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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军 孙玉寻:算法权力及其国家能力形塑的主体透视

更新时间:2022-07-20 08:56:55
作者: 张爱军   孙玉寻  
资本寡头与技术精英的意识合谋是维护资本权力的认知控制方式。资本寡头与技术精英合作将资本意识形态植入算法规则中,引导公众的生活理念与生活方式,形成有利于资本增值的资本秩序。因而,公众对算法合理性的认可也就成为支撑资本寡头攫取利益的社会基础。公众的主动合谋为资本算法权力的增值逻辑赋予了理论合理性与实践合法性,致使在经济权利与社会权利受到侵害时,公众处于不自知状态。

  

   第二,资本的算法权力助推权力融合。权力融合是资本利益合谋导致的必然趋势,表现为资本算法权力强化了资本私权力,并逐步将公权力私人化或集团化。资本算法权力的融合基于算法工具理性的社会型构。资本算法对海量数据的占有和运作使其成为网络社会的信息基础设施,在经济、社会与生活等层面得到普遍应用,主导了人们的生活、工作、娱乐和商业,形成了算法权力和基于算法权力的社会型构。资本寡头垄断算法赚取利润,同时拥有了制定行为规则的权力,代理了由国家来承担的社会公共服务和公共政策职能,“掌握算法的个人或企业可以利用自身的技术优势和数据资源,影响、引导甚至左右政府的决策,从而形成一种不同于以往的新型‘准公权力’”(17),成为集私权力和公权力为一体的“超级权力”集团,“融日常网络监管、内容审查、违法信息阻止、用户信息保护以及各种服务于一身,制定并实施了迄今大多数的网络治理规则,成为人类网络空间事实上的‘二政府’,强大到难以撼动”。(18)

  

   第三,资本的算法权力催发政治谋划。政治谋划是资本权力融合的进一步演化趋势,资本权力的政治谋划是以获取政治利益与政治权力的方式来反哺和巩固其经济利益与经济权力的行为。汉娜·阿伦特认为,“资本的无限积累必须建立在权力的无限积累之上……资本的无限积累进程需要政治结构拥有‘权力的无限积累进程’,以通过持续增长的权力来保护持续增长的财产”。(19)掌握算法的资本寡头与科技平台将权力渗入公共领域,参与社会公共资源的配置,“还会寻求与公共权力的合作与共享,以提供技术支撑、公共服务和公益产品等形式慢慢渗入政府体制,进而影响公共权力的运行与效果”(20),形成由资本掌控的算法政治样态。算法政治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中表现显著,其对政党与民众的政治沟通与决策机制产生直接影响,加剧了不同政党的相互斗争及政治力量的此消彼长。算法政治是资本寡头对政治利益的追逐,算法权力是资本进行攫取政治权力的“代理人”。

  

   (三)双重算法权力裹挟的公众

  

   在算法权力的主体分析中,公众主体具有特殊性,他们既是算法权力来源的数据生产基础,又是国家和资本的算法权力作用和争夺的客体,受到算法权力的双重裹挟。算法权力主体对公众的算法争夺表象是为公众提供行为选择,目的是对社会认知的塑造,实则是公众的自主性消解,导致公众的权利意义出现扭曲。

  

   第一,算法权力对公众的认知性裹挟。认知性裹挟是指公众对自身、他人及社会的认知很大程度上受到算法权力主体的意识塑造。国家算法权力对公众认知的塑造着眼于国家主流意志形态的价值培养,目的是构建国家认同。资本算法权力基于资本逐利的不同维度对公众认知进行娱乐、消费、工作、生活、社交等多元化的社会意识塑造,其目的是获取经济利益。算法权力主体对公众认知塑造的深意是对算法时代的社会关系的塑造,因为“算法的中介作用,既表现为认知的建构,也表现为关系的建构”。(21)算法技术对社会关系的建构是社会关系的重置,这种关系的重置可能表现为对原有社会关系的强化、消解甚至是颠覆。国家算法权力对公众认知及社会关系的塑造沿着有助于国家建构和政治有效的方向进行。而资本算法权力对公众认知及社会关系的塑造则在于使之沿着经济利益与政治利益获取的方向发展,与国家算法权力对社会关系的建构存在显著的目的差异。

