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刘欢萍:“买卖破铜烂铁人”

更新时间:2022-07-19 13:05:35
作者: 刘欢萍  

   杭世骏(1696—1772),字大宗,号堇浦,别号智光居士、秦亭老民、春水老人,室名道古堂,浙江仁和人。雍正二年举人,乾隆元年举鸿博,授编修,官御史。乾隆八年因上疏言事革职。晚年主讲广东粤秀和江苏扬州两书院。生平著述颇丰,有《道古堂集》《榕桂堂集》《史記考异》《两汉书疏证》《三国志补注》等。

  

   乾隆南巡期间,杭世骏与乾隆皇帝之间的交往生发出不少颇有意趣的遗闻轶事,它们在清人野史、笔记、小说中被广为传写。这些戏剧化的场面或真实、或虚拟,共同折射了皇权政治下帝王与江南士人交往背后深刻的文化动因。

  

   乾隆八年,杭世骏以翰林编修举荐御史,于保和殿参加廷试。杭世骏上书条陈四事,首条称“天下巡抚尚满汉参半,总督则汉人无一焉”,乾隆见此疏见解悖谬,“语中挟私”,极为震怒,当日命交刑部,部议拟死。幸赖侍郎观保乞情,始得幸免。《清高宗实录》卷一百八十四、许宗彦《杭太史别传》、龚自珍《杭大宗逸事传》、林昌彝《射鹰楼诗话》、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等文献,都记载了杭氏因议论清廷用人存在满汉偏见、触怒皇帝之事,叙述大同小异。然而,此事在《清史纪事本末》中却是这样记载的:“编修杭世骏疏论时事,中有谓巡幸所至,有司一意奉承,其流弊皆及于百姓。高宗大怒,命置重典,赖侍郎观保谏免,赦回里。”(卷三十五“巡游之无度”条)材料指出杭世骏奏疏系乾隆皇帝频繁巡幸所造成的诸多流弊问题。笔者推测,虽然以上材料所指出的杭世骏条陈之事有所出入,但并不矛盾,它们可能皆系杭氏时务策“条陈四事”之一,只不过《清高宗实录》所记上谕,乾隆皇帝仅就首条“满汉之见”大发议论,所以后世笔记、诗话、别传等文献,多取此而忽彼。仔细分析,这两点都关涉重大,一为清帝敏感忌讳的满汉之争问题,另一则直指康熙、乾隆祖孙二帝的频繁巡幸活动,所以乾隆勃然大怒不难理解。

  

   开革罢归后,杭世骏回到浙江,杜门奉母,自号秦亭老民。偕里中耆旧与方外诸友,结“南屏诗社”,读书谈艺,颇为自得。乾隆十六年,乾隆皇帝首度南巡,杭世骏作为革职官员,亦在迎銮之列。许宗彦《杭太史别传》记载此次迎驾,杭世骏被“赐复原官”(《鉴止水斋集》卷十七),后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丁丙《松吹书堂题咏序》亦持此说。然而这一说法却大为可疑。查官方文献如《南巡盛典》《清高宗实录》等,所记录的南巡期间赐恩于革职、待罪的地方官员之名单中,均无杭世骏之名。当时人董秉纯所编定的《全谢山先生年谱》“乾隆十六年辛未”条则记载:“浙中士大夫俱赴吴迎驾,多有录用及赏赉者,独先生与堇浦先生寂然。说者谓匦臣未尝上达也。”董秉纯系全祖望的门人,他关于全祖望、杭世骏二人的记载可信度颇高,这则文献明确表明杭世骏没有得到任何恩赐。再者,杭世骏本人的诗文集,以及后人所撰墓志铭、挽诗中,也完全未见“复官”之说。以常情推测,如果杭世骏在此次南巡中被赐“复官”,即便杭世骏自己不以为意,时人以及后来为他撰写墓志铭的士人,也一定会浓墨重彩书写一笔的。由此可见,杭世骏“迎銮复官”说并不可靠(关于此点,可参看林香娥《盛世下的呻吟——论杭世骏》注释21,《浙江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事实上,乾隆每次南巡都会开复一些有罪官员,但杭世骏作为必须参与迎驾的在籍废员,却从未获此恩荣。

  

