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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必良:基要性变革:理解农业现代化的中国道路

更新时间:2022-07-18 11:21:08
作者: 罗必良  
留守务农劳动力的质量和数量出现结构性失衡,从而诱发农业生产者的生产环节外包服务需求,激励了农业社会化服务蓬勃发展。农业社会化服务是指专业的个人或机构为农业生产者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全过程配套综合服务,涉及信息提供、资金保障、技术支撑和机械服务等多方面内容。最近几年,中国农经学界对农业分工以及与之相关的生产托管与外包服务的议题,已经给予了广泛的热情与关注。相关研究主要关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农业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决策和影响因素研究。基于自身比较优势,农业经营主体倾向参与社会化服务,将任务复杂程度高或交易频率高的生产环节外包给专业的个人或机构。但由于农业生产环节的可外包性存在区别,农业生产经营者在不同生产环节的社会化服务需求存在较大差异。同时,各主体社会化服务需求受到多方面因素影响。从生产者和生产经营视角出发,决策主体个人资源禀赋和规模化的经营方式是重要的影响因素;从市场供需视角出发,社会化服务供给市场价格和高附加值农产品需求是重要影响因素;从经营组织视角出发,专业化的农业经营组织以及明晰稳定的土地产权是重要影响因素。

   第二,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作用机制和效率效益研究。农业社会化服务通过相关专业农业生产服务的市场购买,重新优化劳动力、资金和技术等生产要素的配置。农业社会化服务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实现农业生产者的福利提升:一方面,引进大型农业机械或先进生产技术,降低农业投入成本、提高要素利用效率和产出效率;另一方面,由农业文化水平更高、生产技能更专业的个人或机构从事农业生产,将小农户从农业劳作中解放,提高农业生产的社会化程度和专业化水平。

   第三,农业社会化服务的组织发展和体系构建研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是社会化服务主要供给者。从内部结构来看,农业社会化组织是由主要提供农业气象、动植物防疫等的公益性农业服务组织,提供农机推广、人才培训等的准公益性农业服务组织,提供农业金融、农业机械服务等的经营性农业服务组织构成。上述三种服务组织共同有机构成了现代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公益性及准公益性组织的服务功能具有强公共品属性,因此有必要建立起政府与市场机制分工耦合的机制,构建完善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新的研究成果层出叠现,体现了学界的现实关切、责任担当与理论勇气。

   为此《华中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特开设一期“农业社会化服务研究”专栏,希望有助于推进农业社会化服务领域的理论研究与实践创新。本专栏共选用了四篇文章,从不同角度展开了各有侧重的深入研究。

   洪炜杰的文章《农业外包服务市场的发育与均衡:一个演化博弈的理论模型》认为,已有关于农业外包服务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分析框架,因而难以解释外包服务绩效的地区差异性与各类实证研究结果不一致。文章试图构建一个逻辑一致的理论模型,以完全竞争市场为逻辑起点,然后通过假设条件的逐步放松,并结合进化动力学相关模型和演化博弈理论,揭示农业服务外包市场生成的动力机制,分析不同阶段市场的特征以及相关参数变化对市场发育和均衡点的影响。研究发现:(1)在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发育的不同阶段,其稳定程度、均衡点和影响因素各不相同,应区别对待。(2)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可以通过政府补贴进行培育,也可能是工业化城镇化发育到一定程度的自然产物,关键在于如何诱导供给双方同时进入市场。作者认为,在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发育较为落后的地区应重点通过补贴或修建基础设施以降低服务商的进入成本;在外包服务市场发育较好的地区应鼓励外部资本进入或跨区作业以扩大市场规模;在农村劳动力劳动生产率或非农就业工资较低的地区不适宜发展农业外包服务市场。应该强调的是,该文结合经济学和生物演化方法所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是一次跨学科方法运用的初步尝试,值得点赞与包容。