  

   第二,算法权力对公众的自主性消解。自主性消解是指在独立自主选择的维度上,算法权力主体对公众的“微控制”消解了公众的自主意识。算法权力的“微控制”指算法权力主体能够将任意的决定施加他人,这些决定对个人而言微乎其微,且无法诉诸法院,但日积月累对他们的生活便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意味着我们将会成为许多算法大师的‘被支配者’,他们会监视我们的生活,创造一个允许或可接受的空间。如果我们循规蹈矩,待在这个空间里面,则其乐融融,可以过上幸福美满、富有成效的生活。但是如果我们越界脱节,很快就会意识到算法大师的存在。”(22)从这个意义上看,算法权力对公众的独立自主性所产生的影响在于它将公众驯化为服从算法规则的客体,具有潜在的专断性权力意义,即“通过改变可以获得的选择范围,改变分配给这些选择的预期收益以及控制选择的结果或实际收益来恶化行动者的选择状况”(23),公众的自主选择范围受到算法权力的干预和操纵,公众异化为算法权力及其规则的奴仆。

  

   第三,公众权利对算法权力产生依附。公众权利对算法权力的依附是指在算法权力构建的生存环境中权利意义出现扭曲,亦即公众为获得进入算法生存世界的资格而接受和依附于算法权力的支配和行使。这与卢梭的“天赋人权”存在意义偏差。卢梭在论述原始社会时认为,“人的天性的首要法则是保护他自己的生存”(24),因而会对为他提供有利生存条件的人(家长)产生服从,这是人们的自愿服从,生活在家长庇护下的人自由平等,履行义务不具有强制性。而在国家中,“首领所关心的是如何统治人民,他以统治人民为乐”(25),对权力的强制惩罚产生服从,而“强力不构成权利”。(26)算法权力的社会影响虽然以非强制性显现,但却是以强制力为保障的。国家算法权力以国家制度的强制性为保障,国家算法数据系统背后的逻辑是将“治安”转变为数据输入和算法输出,违背算法秩序就是扰乱治安。资本算法权力以服务的“同意”和“允许”为公众提供服务,变相迫使想要获得服务的公众让渡权利。

  

   二、算法权力下国家能力形塑的主体博弈风险

  

   国家能力是国家作为一个能动行为体实现其目标的能力。影响国家能力因素有两个方面:一是国家能力的主体性来源,强调国家自身所具有的某些特征为国家能力提供的有力支持。(27)二是国家能力的主体间性来源,指的是国家在制定和实施目标时从社会中获得的各种社会资源与支持,强调在国家与社会互动的过程中国家能力的动态变化。作为一种关系中介,算法权力将国家、资本和公众的关系紧密嵌合。国家与资本和公众之间的算法关系成为国家能力形塑的主体间性维度。国家与资本,公众的博弈在权力运作范围的差异下呈现出国家与资本对算法社会控制能力的博弈、国家与公众对算法的意识形态能力的博弈两种风险样态。

  

   (一)国家与资本对算法社会控制能力的博弈风险

  

   算法的社会控制能力是算法作为技术权力和数据权力而具有的内核特征。国家与资本的主体博弈主要是对算法所具有的社会控制能力的掌控和争夺,博弈的逻辑是权力主体对算法运用的目的指向差异。权力目的指向差异引致国家权力的算法控制与资本权力的算法控制在施展面向与路径方面存在差异。国家算法权力所具有的基础性、秩序性特征使国家的算法控制必须关照社会秩序构建的基本面,需要兼顾政治生活、文化生活、经济生活等各领域的治理,因而国家权力的算法控制具有全面性、宏观性、整体性和统筹性。国家算法权力的扩张性特性强化了国家权力的社会渗透,但同时也为社会力量渗入国家治理提供了技术途径。资本算法权力所具有的利益共谋、权力融合与政治谋划等特征都是在资本对经济领域的过度干预过程中逐渐与其他社会领域产生的权力媾和与联动控制。故而,资本权力的算法控制具有资本权力运行的封建性、权力控制的始基性与权力意识的偏见性等现实性特征,这在一定程度上将给国家权力的算法控制能力带来风险。

