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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基要性变革:理解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更新时间:2022-07-18 11:21:08
作者: 罗必良  

  

   摘要: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家庭经营格局阻滞现代生产要素的采纳与农业生产效率的改进,这意味着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需要突破传统农地规模经营思路,探寻中国道路。农业分工与专业化发展为中国农业现代化开拓出新空间。通过发展农业生产性服务,即由专业化的服务供应商为小农户提供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的生产要素支持或者托管服务,可弥补小农户的禀赋局限,促使其以迂回投资的方式采纳现代高效的生产要素。这是不同于美国与日本“资本型农业”的“第三条道路”。由社会化而引入的现代生产要素、企业家能力与组织方式,可视为“大国小农”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基要性变革。文章对“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的专栏文章做了简要介绍,并对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尤其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基要性变革问题进行了讨论。

   关键词:农业现代化;小农户;农业分工;社会化服务;基要性变革

  

   小农改造与存续问题,一直是农业经济学家与发展经济学家关注的重要话题。小农是中国农业经营的核心主体,如何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使其成为推进农业转型以及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是中国农业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重大议题。

   一、农业转型的理论回顾

   关于小农改造及其存续问题,分别受到了包括马克思主义、实体主义、新古典/新制度经济学、生计框架和后结构/后现代主义等不同理论维度的检视与探讨。其中,以恰亚诺夫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小农经济可凭借其“农民生产方式”抵御资本主义的渗透,有效应对外在力量;以马克思主义者为代表的一派则判断,小农终将被消解或被资本主义农场替代,农民会成为雇佣劳动者。相较而言,恰亚诺夫关注于小农的延续,马克思则关注于小农的转型,二者分别表达了小农命运的非此即彼的两个极端。显然,传统经典理论尚未顾及小农与现代农业的融合发展问题。

   在经济学领域,应该重视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与张培刚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众所周知,舒尔茨认为,引进新生产要素并诱导现代农业发展是改造传统农业的核心要义所在。这一主张受到了发展中国家的普遍重视。舒尔茨指出,在生产要素和技术水平保持不变的情形下,受限于相对较低的投资收益率,农户难以内生出投资冲动。唯有通过外生干预引进新要素,打破原有生产均衡,才能改造提升传统农业。

   无疑,这是标准的新古典主义经济学的分析范式。但可能存在的缺陷在于:第一,静态思维。新要素的引进或投资,一定会改变投资收益率,所以“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的假定与“投资冲动不足”是自相矛盾的。第二,破坏“均衡”。放弃内生性的决定机制而转向外生性的人为干预。显然,既认可小农的理性及其“穷而有效率”,又倡导凭借“外力”引入现代生产要素,在机理上无疑是难以逻辑自洽的。“外力”干预也是与新古典的“自发机制”与“马歇尔均衡”相悖的。第三,忽视分工。局限于直接投资与要素投入,小农无疑难以衔接现代农业。将农户视为一个同质的主体,忽视了其参与分工的可能性与能动性,尤其忽视了农业经济增长中的迂回投资效果。正因为如此,舒尔茨的改造传统农业理论,虽被众多发展中国家作为农业发展的政策指南,但却并未取得被寄予厚望的成功。

   有必要重温发展经济学先驱张培刚先生的“农业国工业化”理论。他将“工业化”界定为“一系列基要的或战略性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这种变化可能最先发生于某一生产单位的生产函数,然后再以一种支配的形态形成一种社会的生产函数而遍及整个社会”。“基要的”生产函数的变化能够诱致其他生产函数的变化。在农业国走向工业化的进程中,农业不仅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而且也包括农业自身的现代化转型(农业本身的“工业化”),农业经营也同样要受到基要生产函数的影响与控制。所以,工业化与农业改造,可以认为是一个问题的互相连接的两个部分。工业化是一种过程,并以报酬递增的形式创造出经济进步。与已有的普遍看法不同(即认为农业领域存在的“报酬递减法则”会抑制农业进步),张培刚认为农业同样能够因生产函数的变化而获得报酬递增,基要的工业部门的技术变迁对农业有着重要影响。工业发展是农业改革的必要条件。

   张培刚强调,“要使得现代的农业得以继续运行,归根到底就必须依赖工业的各个部门提供机器、肥料、动力、储藏设备及运输工具”。这显然与古典经济学的分工理论是一脉相承的。庞巴维克提出了“迂回生产”,并由Young发展为报酬递增的重要解释机制。迂回生产是指为生产既定最终产品,事先生产出某种形式的中间产品,再使用中间产品生产最终产品,则生产效率将得以提升。由此,农业通过购买机器等,从工业“进口”分工经济与迂回生产效果,有助于改造传统农业。

   可见,舒尔茨将农业视为封闭且被动的部门来引进新的生产要素,而张培刚则将农业纳入国家工业化的开放体系来讨论农业改革。如果说工业化是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过程,那么传统农业改造就可理解为由分工经济和迂回生产所决定的基要性变革。由此,基要性变革可以视为农业现代化的本源理论与转型发展的核心线索。

   二、中国农业的道路选择

   必须进一步关注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将工业部门创造的现代生产要素引进农业,如何将小农户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众所周知,中国农业的经营主体是由独立经营的2.2亿个农户组成的。小规模、分散化的农业经营格局不仅导致了效率空间的有限性,而且也必将引发采纳现代生产要素的内生性约束。不能跨越进入现代生产方式的基本底线与门槛,小农户必然难以融入现代化的发展进程。

