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渠敬东:燃烧的学问和火一样的人

更新时间:2022-07-18 21:17:53
作者: 渠敬东 (进入专栏)  

  

   三月三十日那天从八宝山回来,独坐在二院的中厅里,心里空落落的,天也阴沉沉的。又想起那个夜晚,在段老师临终前的两天,邓老师、四龙和我去看望她。见到的一刹那,我仿佛被雷击了一般。从未想到过人的一生会有两种样子:一团热烈燃烧的火,竟也有奄奄一息的时刻。

   我不懂段晴老师的学问,怕是一辈子都不会懂。我只是知道,那是一种语言的游戏,更是文明的密码。破译电信密码,能赢得一场战争,而破译文明密码,则关乎人类的过去和未来。

   做这样一种学问,需要消耗一生的时间,培养这样一种人才,也不是常规学术体制可以做到的。这需要非凡的功力,似乎也需要一些运气,更需要健康而持久的生命。前两点,段老师都做到了,只有最后一点,她没有做到。说实话,她不是不想做到,她每天坚持锻炼身体,几乎达到了严苛的程度。或许,她深知,她所从事的学问不是一个人的,需要一代一代人的传递;她太希望接过前辈大师们的接力棒,跑得更快,更远,更长久,交给下一代人。但人的力气总是有限的,她燃烧得太猛烈了,从未停歇过。

   段老师一生都是在奔跑和燃烧中度过的。她的领域是“冷门绝学”,是那些尘封已久、不再会说话的文字。千年文书,残破、冰冷而沉默着,需要真正懂得它们的人,再次去温暖它们,使之重获生命,开口说话,告诉今人未知的过去,以及蕴藏其中通向未来的基因。或许,这项学术事业太需要温度了,表面上板凳似的冷,实际上是要内心火热的。季羡林先生如此,他质朴宽厚的举止里,是时刻涌动的激情;他的学生段晴也如此,在她训诂考据般的字里行间,是一颗怦怦跳着的心。

   “火似的段晴”,这是邓小南老师为纪念段老师而写的文章的题目。这段时间,邓老师还在肩部手术的康复中,不能写字;在电脑的键盘上,她用一只手指敲下了这样的文字:

   她每到二院,都是飘忽而来,都是一阵风,都是一团火。她开口就是分享,满心满意都是自己在研究的学术问题、钟意的学术事业;从北大到敦煌,到新疆,脑子里满满的,心中念念的,从不停息。她的理念,她对学术的设想,都带着火一样的热度,在座者无不受其感染。

   二

   这些天,我重读了段晴老师为她的老师季羡林先生逝世一周年写下的文章,她的文字异常地冷静,她要在自己的老师离世一年后,全面、真切地面对老师留下的学术遗产;她要搞清楚前辈之学由何而来,向何处去,借此确认自己的位置,并理性地告知自己,将在哪些领域接续和拓展老师未竟的事业,使这片天地长久长新。

   在这篇题为《德国的印度学之初与季羡林先生的学术底蕴》的纪念文章中,她指出,当年季羡林留学德国,研究领域为印度学(Indology),学科方法为语文学(Philology)。但对于后者,段晴有自己的看法,她认为将这个学科说成“语文学”或史语所意义上的“历史语言学”,都不准确。她引用米歇尔·福柯在《物之秩序》中有关于此的分析指出,十九世纪之初诞生的Philology,首次将语言作为语音元素的整体来对待,这种认识上的变化甚至影响到德国浪漫派对于口头文学的注重。因此,“从事这一领域的研究者,多运用比较的方法,好以古老的语言为对比的基础,以探寻某种语言内部的结构”。

   我觉得,段老师的这段说明是大有深意的。她当然强调了季先生如何借学西方而回到东方,为现代中国学术界开拓了一片荒原之地,但她更强调了Philology的学科性质,即用解放了口头传统的方法,通过不同语言全面而多重的比较,来探求古典文明及其历史的密码。她虽未明说,却指出了季先生所奠定的东方学的本质所在:这种学科的倾向,不仅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有关,也与清末以来的今文经学运动有关;将oral tradition解放出来,是现代学术的一种精神气质,这种方法论原则在极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对于古典文明及现代世界之构造的基本理解。

