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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露:道德判断如何可能?——从“旁观者”透视斯密晚期的伦理学

更新时间:2022-07-19 09:19:12
作者: 余露  

  

   摘要: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一书中,借助“旁观者”概念为我们呈现了一个受自爱之心引导的个人做出道德判断和合乎道德判断的行为的真实的过程,为“道德判断如何可能”提供了一个较为融贯的经验主义的回答。

   关键词:道德判断;亚当·斯密;旁观者

  

   一

   芭芭拉·迈凯南在《伦理学:原理及当代论证》一书中指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就是探讨道德领域的基本问题,诸如好的生活,怎样就会更好或更糟,某一行为是否是对的,我们如何知道它是否这样”。[1]当然,这并非现代伦理学的全部,但它指明了规范伦理学的主要工作之一,就是讨论行为是否正确(right)、善(good)、合宜(proper)并给出理由,即道德判断(moral judgments)如何可能。这也正是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所关注的问题。

   一般而言,行为对错的判断总是与某些标准联系在一起的,而这些标准不外乎针对行为的三个方面:“针对产生这个行为的内在意图或感情”;“针对这种感情所引起的身体外部的行为或动作”;“针对这个行为所实际产生的或好或坏的结果”[2]。(TMS 114页)

   行为本身显然无法作为道德判断的根据,因为最好的行为和最坏的行为往往表现为同一的身体外部行为。警察为解救人质枪毙疯狂的杀人犯和杀人犯冷血地射杀无辜的平民,他们所做的都是扣动了某支枪的扳机而已。

   或许,我们应该如功利主义者那样,将行为的对错与其产生的结果联系起来,宣称“行为的对错,与它们增进幸福或造成不幸的倾向成正比”[3]。回想那个疯狂的杀人犯,杀人的行为或许给他带来了无限的幸福感,如果按照功利主义的标准,杀人犯的行为便是合宜的。这与我们的常识极度冲突。密尔或许会反驳,宣称杀人犯的行为合宜并不是功利计算的结果,“因为功利主义的行为标准并不是行为者本人的最大幸福,而是全体相关人员的最大幸福”。[4]然而,即便悬置含混不清的“幸福”概念,依此标准,我们依旧无法对行为进行判断。一方面,由于大家对于幸福的理解千差万别,我们不知道应该把谁的幸福当作功利计算的参照系;另一方面,如果忽略幸福的多元性,把每个人的幸福增进或减退换算成加、减一个单位求和,就会导致了一个很严重的后果,“我从自己的角度看已经变得不重要了”[5],“我是否正确行为”与我自己关联并不太大,因为我只不过是那多少分之“一”而已,这是我们无法接受的。而且,我们对于行为的判断并不总是在行为发生之后,也可能在行为发生之前,那么,从后果来判断行为似乎不大可能,因为“后果并不取决于行为者而是取决于命运”。(TMS 114页)总而言之,根据后果来判断行为是否合宜要么不具普遍性,要么不具可能性。

   因此,我们只能根据内在意图或感情的仁慈或不良来判断行为合宜与否。或许,我们可以像康德那样,坚持认为“善的意志并不因它造成或者达成的东西而善,并不因它适宜于达到的任何一个预定的目的而善,而是仅仅因意欲而善,也就是说,它就自身而言是善的”[6]。如果我们的意欲根据理性和义务可以被普遍化、成为一个普遍法则[7],那么这种行为便是值得称赞的。以撒谎为例,作为一种行为形式,显然是不能被普遍化的,因为普遍的撒谎可能会导致信任的崩溃。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却偶尔会赞扬那些“善意的谎言”。可见,对标准的纯形式的抽象思考所带来的确定依旧无法使我们满意,因为我们并不总是遵循“义务”而行动并借此对行为作出判断。威廉姆斯就曾指明,纯粹运气实际上塑造了我们各种各样的选择,影响了我们对自己和他人行为的道德判断[8]。

