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上一页 文章阅读 登录

臧运祜: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

更新时间:2022-07-19 11:51:44
作者: 臧运祜  

  

   《中日共同历史研究报告书》2010年1月公开发表一年来,作为近现代史组的中方委员之一,笔者在关注学界评论的同时,也不断反思历时三年的第一期共同历史研究的过程,继续思考本人承担部分所涉及的重要学术问题。首先应该指出,我们在与日方开始共同研究之初,对于近现代中日关系史的历史分期,即阶段划分的问题,并无多少分歧,因而很快就在2007年3月于东京会议上达成了共识。双方同意按照传统史学的纵向演变过程的表述方法,把近代(1840—1945年,战前)中日关系历史,划分为两个时期:1840—1931年为第一时期(即“第一部近代中日关系的开端与演变”),1931—1945年为第二时期(即“第二部战争的时代”);相应地又将以上两个时期(即“部”),分别划分为三个阶段(即“章”),由此构成了本报告书的两部、六章的形式。笔者所承担的是第二部第一章的执笔和研究工作(后来根据需要,又邀请了黑龙江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王希亮研究员,作为“外部执笔者”,主要承担了第一节之第五目),日方的执笔者则为日本防卫大学户部良一教授。

   我们之所以将1931—1937年间的中日关系(中方惯称“从九一八到七七”、日方习称“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作为第二部“战争的时代”之第一章,也就是要表明:双方都认为这是“战争时代”的组成部分,即其前期或第一阶段;它与后续的两章(“日中战争”、“太平洋战争”)一起,共同构成了第二部“十五年战争”的三个历史阶段。虽然在中日两国学界,历来都重视历史分期问题的讨论,但在共同历史研究开始之初,双方委员们并未就此展开过多的讨论就达成一致了上述共识,这一方面说明了两国学界对于日本“十五年战争史”达成了重要共识,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对“从九一八到七七”的重要历史定位。这不但具有重大的象征意义,也为共同历史研究的迅速展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但是,问题并没有随着上述分期问题的迅速达成而完全得到解决。双方在分别完成执笔报告之后的几次共同讨论中,对于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全面战争前夕日方有无计划性等三个问题,展开过多次争论。在上述讨论的基础上,双方分别对初稿进行过两次修改,最后形成了发表的正式文本。笔者拟在中方报告书的基础上,就上述三个问题,继续发表自己的见解。

   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关于九一八事变(即日方所通称之“满洲事变”),双方虽然在事变发生的近因与具体过程上还有些争论,但对于其性质问题并无异议。在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历时六年,并没有迅速走向全面战争,因此,如何看待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就是需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

   首先要指出的是,中日史学界对于九一八事变的下限问题,一直存在很大的差异:中国学界一般认为是在1932年9月日本承认伪满洲国,日本学界基本上以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为标志。笔者在报告书和本文所述,遵从中方的一般见解。

   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并在一二八事变的硝烟掩护下,迅速扶植了伪满洲国,随后予以外交上的承认。这个历史过程是非常清晰的,无需赘述。问题在于九一八事变期间,日本的对华政策是否仅限于侵占东北三省、扶植与承认伪满洲国?

   日本学界之所以将“满洲事变”的下限划定为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其实已经清楚地表达了他们的看法。笔者曾在拙著(《七七事变前的日本对华政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的基础上,专门发表论文指出:日本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就已经通过发动“天津事变”、酝酿华北政策、计划新的对华政策,并以热河、山东省为重点,开始了向中国华北的扩张。坚持“十五年战争史观”的日本学者安井三吉先生,在其后的大作中未称“满洲事变”,并专门论述了“柳条湖事件与华北问题”、“热河作战与华北问题”等内容。为弥补中方研究报告书之不足,兹继续略论如下:

   九一八事变爆发不久,9月24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一次声明》,声称将采取“不扩大”方针。30日,陆军省、参谋本部研究并制订了《关于解决满洲事变的方针》,不但提出了“解决满蒙问题的目标”,而且进一步提出了“对中国本部的方策”。10月8日,陆军三长官(陆相、参谋总长、教育总监)共同决定的《处理时局方策》,以上述文件为基础,除了满蒙政策之外,又分别规定了对于“中国本部”的政策;9日,陆相南次郎向若槻首相提出了这个文件,要求政府迅速确立方针。18日,前陆相白川义则赴满洲视察出发之前,陆相南次郎在委托他向关东军传达的事项中,不但包括了这份文件(但仅限于向关东军司令官出示),而且特别说明了军部制订上述政策的过程。在事变后的一个月之内,日本军部与关东军之间,关于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已经达成了一致。

   10月26日,日本政府发布了《关于满洲事变的第二次声明》,提出了为应付国际联盟而进行日中直接谈判的要求。与此相呼应,陆军省在征得外务省的谅解后,于11月4日制订了《对列国的政策》,分别规定了对英国、美国、法国、国际联盟及苏联的有关对策。12月13日,若槻内阁总辞职,犬养毅内阁成立。23日,陆军省、参谋本部在前述《处理时局方策》的基础上,商定了《处理时局纲要案》第一案,除了满蒙政策之外,还规定了对于中国本部的两项政策。

   1932年1月6日,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返回东京与陆军中央部商谈期间,得到过一份由犬养内阁的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协定的方案《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这份文件除了在形式上改称“中国问题”之外,在内容上几乎就是上述《处理时局纲要案》的翻版,仍然分别规定了对满蒙与中国本部的政策。14日,芳泽谦吉出任外相,他完全同意上述文件的主旨。犬养内阁随后于2月17日设置“对满蒙实行策案审议委员会”,并规定对满蒙实行策各项方案的立案依据就是上述《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3月9日,溥仪出任伪满洲国执政。12日,犬养内阁阁议决定了《处理满蒙问题的方针纲要》等文件。随着《处理中国问题的方针纲要》作为国策文件的地位被确立,“对中国本部政策”也正式上升为日本在“满蒙政策”之外的国策。

   5月26日,斋藤实内阁成立,7月6日,原满铁总裁内田康哉担任外相。为了满蒙问题而不惜采取“焦土外交”的内田外相,上任之后,围绕着国际关系中的时局处理方针问题,与陆相、海相进行了多次协商,后经过首相和其他阁僚的同意,8月27日斋藤内阁阁议决定了《从国际关系出发的处理时局的方针》。它首先规定了日本外交的核心是“采取自主的立场,为实现治理满蒙而迈进”,并规定沿用犬养内阁3月12日的阁议决定。这就不但继承了满蒙政策上的一贯立场,也为不久(9月15日)的承认伪满洲国奠定了基础。但这份文件的重点并不在于此,它要规定的乃是日本围绕满蒙政策而必须处理的对中国本部的政策,以及对英、法、美、苏等列国的政策。为此而首先规定的对华政策,提出了将“对满蒙政策”与“对中国本部政策”区别开来、分别对待的方针;在对中国本部的政策上,虽然在正文中规定的方针是“主要使其发挥贸易及企业市场的性能”,但又规定当前要按照附件甲号的“对中国本部政策”进行处理。该附件则规定“我方要密切注视因近来中国本部的地方政权愈加明显的分立状态而带来的政局演变。对采取比较稳健态度的政权,应尽可能尊重其立场及体面,或者进而采取善意态度,使其有利于我方”;“在情况允许之时,努力谋求与各地方政权之间实际解决各种案件,并避免发生事端”。该附件还规定了日本对于上海方面、沿海及长江沿岸地区以及“山东地方及华北”的不同对策;对于“山东地方及华北”,“万一该地区治安发生显著混乱、帝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及其他重要权益绝对需要保护时,就应当出兵”。