   第一次南巡皇帝没有示恩,那么杭世骏本人对于皇帝的南巡采取的是怎样的姿态呢?当时大多数江浙两省士绅又采取的是怎样的姿态呢?首巡江浙时,两省众多士绅争相献媚,此点数量颇夥的颂圣诗赋可资佐证,相形之下,杭世骏《道古堂全集》却未见任何有关南巡的谀颂诗文。

  

   其别集中唯一一篇有关南巡的文章,是本年为好友厉鹗《迎銮新曲》所作的序文,其中杭世骏对皇帝此次的南巡仅一带而过,大量的篇幅则用来描写戏曲中设置的神仙洞府等虚无缥缈之境,仅有的几句颂扬之词都是从泛论帝王巡幸出发,如“皇帝抚万灵、函九夏,水宿星饭,皇然不得宁居,岀而省圆首之疾苦。彼为神仙者,犹复逍遥晏安,藏匿而不肯一见”(《道古堂全集》文集卷十四)。这些赞颂苍白而泛化。而同时发生的另外一则真实事件,也侧面揭示了杭世骏对邀获帝王恩典的态度。袁枚《随园诗话》卷四载:

  

   辛未,圣驾南巡,西湖僧某迎于圣因寺。上以手抚其左腕,其僧遂绣团龙于袈裟之左偏;客来相揖者,以右手答之,而左臂不动。杭堇浦嘲之云:“维摩经院境清嘉,依旧红尘送岁华。夸道赐衣曾借紫,竹边留客晒袈裟。”(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

  

   此则故事清人吴翌凤《灯窗丛录》卷四亦载,并明言某僧为西湖诗僧明中。杭氏此诗,则见于《道古堂全集》诗集卷三之《夏日杂句十七首》。因此该则故事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从杭诗中,我们可看出他对炫耀帝王恩宠的不屑与嘲讽,其实从杭氏多次迎驾的表现,也可看出他本人对刻意邀宠始终淡漠无心。

  

   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载,乾隆三十年南巡,乾隆于杭州召见杭世骏,当时两人间有段精彩的对话:

  

   (纯皇帝)问:“汝何以为活?”对曰:“臣世骏开旧货摊。”上曰:“何谓开旧货摊?”对曰:“买破铜烂铁,陈于地卖之。”上大笑!手书“买卖破铜烂铁”六大字赐之。(《定盦全集》文集补编卷四)

  

   清代及民国文集、笔记中关于此则故事有不少记载,如林昌彝《射鹰楼诗话》、丁丙《松吹书堂额咏序》、汪康年《庄谐选录》、瞿兑之《杶庐所闻录》等。林氏诗话在移录故事后,还引用了杭州国子生龚昌匏的评语:“大宗狂比青莲甚,买卖破铜烂铁人。”并言“所以志其狂而纪其实也”(《射鹰楼诗话》卷四,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丁丙《松吹书堂额咏序》引述这则故事后说,杭世骏读书堂位于大方伯里,此地“半市破旧器物”,因而杭氏的应答属“以实”相告,而“圣上”亦能“鉴其诚而恕其戆”!

  

   笔者认为,综合看来,此则故事有一定的可信性。关于赐“买卖破铜烂铁”匾额的时间,仍存在争议。如汪曾唯所辑《杭大宗轶事》,谓此事“疑在乙酉(乾隆三十年)以前”。胡吉勋《杭世骏年谱》(复旦大学1999年硕士学位论文)亦采信此事,但他认为此事可能发生于乾隆十六年首次南巡之时,他认为龚自珍《逸事状》“乙酉”或为“辛未”之误。胡文的辨析颇有道理,但发生于哪次南巡于事件的真实性、意义均无影响。所以本文在此存疑,姑且依据清人笔记、别集所言,系年于乾隆三十年乙酉。然而即便存在虚构,它在民间广为流传,至少向我们揭示了一点,即人们认为这样的对话符合乾隆与杭世骏的身份、性格,杭氏“性简傲通脱,不事修饰,虽同辈时或遭其睥睨”(支伟成《清代朴学大师列传》,上海泰东图书局1925年版)。这则故事中杭氏近于戏谑的答语,既反映他面对九五之尊,依然保持山林之士闲云野鹤式的率性、不屈外,字里行间还流露出了革职文士的落魄辛酸。而乾隆皇帝不无奚落的“大笑”和赐字,又暴露了帝王面对昔日罪臣的倨傲与残忍。

  

   关于此次南巡还流传着另一则饶有趣味的传闻。曾涤原《湛兰书屋杂记》载:

  

   乾隆三十年乙酉,皇上四举南巡。在籍文员迎圣驾于湖上。上顾杭世駿而问曰:“汝性情改过么?”世骏对曰:“臣老矣,不能改也。”上曰:“何以老而不死?”对曰:“臣尚要歌咏太平。”上哂之。(见汪曾唯所辑《杭大宗轶事》,载杭世骏《道古堂全集》)

  

   此则材料与上则系年相同、情节有异。关于材料的真实性,尚待考证,但与上则材料一样,其中反馈的信息仍有一定的“真实性”,即它展现了皇帝的蛮横霸道及杭世骏的个性倔强。

  

   龚自珍《杭大宗逸事状》还记载了另一则事迹:“癸巳岁,纯皇帝南巡,大宗迎驾。名上,上顾左右曰:杭世骏尚未死么?大宗返舍,是夕卒。”葛虚存《清代名人轶事》“旧货摊”一条,也记载了此则“返舍卒”的故事。然而这则故事的真实性颇可疑。汪曾唯在此则逸事后就有按语:“先生卒于乾隆三十七年,是癸巳之前一岁。且高庙南巡六次,辛未、丁丑、壬午、乙酉、庚子、甲辰,并无癸巳之年。其曰‘大宗返舍,是夕卒’,当是传述之误。”析言之,“癸巳岁”,即乾隆三十八年,一说杭世骏卒于是年(关于杭世骏卒年存有异说,一说乾隆三十七年壬辰,一说乾隆三十八年癸巳。据今人徐丰梅《杭世骏生卒年确考》[《商丘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03年第5期]考证,其卒年当在乾隆三十七年),但此年及前后两年,乾隆都未南巡,所以言南巡、言列名均不可信。退一步说,如果是“癸巳”乃“癸卯”(乾隆四十八年)之误,此年为明年(甲辰)南巡作准备,以迎驾簿录呈示皇帝,则有此可能。但是时以杭世骏列名其上甚为荒谬,因为杭氏早已于11年前逝世。杭氏是地方文化名流,他的死不至于连地方官吏尚不知情而列之于迎驾簿录,因而此种推测亦不成立。综合来看,这则故事虚构的可能性较大。

  

   然而这则不可信的故事也广为流传,常被清代及民国野史、笔记采录。它之所以引起人们的极大兴趣,表明了一定程度上人们相信或愿意相信此事有可能性:从皇帝方面看,以帝王之威严,对于一位不得势且桀骜不驯的臣子,欲其生则生,欲其死则死;从杭氏方面看,他以一介寒士,南巡数蒙存问并御赐招牌,亦算独得“帝眷”,但他却憨直顽劣,无视皇权帝威,这种行为在普通士子们看来,实在出人意料。因而加上此前言事获罪等状,最后所谓的“死于不意”的结局传闻就全在“情理”之中。

  

   总之,数次南巡,杭氏从未获得过真正意义上的恩典,这当然与他从未刻意邀宠有关联。在时人迫不及待献媚之时,他却无一篇颂圣或纪事之作。因而,当乾隆南巡对众多“罪臣”予以赐复、减刑以展示圣怀宽广之时,杭世骏却“三次迎銮,未邀恩顾”(应澧《杭先生墓志铭》,见丁丙《武林坊巷志》,浙江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当然,这些或真实、或虚构的南巡故事,正揭示了皇帝与江南士人交往的另一面,即对于才华颇著又“顽劣”不驯的抗拒者、清廷政治的非议者来说,统治者往往既惧又恨,打压与讥讽双管齐下。

  

   杭世骏作为一名特殊的“布衣”文士,他与皇帝颇为独特的交往经历,昭示了专制统治下普通士人命运的身不由己。杭世骏以切中时弊的时务策触及清帝敏感的问题,他获罪放归后,成了一名悖逆帝王的典型、落寞的士人。数次南巡的经历更将这种悖逆形象进一步强化。面对这样一位违背自己对“彀中”士人预期的江南才子,乾隆且惧且恨。不仅未予半点恩泽,反而运用了他睥睨一切的傲慢和冷酷的戏谑,迫使满腹才华的杭氏随后的人生始终“定位”于“买卖破铜烂铁人”的尴尬境地。

  

   (作者单位:江苏第二师范学院文学院)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407.html
文章来源:古典文学知识 2022年3期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