   如何为行为的合宜性提供一个判断标准?从上述分析中,我们得到了一些启示。首先,我们要以个体行为的意图和感情为指向,因为意图和感情是人们行动的动力,也只有奠基于此,才有可能建立道德判断可依据的普遍的标准。其次,我们要立足于生活经验、以实际的道德判断为指向,而不能仅仅停留在纯形式的法则层面,因为“在某一具体情况下,我们的情感很少完全受那种法则控制”(TMS 115页)。然而,生活经验所体现的意图的多样性和感情的复杂性可能会使得实际道德判断多元化,那如何确立一个普遍的标准?斯密试图借助“旁观者”(spectator)概念解决这一难题。

   二

   斯密把目光聚焦于生活最基本的组成单位——事件(conduct)。在每一个事件中,一个个体的处境大致可以分成两种:当事人和旁观者。当作为当事人参与一个事件的时候,他总是在自爱之心的引导下行动,不断地追求自己的利益。作为旁观者,他则会设身处地地想象当自己身临其境时会产生怎样的感情,这就是同情(sympathy),它与自私一样存在于人的天性之中。斯密指出,我们正是通过别人的感情同我们自己的是否一致来判断它们是否合宜,“在当事人的原始激情同旁观者表示同情的情绪完全一致时,它在后者看来必然是正确而又合宜的,并且符合它们的客观对象;相反,当后者设身处地发现前者的原始激情并不符合自己的感受时,那么,这些感情在他看来必然是不正确而又不合宜的,并且与激起这些感情的原因不相适应。”(TMS 14页)道德判断就寓居于这种想象和情感比较之中,每个人都是其他人行为的监督者和裁判者,就像一面镜子,让他人看到自己行为的合宜和不合宜。

   为了进行准确的道德判断,旁观者总是要尽全力地将自己置身于当事人的处境之中,试图在想象中重现使当事人做出此行为的每一细小的情况。因为,“同情与其说是因为看到对方的激情而产生,不如说是因为看到激发这种激情的境况而产生的”。(TMS 9页)然而,使旁观者产生同情的处境想象毕竟只是暂时的,作为利己的个体,人虽然天生具有同情心,但“对于人性中的那些自私而又原始的激情来说,我们自己的丝毫之得失会显得比另一个和我们没有特别特殊关系的人的最高利益重要地多”(TMS 164页),因而,他想象的激情绝对不可能达到促使当事人行动的那种程度。所以,上面提到的关于旁观者与当事人感情的一致难以达成。更甚者,由于纷繁的原因,旁观者可能无法或错误重构行为产生的境况,这可能导致外部的那个人(the man without)错误地称赞或谴责我们,为了我们并未作出的行为,或者为了并未对我们可能作出的那些行为产生影响的东西。由此观之,仅仅依靠实际的旁观者、外部那个人的裁决,我们无法总是达成有效的或正确的道德判断。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斯密引入了“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supposed impartial spectator)。

   “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出现于我们对自己的行为和感情的评判之中。由于“外部那个人的裁决权完全以对实际赞扬的渴望、以及对实际责备的嫌恶为依据”(TMS 158页),所以每当在行为前,我们总是渴盼知道我们的行为会得到怎样的评判,而在行动后我们也总是试图对自己的行为作出可靠的评判。为此,我们假定自己是自己行为的旁观者,“通过考虑如果处于他们的境地,他们会对我们表现出什么样子,来着手审察自己的感情和行为,并且考虑自己的这些感情和行为在他们面前会是什么样子”。(TMS 139页)当我们用公正的旁观者的眼光来看待自己的行为时,由于我们完全理解影响这些行为的全部动机,我们就不会出现错误的裁决,这就避免了实际的旁观者、外部的那个人由于“不明真相或误解”引起的不充分的道德评判。

   这一修正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区分:“赞扬和责备表达别人对我们的品质和行为的情感实际上是什么”,它是实际的旁观者、外部那个人对我们行为作出判断时的依据;“值得赞扬和应该责备表达别人对我们的品质和行为的情感自然应该是什么”,这是公正的旁观者、内部这个人(the man within)在审视自己行为时所采取的评判标准(TMS 156页)。[9]正是借助“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斯密把道德判断从“实然”拉向了“应然”的领域。实然的不可靠和非必然性一次次被经验所证实,正如斯密所引用的卡拉斯的例子(TMS 149页)所昭示的那样。这也正是上文提到的实际的旁观者无法一贯地形成有效的道德判断的原因所在。相反地,借助于对实际境况的知悉和应然性原则的依赖,公正的旁观者总是能给予我们的行为以正确的评判,当外部那个人错误地对待我们时,内心那个人马上就会给予修正(TMS 159页)。