   哈里斯与托达罗将传统的两部门模型拓展至三部门,从而实现了对刘易斯模型“革命”性的修正。但该理论及前期文献均先验地否定了农村对劳动力的“吸力”,忽视了传统农业卷入分工经济所形成的吸引劳动力留农或返乡的潜在空间。这与中国现实存在明显的不一致。为此,耿鹏鹏等的文章《“挤出”抑或“吸纳”:农机服务如何影响农业劳动力转移》强调,农村与城市部门具有同等的经济地位,伴随着农机技术等现代生产要素的引入以及对传统农业的改造,考量要素流动问题必须细致观察农业自身的变化并深入考察农村部门内生的优势。一个农业经济不断增长、农业业态不断丰富、农业经营日益高尚的农村部门,正在成为农业劳动力和优质人才集聚的洼地。该文研究表明,农户参与农机外包服务将有效替代务农劳动力,但并未诱发劳动力外出务工规模的扩大,农机社会化服务对于农村劳动力具有挤出效应的主流观点并不成立。机理分析发现,农机外包服务将显著提高农户在农村部门的务工收入;统一提供机耕服务的村庄更可能发展非农产业,从而验证并以此回答了“农业劳动力转移的去向之谜”。进一步证据表明,相比于传统农耕,农机社会化服务具有成本低、收益高的优势,因此使用农机外包服务替代劳动力成为农户农业经营的优选策略。该文基于中国故事,对话主流理论,反思、修正并拓展经典模型,其理论勇气值得赞赏和鼓励。

   在农业发展领域,诱致技术变迁理论占有重要地位。诱致技术变迁理论强调了要素相对价格变化对技术进步的导向性作用。就农业机械而言,以往研究关注机械投资与劳动的要素比价及其替代,但很少涉及农机服务要素的引进。张丽等的《要素相对价格、农机服务与技术进步偏向——以粮食生产的机械化进程为例》一文,注意到机械作业服务与劳动的相对价格对技术进步的偏向性将发挥重要的诱导作用,从而弥补了相关文献的不足。文章采用超越对数随机前沿分析方法测算了2004-2018年中国26个省份粮食生产的技术进步偏向指数,分析表明:(1)农机具购置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对技术进步偏向机械的直接诱导作用并不显著,农机服务与劳动力的相对价格则产生了明显的诱导作用;(2)农机服务诱导技术进步偏向的叠加效应,是促进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重要机制。文章的政策含义是明确的。该文的主要贡献在于:作者区分了两种不同的机械要素使用方式,从农机服务的视角探讨了要素相对价格对技术进步偏向的形成机制,一方面拓展了诱致技术变迁理论的内在含义,另一方面也为小规模经营走向机械投入偏向型技术进步路径提供了学理支撑。

   在大国小农格局中,如何将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化与高质量发展进程,是中国农业基要性变革的重大议题。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2017年印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发展的意见》强调,推进农业绿色发展,对保障国家食物安全、资源安全和生态安全,维系当代人福祉和保障子孙后代永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张露等的文章《小农户融入农业绿色发展:外包服务的考察》,认为相较于农地规模经营,服务规模经营可以兼容小农户的多元农业经营目标,而且可以克服小农户开展农业绿色生产的要素禀赋局限。而服务供应商受成本压力、市场竞争和声誉资本驱动,具有开展农业绿色生产的内生动力。文章进一步以化肥减量为例,结合千余户稻农的田野调查样本,实证考察服务外包对小农融入绿色发展的影响。结果显示:第一,农户采纳外包服务,能够显著减少化肥的施用量;第二,较之于规模户,服务外包对小农户的化肥减量效应更为显著;第三,伴随连片规模的扩张,农户采纳外包服务的化肥减量效应也显著增强。文章的研究结论进一步证实,在农业绿色化、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深化农业分工、发展外包服务,是将小农户与现代农业有机衔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第三条道路”。

