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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文艺: “平安中国”的政法哲学阐释

更新时间:2022-07-18 17:32:49
作者: 黄文艺  

  

   摘要:平安中国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所提出的原创性范畴,蕴含着丰富的治理理论、制度和实践内涵。从古典的“天下太平”范畴到现代的“平安中国”范畴的知识史变迁,反映了中华民族厌恶动荡战乱、追求国泰民安的集体心理,蕴含着跳出治乱循环的国家治理哲学。“平安中国”主要在三种意义上使用。其中,狭义上的平安中国是指社会治安意义上的平安社会,中义上的平安中国是指政法机关所推进的平安中国建设,广义上的平安中国是指总体国家安全观意义上的大平安。“平安中国”蕴含着预防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规则治理、契约治理、智能治理等一系列治理理念。“平安中国”包括了维护政治安全体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社会纠纷解决体系、社会公平保障体系、社会德治德育体系、社会应急管理体系等一整套治理制度机制。

   关键词:平安中国;天下太平;政法哲学;社会治安;国家安全

  

   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对政法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时所提出的“平安中国”,是习近平法治思想所创立的新法治话语体系中的原创性范畴,也是凝聚中国传统治理智慧、表达人民群众普遍诉求的国家治理范畴。党的十九大以来,平安中国已逐步从政法领域的目标性范畴上升为国家治理的目标性范畴。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将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确立为十四五时期的重要任务,将平安中国建设达到更高水平确立为2035年远景目标的重要内容。但是,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特别是法学研究中,“平安中国”并未受到应有的学术重视,也缺乏有分量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从政法哲学的角度,对“平安中国”所蕴含的治理理论、制度和实践内涵进行解读,以期推动平安中国理论研究。

   一、平安中国范畴的知识史梳理

   回顾中华民族几千年文明史,平安中国的提出无疑具有深厚的民族性格基因、深远的历史文化根基和深刻的传统治理智慧。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有厌恶动荡战乱、追求国泰民安的强烈集体意愿和心理结构。“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平、和睦、和谐的追求常常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之中,深深溶化在中国人民的血脉之中。……‘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好’、‘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仁人志士怀有“为万世开太平”的政治抱负,前赴后继地探索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之道,提出了各种各样的治国安邦方案。

   (一)古典的“天下太平”范畴

   “天下太平、共享大同是中华民族绵延数千年的理想。”早在先秦时代,儒道两家就提出了“太平”概念,把“天下太平”视为治国的理想境界。《庄子》称:“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谋不用,必归其天。此之谓太平,治之至也。”《孔子家语》云:“是故天下太平,万民顺伏,百官承事,上下有礼也。”《孝经》称:“上敬下欢,存安没享,人用和睦,以致太平。”从两汉时期起,“太平”概念逐渐成为古代典籍中的高频词汇,天下太平问题已成为古典礼法哲学的重要主题。大体而言,古代先贤关于天下太平的讨论,主要围绕什么是天下太平、如何达致天下太平这两个问题展开。

   关于什么是天下太平,古代先贤从多元视角描述了天下太平的基本标志,立体化地阐释了太平之世的丰富内涵。对这些论述加以梳理,可将其分解为以下三种阐释进路:

   一是从君臣、上下、官民、父子、夫妇等关系出发,把天下太平诠释为各类主体各归其位、各得其宜,最终形成人际关系和谐、和睦、和美的状态。汉代思想家大多从这个角度来阐释天下太平的理想状态。董仲舒提出:“众圣辅德,贤能佐职,教化大行,天下和洽,万民皆安仁乐谊,各得其宜,动作应礼,从容中道。”刘安认为:“天下安宁,政教和平,百姓肃睦,上下相亲。”韩婴称:“太平之时,民行役者不逾时,男女不失时以偶。孝子不失时以养;外无旷夫,内无怨女;上无不慈之父,下无不孝之子;父子相成,夫妇相保;天下和平,国家安宁;人事备乎下,天道应乎上。”

   二是从盗贼、囚犯、诉讼、冤案、贪墨数量等政刑指标出发,把天下太平的理想状态归结为天下无贼、天下无囚、天下无冤、天下无讼、天下无刑、天下无贪等。古人把盗贼绝迹、路不拾遗、夜不闭户视为社会治安的理想状态,所谓“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古人把监狱囚犯多少作为评价地方官员治理绩效的重要指标。《隋书》称,刘旷为平乡令,“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争讼绝息,囹圄尽皆生草,庭可张罗”。古代统治者将民无冤屈视作司法的最高境界。《汉书》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延尉,民自以不冤。”孔子提出了“无讼”的司法理想:“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 ”陈子昂从刑措不用的角度定义太平之美:“昔者圣人务理天下者,美在太平;太平之美者,在于刑措。”史书称颂:“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

   三是从人际和谐、政刑治理等多元维度来综合界定天下太平的内涵。《礼记》所描述的“天下大同”理想和“天下太平”理想是相通的,包含了天下为公、人际和谐、政刑治理等元素:“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董仲舒也曾从人际和谐、政刑治理、天降祥瑞等方面来综合界定天下太平的状态:“古以大治,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皇来集,麒麟来游。”