   自从1927年7月田中义一内阁在东方会议上决定的对华政策将满蒙与中国本土分离的方针以来,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即将结束之际,由斋藤内阁阁议决定的上述文件,具有承前启后的过渡意义。如同犬养内阁在满洲事变期间阁议决定了日本的对满蒙政策一样,斋藤内阁阁议决定的这份文件,标志着在事变之后,日本的对华政策已经完全转向了“对中国本部政策”。

   10月5日,陆军次官以“陆满1489号”电报,向天津的中国驻屯军参谋长通报了阁议决定的上述《对中国本部政策》。1933年2月23日,内田外相致电驻华各总领事,重新解释了上述对华政策。他说这不过是把以前的一贯方针,重新以阁议的方式加以决定,陆海军方面已经贯彻。他还把上述文件中的对华政策内容加以综合,取消了原先的附件形式,而改称《处理对华时局的方针纲要》,其要点计有五项。内田外相的这个解释,就使得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的“对中国本部政策”,进一步明确而完善起来。

   综上所述,日本政府与军部在九一八事变期间决定的在“满蒙政策”之外的“对中国本部政策”,实际上就是日本将继续向以华北为中心的中国本土进行侵略与扩张的政策,它因此决定和规定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日关系的走向。

   根据上述内容,我们自然可以认定九一八事变就是日本“十五年战争史”的开端。在九一八事变10年之后的1941年,日本发动“大东亚战争”的前夕,陆相东条英机9月18日在“纪念满洲事变十周年”的演讲中,即宣称“满洲事变”是日本建设“大东亚新秩序”的先驱;外务省条约局在首次编纂的《大东亚共荣圈关系条约》中,亦将1932年9月15日日本承认伪满的《日满议定书》,作为其“大东亚共荣圈”的第一份条约文书。

   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

   九一八事变后,中日关系虽在1933年上半年由于日军发动热河、长城作战而一度再现紧张的局面,但随后的相当一段时期,直至1935年下半年,都呈现了相对稳定的局面。因此,如何认识1935年华北事变前后中日关系的状况,不仅关系到“十五年战争史”的构成问题,也关系到九一八事变与七七事变的连续性问题。

   首先就是关于1933年上半年中日关系的定位问题。如上所述,日方由于将“满洲事变”的下限定位于1933年5月《塘沽协定》的签订,因此战后学界所述,基本上沿袭了战前的史观,即认为这一时期乃是“满洲事变”的收尾、终点阶段。笔者虽然并不否定这一时期对于九一八事变的“结束”意义,但重点是要结合研究日军在热河、长城作战期间的“华北谋略”以及分析《塘沽协定》的“启后”意义,论述其作为日本实施上述华北政策、向华北扩张的开端标志。这不但反映了中国学界的一般看法,其实在日方也有不少类似的见解。当时主持与中方谈判、签订《塘沽协定》的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即认为该协定“是从满洲事变到大东亚战争之间我国长期对外政策中的境界点”。堀场一雄在其战史名著《支那事变战争指导史》中,通过反省后也认为:“国策越过了山海关,就演变为支那事变。”日本著名的“十五年战争史”专家江口圭一,虽然也将《塘沽协定》作为满洲事变的终点,但也同时指出:“《塘沽协定》形成了日本以现地军为先锋的继续、扩大侵略的华北分离工作的立足点。”

   关于1933年5月《塘沽协定》之后到1935年华北事变期间的中日关系的状况,日本不少学者认为这是“小康状态”、“安定化”的时期,这也是有些日本学者否认“十五年战争史”的一个重要理由。日方的报告书反映了这一见解,其执笔者户部良一教授随后继续发挥了他的看法。笔者尊重日方学者的学术见解,但是要补充以下两点反论:

   (一)中日关系“安定化”的中方因素

迄今日本学者所论,基本立足于日方因素,指出在这一时期,日方在“广田——重光外交”的主导下,压抑了现地日军的“独走”,而致力于探索实现“安定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爱思想关键词小程序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m.aisixiang.com)
本文链接:http://m.aisixiang.com/data/135406.html
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