   中国为改变这一局面做出了持续性的努力。其中,通过土地流转和集中,开展农业规模经营,被认为是关键所在。其基本指向就是便于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空间。可实际的情形是,虽然2020年全国家庭承包经营土地的流转率已经达到34.08%,但经营规模达到30亩以上的农户占比不足3.78%(50亩以上的规模农户占比仅1.48%)。农地流转市场发育尽管有了明显的进步,但仍然远未达成预期的政策效果。事实上,当人地关系紧张时,农地经营规模并非驱动农业增长绩效的核心因素;旨在通过扩大农地规模以获得规模经济性的主张,都未能在发展中国家获得充分的证据支持。对于大国小农的中国来说,对于农业的土地规模经营,应该抱有足够的历史耐心与务实态度。

   美日的经验教训值得记起。美国农业以大规模著称,但家庭农场的比例依然高达97%。其中,小规模家庭农场(销售收入在10万美元以下)呈现出投资内卷并持续强化的趋势。一方面平均每个农场的设备现值在1996-2017年从26222美元增至50557美元;另一方面外包服务支出则逐渐减少,同期从690美元减至463美元。日本农业以小规模闻名,但小而精的机械装备制造力,使其小农户通过自行购置家用小型农机装备,逐步走向了“越购买小型农机-越缺乏外包服务-越购买小型农机”的过密化投资的正反馈路径依赖。因此,无论是美国抑或日本,家庭农场的直接投资与自我服务,均具有内卷化特征。美国可视为“大农场病”,日本可视为“小农场病”。中国如果选择类似的模式,将会因为农户数量更多、土地规模更小,付出更为高昂的代价。

   亚当·斯密最早发现了分工与专业化是经济增长的源泉,指出“劳动生产力更大的增进,以及运用劳动时所表现的最大的熟练、技巧和判断力似乎都是分工的结果”,同时强调“农业劳动生产力的增进,总也赶不上制造业的劳动生产力的增进的主要原因,也许就是农业不能采用完全的分工制度”,从而揭示了农业生产力滞后于制造业的原因。农业生产领域的分工深化有着天然的内生性障碍,所以农业并不是一个存在显著分工经济空间的产业。这就是著名的“斯密猜想”。

   显然,“斯密猜想”隐含着将农业视为被动部门的封闭思维。有必要厘清几个关键性问题。第一,正如张培刚所说,工业与农业并非是两个独立的部门,从迂回经济的角度来说,农业分工深化可视为工业尤其是涉农制造业分工深化的函数;第二,农业的生命性特征及其作业的复杂性,恰好表达了潜在的分工空间及其可拓展性,并与生物技术、信息技术、智能装备与工程技术的进步紧密关联。所以必须用动态与发展的眼光看待农业;第三,农业直接投资的确是高成本的生产活动,由直接投资所形成的资产专用性也会引发高昂的交易成本。所以,将农业的分工活动由农业内部延伸到外部,由直接投资转向迂回投资(如工厂化育苗、代耕、代种、代收)与迂回交易(多环节甚至全链条的服务外包与生产托管),就可以把一系列投资费用与交易费用极高的活动卷入社会化分工。这将是农业生产函数的基要性变革。

   对此,可以提出一个拓展性的未来猜想。长期以来,人们普遍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即使是主流发展经济学,尽管将农业的重要性延伸为产品、市场、要素与外汇四大贡献,但依然是将其定位为国家工业化与经济增长函数的一个变量或“重要”变量,是一个被动的部门,在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不再具有任何特殊的功能。但是,一旦超越“为增长而增长”的物质导向的传统观念,直面后工业化发展进程中人们对生命与生态、环境与健康、人文与社会等多重福利功能的需求扩张,那么,农业就可以视为未来发展阶段转换的引领性部门,现代农业就是工业化进程中生产函数的革命性转换,农业甚至反过来能够成为“以人为中心”的后现代化发展的基要性生产函数。

   回到现实,可以认为,农业的现代化既在于农业本身,更在于农业外部。必须将农业置于开放的经济社会体系中进行战略考量。事实上,中国已经探索出农地与服务相结合的多种规模经营形式,并致力于健全专业化社会化服务体系以推进农业现代化的发展路径。这是不同于美国与日本“资本型农业”的“第三条道路”。数据表明,2016年全国经营耕地的农户的农机装备水平十分低下,其中,户均拥有拖拉机0.13台,耕整机0.02台,旋耕机0.04台,播种机0.03台,联合收获机仅0.005台。但与之形成强烈反差的是,我国农作物生产的综合机械化率却高达66%,三大主粮作物(小麦、稻谷和玉米)更是尤为突出。可见,机械化作业率显著超出农户自有农机水平,表明农户已普遍通过服务外包参与了社会化分工。截至2020年,全国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多达95.5万个,农业生产性服务组织超过49.6万个;托管服务面积达16.7亿亩次,为小农户托管服务面积为10.7亿亩次,为粮食作物提供服务面积为10.6亿亩次。

   农业生产性服务,可为小农户提供部分或全部生产环节的生产要素支持或者托管服务,为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融合架设起了新的桥梁。效率来源于分工,而分工的本质是专业化与服务经济。因此,已有实践的昭示是,实现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有机衔接,必须走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其核心是“为小农户服务”,即通过生产托管与外包服务引入技术资金、企业家能力以及交易组织方式,由此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从这个角度来说,农业社会化服务市场发育以及由此诱导的迂回投资、迂回交易与组织变革,可以视为农业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的核心。

   人多地少的资源禀赋特征决定了土地经营规模的有限性。衔接小农户与现代农业,就要走具有中国特色的“服务型农业”的道路,即在诱导农地流转促进土地规模经营的同时,加快推进以服务托管为核心的农业服务规模经营。为此,作为对张培刚理论的应用与拓展,本文将中国“第三条道路”的核心因素,即由社会化而引入的现代生产要素、企业家能力与组织方式,视为“大国小农”农业现代化转型的基要性变革。

   三、专栏设置背景与文章简介

随着农村青壮年劳动力转移进程加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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