   四、进一步思考与拓展

   1 农业变革:深化研究的重点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的“第三条道路”,本质特征是:(1)鼓励小规模农户参与横向专业化进行连片种植,诱导农业生产环节的多样化托管外包服务,由此将土地规模经营转向农业分工的服务规模经营;(2)培育新型农业服务主体,鼓励服务组织进行专业化投资,化解农户投资约束,从而将先进适用的品种、技术、装备和组织形式等有效导入,形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迂回投资通道;(3)通过农地经营权的产权细分与盘活,以代理经营的方式引入企业家能力进行农户土地的全程托管,以代理作业的方式引入专业化组织进行农业的外包服务,形成小农户与现代农业的迂回交易通道。由此推进农业生产的专业化、标准化、集约化,促进农业节本增效、农民增产增收,以服务过程的现代化实现农业现代化。可见,中国农业现代化道路模式,核心是强化农业分工,发育多样的服务市场,拓展服务领域,综合匹配良田、良种、良法、良机、良制,推进技地结合、技种结合、技物结合、技服结合,从而形成“农户专业种地、社会迂回投资、能者托管服务、市场竞争交易”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将小农户卷入分工经济并融入现代农业发展进程。

   农业外包托管服务及其迂回经济效应,必然诱导小农户与现代农业融合的一系列基要的生产函数连续发生变化。为此,一系列的研究议题应该予以关注,包括但不限于:

   (1)改变相关的农业补贴方式,鼓励连片种植。目前各地鼓励农户种粮或者撂荒地复耕,基本上采取资金补贴的办法,缺乏内在激励与可持续性。应该改变相应的激励策略:一是将农机(以及贮藏、烘干等设施)购置补贴调整为事前购置补贴与事后服务补贴结合,形成购置与服务的双向激励。二是将撂荒耕地复耕复种补贴调整为连片种植补贴,从而将撂荒治理、农田整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农机装备与购置,以及种植结构调整与布局,进行统筹安排,集成推进。对此,相关的政策研究应该及时跟进。

   (2)培育专业化多元化服务主体,组建行业联盟。鼓励各类服务主体开展合作,构建服务联盟或服务协会,塑造产销全链条覆盖的服务组织体系;搭建交易平台,促成农业综合服务集成,深化综合性农业社会化服务。明确实施主体尤其是农业企业服务农户的机制和指标体系,构建绩效考核标准。通过设备支持、金融支持、用地支持、服务补贴等方式,就地推动农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村集体等从生产到生产、托管、服务的转型。因地制宜制定符合实际的行业发展标准规范,推动各类生产托管与外包服务主体协同发展。强化委托代理机制的研究设计,加强行业自我管理和监督,发挥行业自治组织在行业规范、有序发展方面的组织引导作用,推动生产性服务业规范化、标准化发展。

   (3)推进农业组织化规模化经营,聚合服务需求。优化龙头企业、村集体、农民合作社组织农户发展现代农业的机制和路径,有序组织小农户进入现代农业。进一步加大财政资金支持力度,结合土地整合整治、高标准农田建设等项目实施,通过土地股份合作、村集体领办合作社、生产托管等形式,将农户有序组织起来,形成集中连片规模化的服务需求,诱导专业化服务经营主体导入服务项目。探索“土地整治+集中连片组织+生产托管”“订单农业+生产托管+标准化生产”“服务主体联盟+专业户+农户”等服务模式,促进业态创新。

   (4)健全市场化运营为基础的服务体系,实现供求对接。建立以市场化运营为基础、政府支持和有序管理为辅助的县镇村三级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在服务范围上推进“三维拓展”,从大宗农作物向经济作物拓展、从种植业向养殖业等领域拓展、从产中环节向产前产后等全链条拓展;在服务平台上强化“三级网络”,搭建与县镇村三级现代农业经营体系对接的农业服务数字化平台,提供服务交易、生产资料交易、农场管理、服务组织管理等多种服务,有效对接供求撮合交易;加快农技、农机、植保等公益性农业服务机构的改革,鼓励农垦、供销、邮政等农业社会化服务惠农工程。

(5)完善顶层政策设计,优化发展环境。以培育农业生产性服务战略性产业为目标,强化扶持政策的集成性,着力增强政策支撑的精准性、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坚持服务市场化取向,加强服务质量、价格与合同监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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