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臧运祜:中日战争可以避免吗?——兼论“从九一八到七七”的连续性问题

更新时间:2022-07-19 11:51:44
作者: 臧运祜  
华北当局与日方的现地交涉则是一个模式。作为主宰当时中日关系的矛盾之主要方面,笔者并不否认广田外相的“协和外交”、有吉明大使的“水鸟外交”等,对缓和中日紧张关系的作用,但也注意到之所以会一度出现中日关系“安定化”的局面,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攘外必先安内”的对日政策和汪精卫——唐有壬——黄郛等亲日派的妥协外交,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对于这个问题,中国学界以往长期忽略之,但近年来中国学者发表的大量专著,对此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可以为证而无需赘述了。

   笔者因此想指出的是:在1930年代中期,实现中日关系的“安定化”,并非日方的一厢情愿,如果没有中方的主动和配合,那才是水月镜花般的虚幻。而如果仔细研究中国资料,可以发现所谓实现中日亲善及其高潮,其实更多地倒是中方的一厢情愿,而日方的回应则不过是将驻华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这样一件徒具虚表之形式。对此,笔者曾参阅新近在美国公开的《蒋介石日记》,并结合有关最新资料,论述了蒋介石在发表《敌乎?友乎?》之后,主动提出对日政策“三原则”来改善、缓和中日关系,而日方则以“广田三原则”来加以抵制和对抗,终使两国关系持续紧张到1936年底的历史过程。

   (二)中日关系丧失“安定化”机会的日方因素

   与以上问题相关联,日方学者注意到了“安定化”遭遇的挫折,并认为“安定化”丧失了机会。关于丧失“安定化”机会的原因,则更多地指出了来自中方的因素,比如中国政府推行的币制改革等。如同将日本侵华归因于中国排日、抗日这种倒果为因的逻辑一样,这个问题大有学术讨论的必要。

   笔者拟结合1930年代中期日本对华政策的演变过程,作一简单的考察:1933年初日本开始了新的侵华阶段之后,日本政府以9月广田弘毅出任外相为契机,根据新的国际形势的变化,在1932年8月27日阁议决定的基础上,10月由五相会议制订了《外交方针》之“对华方策”。1934年4月的“天羽声明”事件之后,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当局,奉命继续协商其具体政策,并于1934年12月7日决定了《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该文件不但把上述“对华方策”进一步具体化,而且指导了即将付诸实施的华北政策,因而成为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对华政策基本形成的标志。1935年华北事变高潮之际,10月4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决定的《关于对华政策的谅解》及其附属文书,既以广田三原则敷衍了中国政府提出的三原则,又肯定了去年政策的继续有效性。这些政策相继被传达、贯彻之后,遂成为日本发动、推进华北事变的指导与依据。对于此过程,1935年4月8日,在日本驻华公使有吉明奉命召集的驻华领事会议上,驻天津总领事川越茂(1936年4月后升任驻华大使)曾在发言中坦承:“年来对华交涉,均集中于华北问题,而本总领事馆又适在华北区域内,故参与重要交涉较多……其一切交涉方针及处理方法,均事先得外务省及军部批准,总领事不过其中负责共同交涉之一员而已。”

   日本政府、军部共同决定的这些政策,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仍然前后连贯、一脉相承。那么,所谓“华北事变”的责任、中日关系丧失“安定化”机会的原因等问题,不是已经很清楚的了吗?就连九一八以后在对日问题上一直唱低调的胡适先生,闻知日本发表了“天羽声明”之后,也迅速发表文章,指出这是“日本东亚门罗主义的最新纲领”,并认定广田外相的“协和外交”原来还是内田外相的“焦土外交”。胡适作为中国的时人和国人的这种认识,应该是深刻而合理的。

   全面战争前夕日本侵华的计划性

   1935年底达于高潮的华北事变,不仅结束了《塘沽协定》以后中日关系的“安定化”局面,而且把此后的中日关系推向了剑拔弩张的高度紧张期,即处于全面战争的前夕。日本在二二六政变后,迅速走向了法西斯主义道路,广田内阁全面确立了以分离华北为中心的对华政策,军部制订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中国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后,确立了新的对日政策,在“最后关头”到来之前,进行了全面抗战的准备。因此,“华北事变”不但是从满洲事变到日中战争的连接点,也构成了日本“十五年战争史”的阶段性标志。