   段晴认为,像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这样的印度学大家,以及格林(Jacob Grimm)这样的语言学大家,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做什么的。他们对于现代意义上的古今之变,给出了一种深度的探索:“印度传统对于语言的崭新认识,使十九世纪初期的欧洲语言学家把眼界从旧有的对修辞色彩、论证风格的评判,转移到对语言内部结构的关注。”所以,他们的历史作用完全可与歌德和席勒比肩。就像施莱格尔所说的那样,这种“对于古典认知的再度发现,迅速改变了科学的构架,甚至可以说是世界的构架,并使之焕发了朝气”。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今天称这门学问为“冷门绝学”,真是错失了其富有现代生命力的真义:正因为如缪勒(Max Müller)、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等这样的语言学家,在宗教及思维结构内部获得了本质性的发现,才使得二十世纪以来,从语言结构出发来理解存在及其世界构造的思想革命,由此得以开辟;这一因子,正流淌在现代人的血液里。

   相较德国,季羡林更加知晓印度之于中国文明构造的意义。他留学归来,孜孜以求地探索着中国印度学的范式和领域,最终,“中印文化关系史和比较文学史成为学术的安身立命之地”。其中,“古代语言成为季羡林先生揭示历史的契机”,不仅他的梵语研究深入到大乘佛教的起源问题,发现了中印物质文化交流的线索;而且,作为世界上鲜有的几位吐火罗语专家之一,他通过对西域语言的发现和考释,揭开了中亚语言作为中印文明沟通之桥梁的奥秘,由此,才使人们充分认识到:“曾经生活在新疆丝路沿线的古代民族,是与中国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的。”

   三

   《迎接挑战》,是段晴老师写于三十年前的一篇回忆性的文章。她说,到了四十不惑的年纪,她“大概是这个世界上最繁忙的人”。

   一个人的努力,源于她始终牢记着自己曾经逝去的时光。段晴清楚地记得,“文革”期间她同其他年轻人一样,都是科学的“白丁”。幸运的是,“文革”尚未结束,她就作为工农兵学员迈入了北大校门。在文研院举办的《传承:我们的北大学缘》中,她曾这样回忆:

   纯粹在幸运之光的照耀下,我进入了北京大学西语系德语专业,即现在外院德语系的前身。……能够进入德语专业,学习德语,真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事,让我在年轻的时候,就可以读到歌德的Faust(《浮士德》),席勒的一系列Ballade(《叙事诗》),Thomas Mann(托马斯·曼)的Buddenbrooks(《布登勃洛克一家》),Anna Seghers(安娜·西格斯)的Das siebte Kreuz(《第七座十字架》)。

   在那个荒唐的年代里,学习这件事情有走“白专道路”的风险。年轻的段晴受益于倪诚恩、范大灿等师,如饥似渴地偷偷读书,沉浸在德国哲学和文学的海洋里。让她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她读到马克思写于十七岁的《一个青年人在选择职业时的思考》的情形,这篇文献,是倪诚恩先生“一个字符一个字符敲打在稀薄的纸上的”。她清楚地记得:“当时坐在未名湖畔捧读这篇文章时,心潮澎湃。”特别是文章中的最后一句:Wennwir den Stand gew?hlt,in dem wir am meisten für die Menschheitwirkenk?nnen,... und unsereAschewirdbenetzt von der glühenden Tr?needler Menschen(“如果选择了最能为人类而工作的立场,……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我也清楚地记得,在北大二教地下的半圆形阶梯会场里,段老师用清朗的德文大声诵出的这句话。台下的观众,似乎看到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女生,在未名湖畔轻声诵读这篇文章的情景。此刻她心中激起的热情,相隔几十年也未曾改变。

   也许是因为段老师有扎实的语言基础,一九七八年,她成为季先生门下弟子,再次踏进了北大校门,那是她“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代”。她跟随季先生,开始学习梵文,走进了语言的丛林,从此以后她越走越深,领略到了世间难见的风景。

