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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明怀:历史上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

更新时间:2022-07-19 17:10:14
作者: 车明怀  

  

   【内容摘要】生活在长江流域的各民族是中华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藏族是其中重要一员。自远古开始,藏族就与生活在长江流域的汉、羌、彝、蒙、回、苗、纳西等多个民族有着密切的交往交流,藏族先民广泛地融合了长江上游多民族的文明,与其他民族一道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高原文明。考古已经证实,同黄河上游流域一样,长江上游流域的远古人群是青藏高原上藏族的重要来源之一,他们借助长江上游水网,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寻找有利于生存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形成了各民族相互交流的历史发展态势。

   【关键词】藏族;长江流域;民族关系;交往交流交融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日日思君不见君,共饮长江水”。这首流传千年不衰的名句,尽管本意以爱情为切入点,但如果将其意拓展为藏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密切联系,情同手足,依托长江之水交融共生也很形象生动。长江源头高山耸立,长江从雪山走来,奔腾东流,流域内各个民族文明汇聚,最终融合汇入中华文明的海洋。长江上游的青藏高原部分,是藏民族形成与发展的地方,也是各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而藏族与长江流域的其他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则为长江文明带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藏族先民与长江上游其他民族先民的历史渊源

   长江发源于青海省与西藏自治区交界的唐古拉山脉,以其支流楚玛尔河、沱沱河、当曲三条支流汇聚了格拉丹东大雪山及其周围多个山峰的融水,蜿蜒曲折一路东流,汇入波涛汹涌的通天河。通天河一路向东,将附近的各条大小支流收入主流,注入奔腾不息的金沙江。借助于横断山脉下切的峡谷奇观,金沙江沿青、藏、川、滇交界地奔腾向前,与雅砻江、岷江、白龙江、青衣江、大渡河等大江大河携手向东,穿谷越岭,共同造就了长江水阔浪急的气势,赋予了长江通江达海、载舟浮舸、文明交汇的力量。

   长江从汩汩细流的高山融水到汇聚成水阔浪急的滔滔江流,不仅体现出百川归一的自然景观,同时也将沿途各民族的人文内涵汇入中华文明的主流。而在长江日夜奔腾滚滚东流的漫长历史中,生活在青藏高原的藏族则获得了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相互交往交流交融的水利之便。

   长江上游流域分布着汉、藏、彝、羌、蒙、回、土家、苗、侗、纳西等十数个民族,特别是汉、藏、羌、彝、纳西等民族,在历史文明的发展中活动于长江源及其上游流域,其中汉族的先民多活动于巴蜀一带,藏、羌、彝、纳西等民族的先民多活动于青藏高原及其东部地区,这些民族在长江上游相互联系与交融,彼此打破地域界限,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多民族共同体,创造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历史文明,构成了长江文明带的重要组成部分。

   考古证实,长江发源地及其上游流域,分布着许多远古人类文明的足迹。在长江源头的唐古拉山南北麓以及通天河、金沙江流域,已发现了许多旧石器和新石器时期人类活动遗址,如西藏自治区的申扎、双湖、班戈、安多、聂荣[1,3];青海的可可西里、曲麻莱、治多、杂多、玉树和川西、滇西北的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流域的多个地方,已经发现了大量的考古遗迹,这些古代人类应是居住于这一带汉、藏、羌、彝、纳西等民族先民的来源之一,是当下生活在这里的各民族的共同祖先。他们借助长江上游水网,顺流而下或溯江而上,寻找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进而发展为经济的、社会的、人文的相互交流,长江水网便成为生活在这一带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自然媒介。

   大约在旧石器时期,青藏高原的长江源和通天河、金沙江流域就有人类活动的痕迹。彼时的先民使用比较粗糙的打制石器,过着采集和渔猎生活。这些旧石器遗址的发现,以及对活动于长江源各民族的历史研究,表明藏族先民是由多个远古的部族或民族,如羌、氐、鲜卑、苏毗、多弥、女国、雅砻、象雄、大羊同、小羊同等融合形成的,他们在渊源上有着难以分割的关联。追溯历史,藏族先民雅砻部落崛起于青藏高原的中部,羌、氐、苏毗、多弥、女国则崛起于青藏高原的北部和东部,这些部族在相互交融中向北部和东部发展,一部分在黄河上游与当时的羌、鲜卑、吐谷浑、回纥、蒙、回、汉等民族交流交融,一部分则沿长江上游水系与周围其他部族交汇往来。科学研究表明,藏族先民与滇西高原、四川盆地西部、横断山脉各民族存在着一种非常密切的联系,诸如四川盆地的汉、川西的羌和云南的白蛮、乌蛮(中国古代对西南地区相关民族的统称)等民族。在与这些民族的交往中,彼此相互吸收了多元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这样,藏族不仅吸收了长江上游流域农耕民族的文化,还融入了这一带许多民族的血统。