   1936年间至1937年上半年的全面战争前夕,日本有无对华战争的计划性?这个问题既关系到从九一八事变到日中战争的连续性问题,也影响到七七事变的必然性问题的判断。与日方报告书更多地关注战前中日之间的各个具体事件的写法不同,中方报告书更多地立足于中日两国当局的决策过程与政策和计划的本身,来论述走向全面战争的必然性。由于此事变的发生问题不在本章的讨论范围,笔者主要讨论以下两个问题:

   (一)关于日本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与再确立的过程

   1936年1月9日,参谋本部发表《华北自治运动的演变》,在总结以往华北工作的基础上,提出了“华北明朗化”的政策目标。13日,陆军省对中国驻屯军司令官发出《处理华北纲要》的指示,进一步明确了华北五省自治的政策。17日,陆军省通报驻华官员:外务、海军方面对于上述宗旨,没有异议。以第一次《处理华北纲要》为标志,华北政策正式成为日本的国策。

   二二六政变之后,3月9日,前外相广田弘毅组阁,4月2日,前驻华大使有田八郎出任外相。随着“军部大臣现役武官制”的恢复,在军部国策的左右下,广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全面确立下来:8月7日,首先召开的“五相会议”,决定了《国策基准》,规定日本“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的根本国策;随后召开的“四相会议”,决定了《帝国外交方针》,规定了日本的对外政策,关于对华政策的根本方针,则规定参照1935年10月4日的对华政策决定。11日,广田内阁的有关各省决定了《对华实行策》,同时还决定了《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上述一系列文件,标志着日本以华北政策为中心的对华政策的全面确立。

   1936年底中国绥远事件的爆发和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宣告了日本贯彻既定对华政策的挫败。1937年1月23日,广田内阁总辞职。2月2日,林铣十郎内阁成立。3月3日,佐藤尚武就任外相,继续调整对华政策。4月16日,外务、大藏、陆军、海军四大臣共同决定了《对华实行策》和《指导华北方策》。此次最大的变化在于对华北的施策,取消了“完成以华北民众为中心的分治政治”,规定当前的策略主要是进行以华北民众为对象的经济工作以及文化工作。但“佐藤外交”在对华政策上的调整,并未改变前内阁的根本对华方针,并伴随着5月31日林内阁的总辞职而宣告夭折。

   6月4日近卫内阁成立,广田弘毅再次出任外相。在对华政策上,近卫首相12日说:还是广田内阁时代的三原则为好;内阁书记官长风见章随后表示:要采用广田内阁时代决定的《对华实行策》及《第二次处理华北纲要》(1936年8月11日)。广田外相20日在给驻华大使川越茂的训令中,指示他归任后,“对佐藤外交之后退色彩予以修正”。否定“佐藤外交”而回归到1936年8月广田内阁的对华政策,就成为近卫内阁在对华政策上的选择。7月6日,在近卫内阁阁议上,广田外相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方针,除了毅然推行正确政策之外,别无他途;他的意见,得到了全体阁僚的一致同意。

   卢沟桥事变后不久的7月15日,近卫内阁情报委员会发表了外务省编辑、“绝密”标示的“时局宣传资料”,其中一份《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共分三部分:1.对华政策的基调,规定与1934年12月7日外务、陆、海军三省有关课长之间决定的《关于对华政策的文件》相一致;2.对华三原则,“即1935年10月有关各省决定的所谓对华三原则”,亦即“广田三原则”;3.对华施策的纲要,则是将上述目标和原则在政策实施上进行的细化。上述文件,就将七七事变以前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继承关系,进行了最好的总结。

   以上所述在全面战争前夕,日本对华政策经过“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而在卢沟桥事变之际确立的对华方针,难道还不足以证明日本侵华战争在决策上的必然性吗?它因此也成为战后东京审判对于广田弘毅判决的历史证据之一。