   在段晴的眼里,季先生是一位“十分透明的人”,先生教她语言,教她思想,也教她做人。季先生指导学生,简洁明了:他以学游泳打比方,让段晴养成了自学语言的习惯;他也大段大段删去过段晴硕士论文的内容,告诉她什么才是实事求是的学风;“没有新的东西,就不要强写”,是段老师记得最深的一句话,她说:“几十年来,这句话就像紧箍咒,一直存在我的脑海中,挥之不去。”

   一九八二年,当季先生亲自将她交给德国汉堡大学的埃莫利克(R. E. Emmerick)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时,段晴面对的真正挑战到来了。在这里,我必须完整抄录段老师与埃莫利克初次见面的回忆文字,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了解她毕生致力的学术工作有多么艰难。我也想告诉今天的大学管理者,最崇高的学问不是依靠人为设计的几项指标就可以衡量的。真正的学问是会燃烧的,会照亮人类未曾触及的黑暗处。一门开创性的学科,其酝酿时间之久、所需学者意志力之坚韧、条件之复杂、意义之宏阔,都是门外之人无法想象的。

   第一次和埃莫利克教授谈话,他问我:“你是准备读博士学位呢?还是要求一般的进修?”我根本不知道这学问的深浅,就斩钉截铁地回答:“我要读博士。”“那么好!”埃莫利克教授说,“于阗文属于伊朗语系。你既然要成为伊朗语言方面的博士,必须了解它的整个体系。你必须掌握至少一门伊朗古代语言,阿维斯塔文就是必修课。于阗语是一门中古伊朗语,除了这门语言外,你还必须掌握另外一门中古伊朗语,比如巴利维文,也是你的必修课,粟特文也应该了解一些。现代伊朗语也是你的必修课,你是伊朗语言博士,如果不学习波斯文,以后别人会笑你,除波斯文外,奥塞梯语也是你的专修课。以上是你的主科的必修课目。按照德国大学的规定,你还必须修两门副科,你可以随便选。但从专业角度考虑,你应该选印度学和藏学。当然,如果你认为太吃力,可以选中文作副科,你是中国人,这样可能对你更容易些。”

   年轻的段晴不服气,不信邪,她要迎接这样的挑战。她心里知道,若不付出超乎寻常的努力,便会前功尽弃;若不从细微处有真正的发现,就不会赢得老师的尊重,也会丧失学习的机遇。可以想见,在这短短的五年里,她经历过多少失败和挫折,痛苦和焦虑,只有到了结果处,她在博士论文中解决了她老师的老师,即剑桥大学贝利(W. H. Bailey)教授未曾解决的于阗文中的遗留问题,才终于证明,她可以作为这一领域真正的学者登台,她也有了真正的资格回到母校去继承季先生开创的事业了。她也将成为一名真正的老师,去完成“后天下”的使命。

   四

   去年,荣新江在一篇题为《西域胡语文献研究获得新进展——段晴教授及其团队的贡献》一文中,全面总结了段老师和她的弟子们近一段时期以来所做的工作:一是佉卢文犍陀罗文书的整理和考释,二是佛教梵语巴利语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三是于阗语佛典和文书的校释和解读。荣教授比喻得好:“解读古文书,是打硬仗。”这是刺刀见红的学问,一是一,二是二,虽然在释读过程中或许也有争论,但识得与识不得终究是要判分的。绝学的所谓“绝”字,就是绝地逢生,如破谜题,要么困住,要么挣脱。而且,这也是一种团队作战,不仅要突进到国际前沿各个领域,逐个击破要垒,也要夯实所有佛典文书的基础,配合教学与研究,形成人才队伍的批次。更重要的是,这支队伍不想守在故纸堆里谈兵,他们经常深入新疆、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历史现场,“寻找事件主人的家园”,从田野中获得灵感。

做研究,段老师冲锋陷阵,当仁不让;带队伍,她常常煞费苦心,全力经营。事实上,段老师这支队伍的很多成员,都是被她感召而来的,他们多半不是本行出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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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读书》2022年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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