   以藏族与氐羌部落的历史渊源为例。氐羌部落集团最早分布于青藏高原北部与黄土高原西部一带,是以游牧为主的部落集团,秦汉典籍统称为“西戎”。他们与中原汉族早在远古时期就有相互交流交融的历史,后来,氐羌部落集团向西深入到青藏高原腹地,向南则到达金沙江、雅砻江、岷江流域。西向的氐羌部落集团与当地的雅砻、苏毗、多弥、女国、象雄、大羊同、小羊同等族群融合为今天的藏族主体部分;南向的氐羌部落集团则与当地族群相互融合,形成今天的汉、藏、羌、彝、纳西等民族。据任乃强、马长寿、邓辉等学者根据先秦典籍得出结论,氐羌部落集团属于生活在青、藏、川、滇一带的各游牧民族的总称。在众多的部落集团中,许多部落追随远古人类的脚步,活动于长江源及上游流域及甘、青一带。从战国至汉初,已在长江上游地区活动的羌人部落就有“牦牛羌”“青衣羌”“白马羌”“党项羌”“参狼羌”“发羌”和“唐牦羌”等。后来有些部落与当地族群融合,形成了带有地方特点的部落名称,如“蜀山”“蚕丛”“邛都”“笮都”“白玛”“冉”“雋人”“牦牛夷”“摩沙夷”“昆明”“乌蛮”“麽些”等,这些部落名称往往带有地域特点,经过千百年的相互融合,逐渐发展为今日的汉、藏、羌、彝、纳西等民族[4,6]。由此可见,藏族与其他民族在长江上游有共同的历史渊源,其形成与发展具有相同源流和文明交汇的性质,正是得益于密如蛛网的长江上游水系,藏族才得以在与上述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

   二、藏族与长江流域其他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

   早在远古时期,长江流域各民族就有经济上的往来。藏族先民居住于青藏高原,自然条件较之低海拔地区要差一些,物产自然比不上四川盆地和中下游流域。然而,长江流域的水利之便促使藏族先民顺江而下找寻更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而处在下游的其他民族也会溯江而上,探寻不同气候下的物产,在找寻利于自身生存的资源时各个不同的部落或民族必然相遇,陌生的族群贸然的相遇也可能发生误会或冲突,一旦彼此熟悉或了解后,则更多的是彼此交往交流,首先是经济上的密切联系与交流。

   古代青藏高原和川滇等地民族之间的交往是以“以物易物”的形式进行经济联系,而藏族先民与东部长江流域的各民族经济交往自然也是采用以物易物的形式。考古发现进一步证实,在通天河、金沙江及其岷江、白龙江流域的诸多考古遗址中,已经发现许多同质类或相近的物品,如同类石器、箭簇、瓷器、茶叶、大米、丝绸、布帛等。这种发现可证实古代各族群的经济交往和实物的置换是频繁的,是基于彼此的需要而进行的,而藏族先民与长江流域他民族的经济交往也是如此。秦汉时期,内地已经进入到封建社会,而生活在青藏高原上的藏族先民正处于原始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时期,此时人们对经济领域中的各类物品的需求大量增加,与其他民族的物产交换也相应地增加。关于早期藏族先民的经济活动及其长江上游各民族的经济交往,藏汉史籍中均有所记载。如藏文史籍《智者喜宴》记述了传说中的雅砻悉补野部落“烧木为碳,炼矿石而成金银铜铁,钻木为孔做成犁及牛轭,开掘土地,引溪水灌溉……这时始有升斗,造量具以秤粮油,贸易双方商议互相同意的价格。”[7]又如《史记》《汉书》记载了巴蜀与西南部各民族经济交往的情况,“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笮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8,9]《后汉书》则记述藏族先民居住地的气候、物产及人们的社会生活情况,“土气多寒,在盛夏冰犹不释,故夷人冬则避寒,入蜀为佣,夏则违暑,反其(聚)邑,皆依山居之,累石为室,高者至十余丈,为邛笼。又土地刚卤,不生谷粟麻菽,唯以麦为资,而以畜牧。有牦牛,无角,一名童牛,肉重千金,毛可为毦(毡)。”[10]再如《华阳国志》也说汶山郡(今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土地刚卤,不宜五毂,惟种麦。而多冰寒,盛夏凝冻不释。故夷入冬则避寒入蜀,庸赁自食,夏则避暑反落,岁以为常”[11]上述“造量具以秤粮油”“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夷人“入蜀为佣”“庸赁自食”显然为经济活动的一部分。进入唐朝时期,吐蕃奴隶制政权建立,凭借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对内地旺盛的物品需求,唐蕃之间的经济交往进入第一波高潮,进而带动了吐蕃各族与长江流域各民族的经济交往交流。

