往的农村自我服务难以实现。它需要将政府公共服务、社会服务和农民自我服务合为一体,建构统筹县城、乡镇、村庄的三级服务体系。服务体系是包含多个主体和多种内容的服务系统,通过这一系统最大限度满足农村和农民的需要。近些年,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增多了,农民与政府打交道增多了,农民办事难成为新的农民负担。如何让农民近距离获得优质服务是强县工程的真谛之一,也是服务体系的要旨所在。

   治理体系。治理体系是由多个主体构成并相互衔接的治理系统。历史上的农村治理主体较单一。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治理主体呈多样化趋势。政府作为价值和资源的权威分配者,理所当然成为农村治理的主导力量。大量的社会力量进入乡村,成为乡村最有活力的治理主体。但无论是“上面”来的,还是“外面”来的,都代替不了“下面”和“里面”的农民。近些年,大量“上面”和“外面”的项目落地进村,但乡村建设的成效有限,许多项目自我循环,“干部干,农民看”。其重要原因是“下面”和“里面”的农民处于被动地位。强县工程要强农民,不仅是经济强,而且要心理强,让农民在参与乡村建设的过程中成为积极主动的主体而不是消极被动的客体。这是乡村振兴最深厚的力量。

   强县工程是乡村振兴国家战略的一个系统的施工方案。从党代会文件看,强县工程着墨不多,但背后有深邃和精致的思考。只是这一思考有待人们去体悟。我也只是凭借着有限知识,谈点自己的感悟和体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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