  

   第一,资本算法控制权力的封建性运行弱化国家的数据汲取能力。国家的数据汲取能力是国家资源汲取能力在信息时代的新形式。进入智能时代,数据作为一种信息资源已经构成权力来源的重要基础。从国家主体来看,国家的基础建设、政治互动、社会治理与公共政策制定无不以数据信息为基础。其中,公共决策是一切政治活动开展的基础,数据信息对政府决策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因为“政府进行公共决策需要以信息为‘食粮’,离开了信息,公共决策将成为‘无米之炊’”。(28)从资本主体来看,资本的利益获取,权力融合与政治谋划也都建基于数据信息之上。数据资源的重要性需要国家提高对数据的汲取能力以促进国家建设,但是资本算法控制权力运行具有封建性,阻碍了国家数据汲取能力的提升。

  

   资本算法控制权力运行的封建性是指资本寡头对算法技术的垄断致使算法权力行使囿于资本寡头的势力范围,以此为封闭边界运行的特征。赫拉利曾指出:“随着智能算法取代生物算法,不仅会将人类挤出就业市场,亦会使财富和权力为那些拥有强大算法的公司所垄断。”(29)垄断算法的资本寡头开始在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领域拥有更加自主且不受监控的地位,资本权力的算法控制隐藏在算法营造的自由市场幻想之下,实质却是算法成为资本寡头追求利益,控制经济、政治乃至社会生活的专断独白,成为“公司统治”的帮凶。戴维·C.科顿指出:“当市场变得更加自由,更加全球化的时候,治理的权力就日益从国家政府手中转移到跨国公司手中。”(30)资本算法控制的权力封建性弱化国家数据汲取能力的实质性机制是,资本寡头以科技优势和资本优势构筑了以资本集团为核心的数据壁垒,使得国家无法完全掌握社会中的数据资源,资本寡头的算法封建性使社会形成一个多元主体、多重权威、渐趋自治的社会状态。

  

   第二,资本算法控制权力的始基性面向侵蚀国家的政治自主能力。政治自主能力是指政治权力及其主体不受非政治主体的干涉,自主做出政治安排和决策的能力。资本算法权力对政治自主能力的影响是,资本寡头通过算法经济进行市场垄断对国家政治权力和政治生活的渗透和干预。这种渗透和干预具有经济始基性,是指资本权力的算法控制以资本的经济控制为基础,以人们的经济生活为基本面向,逐渐在资本积累和权力扩展的基础上影响国家权力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的运行。在国家权力结构中,经济权力是经济领域内的力量制约关系,经济权力是基础中的基础,决定了政治权力、意识形态权力甚至军事权力的存在状态。经验地看,国家对经济权力的控制并不总是集中的,社会集团也拥有一定的经济力量。资本寡头通过算法权力操控经济,制约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把控。加之资本算法权力的利益合谋容易形成利益集团,不同的利益集团具有不同的政治诉求。国家作为拥有自身利益追求并兼顾社会利益的机构必定会对利益集团的权力诉求进行政治考量与政治平衡。资本寡头的算法利益合谋带来的权力影响具有经济纵深性,这通常会引起国家权力机制和政策制定的变化,导致国家政治自主性降低。

  

第三,资本算法控制权力的偏见性意识危及国家的体制吸纳能力。国家的体制吸纳能力指向政治体制的社会效度,一种能够将社会力量和社会精英有效地纳入体制,使其认同并效力这种体制,那么这种体制就是强大的,拥有顽强的生命力。国家体制吸纳能力的提升与体制的有效性有赖于社会公平正义的落实。罗尔斯认为,评价一种制度是否有生命力“要看它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有效地保障所有人平等地追求其目标所必需的条件,(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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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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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学术月刊》2021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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