   唐朝时期,吐蕃与内地各民族的商业贸易往来达到了新的水平。这种情况的出现,既是吐蕃社会进程发展到一定水平的客观需要,同时也得益于文成公主进藏对唐朝先进生产力的推行。据新、旧唐书《吐蕃传》记载,文成公主进藏后利用赞蒙的尊贵身份,大力推广唐朝先进的科学技术,如推行汉族的先进耕作方法,使粮食产量不断提高;令汉族工匠在落水处为当地民众安置水磨,节省了大量劳动力。随着文成公主的入藏,中原的芜菁种子与其他谷物种子、冶铁技术、烹饪、宫廷绘画、礼仪、宫内规制等也一起带到西藏。藏文史籍也记载,文成公主带到西藏“诸种府库财帛,金镶书橱,诸种金玉器具,诸种造食器皿、食谱、玉辔与金鞍,诸种花缎、锦、绫、罗与诸色衣料两万匹”。这些产于内地的稀缺产品带进吐蕃,提升了吐蕃各阶层消费水平,进而增加了官民百姓、商贾肆客东向发展贸易的欲望。

   据史料记载,唐朝在甘、瓜、沙、陇等地加设各族贸易市场的同时,也在长江上游流域的雅州、碉门、黎州、维州、雋州乃至成都等地设立贸易市场,以利于吐蕃各族与川滇黔各民族的经济往来。吐蕃使者携商贾往来于长安、成都等地,从内地采购大量物品带回吐蕃交易。这样,位于长江上游的一些地方便成为贸易繁忙之地,如金沙江、岷江、白龙江、大渡河沿岸的一些地方,形成了许多个商贸交易市场。据《莲花生传》载,吐蕃与川西北各民族贸易往来频繁,在汉、羌、藏等民族杂居的地区,经济较为发达,吐蕃经常派众多结伴商人往来于吐蕃与嘉绒地区販运货物,嘉绒商人也来往于吐蕃与嘉绒之间[12]。唐朝时期,茶叶、丝绸、瓷器最为吐蕃喜爱。茶和丝绸产品多以长江流域的川、滇、黔、湘西、江、浙等地为主,雅州的茶叶,成都的蜀锦输入吐蕃者为多。宋朝时期,四川的碉门、雅州等地仍维持着茶马互市的贸易,由于此时吐蕃已经分裂为互不统属的割据政权,深入长江流域的贸易多体现为割据政权自行其是,民间的经济交往最为繁盛,这在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徐松的《宋会要辑稿》及《宋史》中都有所记载。

   元朝统一了分散的原吐蕃各部,西藏正式纳入中央政府的有效管辖,同时,元朝在其他涉藏地区也设立了行政管理机构,藏族与内地的经济往来一部分纳入元朝的规制之中。史料记载,“忽必烈在乌斯藏和其他藏族地区调查户口,确定贡赋,建立驿站,推行乌拉制度,……以及赈济贫户,实施蒙古刑律等,这一系列的措施,是忽必烈的统一全国总政策在藏族地区的实施。”[13]元朝为了巩固对边疆地区的管理,沿长江水路设立许多驿站,金沙江、岷江、通天河流域藏族聚居区域也有多个驿站布点,这些驿站成为藏族与沿途其他民族经济交往的中继站。在驿站的支撑下,长江上游形成了茶马贸易、丝绸、布帛、粮食、瓷器的贩运、销售的大小市场,如雅安、康定、邓柯、玉树、江达、芒康、察雅等,成为各民族经济交往交流的场点。

明代时期,乌斯藏与内地的经济交往达到又一波高潮。此时,藏族和内地各民族的经济往来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广泛和密切程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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