   这样,我就把自己分成了两个人,“一个我是审察者和评判者,扮演和另一个我不同的角色;另一个我是被审察和被评判的行为者。第一个我是个旁观者……第二个我是行为者……”(TMS 140页)作为旁观者的我就是良心(conscience)。上文提到,人总是会更在意自己微不足道的不幸,这是自爱之心的自然流露。然而,在人内心有一种更为有力的动机,它能抑制这种自爱的欲望之火,使得人会站在旁观者的立场同情他人的行为和感情,同时也尽力使自己做出站在他人的角度来看合宜的行为,这就是“理性、道义、良心、心中的那个居民、内心的那个人、判断我们行为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人”。(TMS 165页)良心之所以能够纠正自爱之心的天然曲解,就是因为它是对值得赞扬的热爱和值得责备的嫌恶,它是“对光荣而又崇高的东西的爱”、“对伟大和尊严的爱”、“对自己品质中优点的爱”。(TMS 166页)

   也就是说,人心中总会存在着两种性质不同的、导致不同行为的看法:“天生的、自发的和任性的感觉”总是使得他夸大自己的激情、不顾一切地行动;“荣誉感”、“对自己尊严的尊重”则驱使他控制自己的自私感情、对他人予以同情。最初的时候,人会偏向于听从天性的差遣,夸大和曲解自己的不幸;但在逐渐的社会交往中,他慢慢会学会自我控制,“把自己看成同想象中的内心那个人一致的人”,“使自己成为自己处境的公正的旁观者”那样地看待自己的不幸。(TMS 180页)这与我们的生活何等接近,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按照介于自己和他人之间的某种公正的原则行事”。(TMS 167页)在利己的社会里,道德判断就借助于旁观者以及内化于心中的良心得以可能。

   但是,无论是寻求赞扬、避免责备(实际旁观者的判断标准)还是寻求值得赞扬、避免应该责备(设想的公正的旁观者的判断标准),都不可能概括我们道德判断的全部。我们有时自我控制或者同情别人是借助于一般的道德准则。当然,斯密没有回避这个问题,他也认同一般行为准则在道德判断中的作用,他指出“当那些一般行为准则在我们头脑里由于惯常的反省而被固定下来时,它们在纠正自爱之心对于在我们特定的处境中什么行为是适宜和应该做的这一点作出的曲解起到了很大的作用”。(TMS 195页)但是,斯密并不像康德那样,认为一般行为准则是先天的绝对命令,而是认为它们源自我们与他人相处的生活经验,就像人们学会自我控制一样。“我们对他人行为不断地观察会不知不觉地引导我们为自己订立了关于什么事情适宜和应该做或什么事情不适宜或不应该做的某些一般准则”。(TMS 192-193页)

   斯密进一步指出,“对一般行为准则的尊重,被恰当地称作责任感”。(TMS 197页)责任感之所以重要,是由于两方面的原因:一,人类社会的存在需要人们遵守这些道德责任,“如果人类没有普遍地把尊重那些重要的行为准则铭记在心,人类社会就会崩溃”;(TMS 199页)二,某种宗教情感促使人们如此行为,人们总是心存这样的想法,“这些重要的道德准则是造物主的指令和戒律,造物主最终会报偿那些顺从的人,而惩罚那些违反本分的人”。(TMS 199页)

斯密从个体行为的意图和感情出发,展示了实际道德判断可能的全过程。一方面,利己的个体在同情心的引导下,尽量地从旁观者的角度设身处地地想象他人行为的处境,进而通过想象的感情和他人实际的感情对行为的适宜与否给出判断。另一方面,人们又受良心的驱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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