   (二)关于日军对华作战的计划性

   由于近代日本在军政体制上的特殊性,日本政府主要以外务、陆军、海军三省决定的上述对华政策,虽然部分地体现了军部的意图,但军部势力对政府的决策,未必就是上行下效、令行禁止的,以致经常出现日本学者所谓军部“独走”以及“下克上”的现象。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我们仍应看到日本对华作战上的计划性及其与上述政策之间的关联。

   1936年8月,参谋本部制订了“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其中规定:在华北,将用8个师团,占领北平、天津等地,在华北五省作战;在华中,将用5个师团,一部进攻上海,一部在杭州湾登陆,两军策应向南京作战;在华南,将用1个师团占领广州一带地区。军令部对此采取了同一步调,规定日本海军要协助陆军占领中国各战略要地。据此,日本陆军在1936年9月开始的对华作战年度内,将使用14个师团的兵力,而大大超过了上一个年度的9个师团;其中在华北作战,则由5个师团增加到8个师团。军令部继1935年9月3日制订的《1936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之后,也于1936年9月3日制订了《1937年度帝国海军作战计划》,以上两计划均规定了日本海军在中国华北、长江及江南方面的作战计划。9月15日,中国驻屯军根据参谋本部此前的有关计划,制订了《昭和十一年度华北占领地统治计划书》,于23日上报陆军省,提出了将要占领、统治华北的计划。参谋本部、军令部制订的1937年度对华作战计划,虽然属于例行的年度计划事宜,但如果联系到它们出台的时机、计划内容的变化以及全面侵华战争以后的实际行动,就很难否定它们与日本上述对华政策之间的关联性了。即使中国驻屯军的上述计划书,虽然源于参谋本部1933年9月的文书及该军1934年3月的计划,但恐怕也很难区割它与日本政府同时的分离华北政策、为此而增强中国驻屯军的措施,以及七七事变以后日军殖民统治华北之间的必然性关联。

   关于七七事变前夕日军的对华作战计划,如果学者们可以找到更多的军部战前的机密文书,特别是中国驻屯军以及关东军的有关档案,上述问题相信自可迎刃而解。但遗憾的是,直到目前为止,我们似乎还只能举出以上三份文书。而同样更加遗憾的是,由于在战败投降前后,日方有计划、大规模地销毁了与侵华战争有关的大量外交与军事文书,这就为所有奉行实证主义研究的后世历史学者们,在现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上,留下了永远的缺憾。而这种特殊而客观的“缺憾”情况的存在,就使得我们在研究中日战争史上,既不能以“如果”来假设史实,也不能以仅有的材料来轻易断论,而只能通过关注历史事实之间的关联性,来寻求其历史发展的内在规律和逻辑了。对此方法,我相信日本学者也不会否定吧。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在近百年的历史上,两次中日战争所给予近代中日关系的影响是重大而深远的;而第二次中日战争甚至影响到了战后。因此,正确研究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乃是从学术层面解决中日历史问题的关键所在。为此,如何在研究、总结“史实”的基础上,产生出正确的“史识”,既需要正确的“史观”,也需要科学的方法。通过此次共同历史研究,中日两国的学者应该都有同感。

   本文通过对以上三个问题的再探讨,笔者的最终见解如下:

   就1930年代的中日关系史而言,作为中日民族矛盾的主要方面,日本的对华政策及其由此产生的对华行动,无疑具有主导的地位和制约的作用。因此,就本文以上所述“从九一八到七七”的日本对华政策与行动的连续性而言,笔者认为中日战争不可避免,并因此赞同日本学界的“十五年战争史”观。

   但在问题的另一方面,虽然中国人民从九一八那个苦难的时候就开始了局部抗战而可以笼统地称为“十四年抗战史”,不过,考虑到中国局部抗战的间断性而非连续性的特点,并从中日民族矛盾的逐渐演变过程来看,即使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举国、全民族的全面抗战仍然是七七事变以后的事情。笔者因此同意并坚持中国学界传统的“抗战史”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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