   关于如何达致天下太平,古代先贤深刻认识到影响治乱的因素很多,因而提出了多元化的太平之道。王符以富民和教民为太平之基,可谓概括出古代先贤的一个基本共识。“夫为国者以富民为本,以正学为基……故明君之法,务此二者,以为成太平之基,致休征之祥。”古代开明的统治者都认识到,百姓困苦乃是盗贼丛生甚至天下大乱的根源。唐太宗李世民指出:“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明太祖朱元璋亦认为:“今天下有司能用心于赋役,使民不至于劳困,则民岂有不足,田野岂有不安,争讼岂有不息,官吏岂有不清?”受儒家思想影响,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往往把礼义教化作为实现天下太平的必由之路,具有崇德礼(礼乐)而贬政刑的倾向。《礼记》称:“言而履之,礼也;行而乐之,乐也。君子力此二者,以南面而立,夫是以天下太平也。”政刑只是辅助德礼的治具,单靠政刑无法达致太平之世。刘向称:“教化,所恃以为治也,刑法所以助治也。今废所恃而独立其所助,非所以致太平也。”王符认为:“法令刑赏者,乃所以治民事而致整理尔,未足以兴大化而升太平也。”

   (二)现代的“平安中国”范畴

   对国家治乱兴衰问题的深度关注和深切考量,是从古至今中国政治法律哲学一以贯之的思想传统。在长期的执政治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把稳定、和谐、平安等价值确立为高位阶的治理目标,持续探索党和国家长治久安之道。在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后,邓小平反复强调稳定压倒一切:“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中国不能乱,这个道理要反复讲,放开讲。”进入21世纪,面对社会矛盾凸显期,中国共产党把和谐摆在重要位置,强调社会和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胡锦涛指出:“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协调发展的社会,是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整体和谐的社会。”党的十八大之后,习近平总书记在总结中华传统优秀文化和党治国理政经验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平安中国”:“把人民群众对平安中国建设的要求作为努力方向,坚持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努力解决深层次问题,着力建设平安中国,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与古典的“天下太平”相比,现代的“平安中国”具有以下几个鲜明特征:

   第一,“平安中国”是在深刻总结世界各国治理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平安中国的提出,不仅是对中国几千年治国智慧的系统总结,更是对世界各国治理经验教训的理性提取。“从世界范围看,许多国家由于政局动荡、社会动乱,不仅失去发展机遇,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二战结束以来,不少发展中国家难以跳出治乱循环周期率,每隔一段时间就进入政治动荡、国家失序的局面,导致经济发展无法摆脱“中等收入陷阱”。一些发展中国家长期处于暴力冲突甚至战火纷飞的局面,难以建立起正常的法律秩序和社会秩序,被西方贴上了“软弱国家”或“失败国家”的标签。近年来,由于政治极化、种族冲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多重因素的综合作用,美国等西方国家也开始呈现出各种乱局,如法国的黄背心运动、美国华盛顿国会山骚乱事件等。面对当今世界的困局乱局变局,习近平总书记站在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高度,明确提出了平安中国范畴,把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确立为新时代新征程的全局性、战略性目标。这无疑对于巩固社会长期稳定的中国奇迹、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意义。

   第二,“平安中国”包含政治稳定、公共安全、社会安定、个人安全、人际和谐等丰富内涵。与平安相关的范畴有很多,诸如秩序、安全、稳定、和平、和谐等。平安中国作为一个原创性范畴,把这些范畴的丰富内涵有机整合起来,重组为一个统摄性、包容性、体系性强的新范畴。例如,在西方法哲学中,秩序通常被理解为“在自然进程和社会进程中存在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稳定性”。但平安中国不只意味着社会进程的连续性、稳定性、可预测性,还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性、友善性、团结性。党的十九大以来,随着平安中国上升为国家治理的目标性范畴,这一范畴已成为对国家治理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具有牵引性、检验性功能的理论构架。

   第三,“平安中国”贯穿着强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坚持从为了人民、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护人民出发提出和阐述平安中国建设。一是从人民的平安需求出发论证平安的重要性。“平安是老百姓解决温饱后的第一需求,是极重要的民生,也是最基本的发展环境。”“国泰民安是人民群众最基本、最普遍的愿望。”二是从人民的主体地位出发论述平安中国建设的基础性力量。“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切实维护广大人民群众安全权益,始终把人民作为国家安全的基础性力量,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大力量。”三是从造福人民出发论述平安中国建设的根本任务。推进平安中国建设,必须坚持以人民安全为宗旨,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第四,“平安中国”蕴含着法安天下的基本理念。虽然现代政法哲学和古典礼法哲学共享综合治理的思想,但二者所强调的法在平安(太平)上的地位和作用有显著区别。古典礼法哲学更强调以礼乐(德礼)治天下、安天下,现代政法哲学更强调法治天下、法安天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法安天下”,“法治是平安建设的重要保障”,“充分发挥法治的引领和保障作用”。值得指出的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一个显著特色就是从国家治乱兴衰的维度论述法治的重要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衰则国家乱。什么时候重视法治、法治昌明,什么时候就国泰民安;什么时候忽视法治、法治松弛,什么时候就国乱民怨。”他反复强调,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和长远考虑。“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解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解放和增强社会活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确保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根本要求。”“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是着眼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实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长远考虑。(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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