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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援:抗日战争的十大经验

更新时间:2022-07-17 23:42:23
作者: 罗援  

  

   一、团结才能御侮,统一战线是抗战胜利之基。

   中华民族近代史为何如此屈辱羸弱,除了制度的原因之外,就是民众如一盘散沙。看同胞被杀戮如观儿戏,趁外敌入侵大发国难之横财。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甲午战争之后,他在名为《中国积弱溯源论》的文章中说:“是故吾国民之大患,在于不知国家为何物。”国民“一盘散沙”。民众不知为何而战,为谁而战。国破未必家亡,只是更换王朝姓氏而已。国家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力、号召力。

   唯抗日战争,海内外炎黄子孙不分阶级、不分阶层、不分党派、不分信仰,同仇敌忾,共御外侮。这是中华民族精神的觉醒,是中华民族命运的绝地重生。中华民族何以出现如此转折,不能不归功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关头,中国共产党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中国共产党抗日救亡的正确主张,在全国范围内产生巨大影响,有力地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

   现在总有些人在争论,国共两党谁在抗战中的功劳大,我们只要看一看西安事变的起因和结局就会一目了然。张、杨两将军为何抓蒋?共产党为何放蒋?蒋又如何对待捉蒋放蒋之人的?如果不是蒋介石对外敌入侵采取不抵抗政策?如果不是蒋介石在国难当头时,仍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何以迫使张、杨二将军对蒋介石由“哭谏”、“苦谏”,到“兵谏”?

   再看共产党是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以后,国共两党结下血海深仇,无数共产党人倒在国民党刽子手的屠刀下,仅毛泽东一家就有6人被杀。然而,国难当头,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由“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最后到“联蒋抗日”,何等的胸怀!再看看蒋介石是如何对待西安事变的?将张学良将军终身软禁;将杨虎城将军几乎满门抄斩;掀起三次反共高潮,剿杀新四军。若不是共产党始终坚持统一战线不动摇,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策略,又联合又斗争,中华民族将再次重蹈分裂覆辙,万劫不复。

   二、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

   回溯历史,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历经耻辱,无论是1856年至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反对法帝国主义的中法战争,反对帝俄侵占中国领土的一系列斗争,反对日本侵华的甲午战争,以及反抗八国联军的义和团运动等,最后的结局,莫不是以割地、赔款、签署一纸不平等条约而告终。虽然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掀起此起彼伏的反帝斗争,但中国人民始终未能把帝国主义势力赶出中国,苦难深重的中国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抗日战争则不同,不同的根本性标志在于诞生了中国共产党,而且该党经过了第一次和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洗礼,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历练,克服了自己队伍中“左”、右倾机会主义错误,逐渐成熟壮大起来。提出并解决了一系列夺取抗战胜利的根本性问题,表现出无可比拟的战略运筹能力、奋斗牺牲精神和强大的凝聚力。首先倡导建立并坚决维护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创造性地解决了长期困扰中国的力量凝聚问题;提出并贯彻了全面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创造性地解决了以弱胜强的战争方略问题;唤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激励了全中国人民必胜信念和奋斗意志;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在长达5年的战略相持阶段,承担了最困难的战略任务,抗击了大部分日军和几乎全部伪军,成为抗战的主力军。

   整个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对敌作战12.5万次,消灭日、伪军171.4万人,人民军队发展到120余万人,建立了约100万平方公里、近1亿人口的抗日根据地,是赢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中坚力量。这一切都是其他政党不能胜任的使命。因此,中国共产党的中流砥柱作用是不容置疑的。1945年3月18日,日本东京《同盟世界周刊》曾经疾呼,“如果有人认为只要和重庆能够谈判成功,就可以解决中国事变,那是很大的错误。根据我们的见解,真正的抗日势力,始终一贯的是中国共产党。”

   三、正确的战略指导是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因素。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在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不抵抗政策指导下,仅5天时间,辽、吉两省千里河山,几乎尽沦敌手。经过4个月零18天,东北三省全部沦陷。“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在东北地区的正规军只有关东军第2师团(以4个步兵联队为基干)和铁路守备队(6个大队),加上警察部队,也不过2万余人。而中国仅驻辽宁一省的正规军即有:沈阳北大营8万人,沈阳东山口4万人,辽阳郑家屯3万人,锦州2万人。加上驻在吉林、黑龙江的兵力,实际达三、四十万人。敌我力量对比如此悬殊,何以不战即败,丧权失地,3000万东北同胞沦为亡国奴?不能不归罪于蒋介石国民党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

   在同样的背景下,甚至在更恶劣的条件下,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分析中日双方战争的基本特点出发,科学预见了抗日战争的发展进程,系统提出了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和持久战的战略思想,成为指导全国抗战的伟大纲领和行动指南。在这一战略方略指导下,全国军民的抗日积极性得到极大发挥,特别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创造性地将游击战提升到战略的高度,提出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包括有利条件下消灭敌人兵团,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的战略战术,将武装斗争与非武装斗争相结合,军队作战与民众作战相结合,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内线作战与外线作战相结合,形成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最终战胜了日本法西斯。

   四、战争之伟力存在于民众之中,兵民是胜利之本。

   抗日战争中,始终存在着国民党奉行的主要依靠政府包办和主要依靠正规军参战的片面的抗战路线和共产党倡导的依靠和发动全国军民参加的全面全民族的抗战路线之争。毛泽东在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号召全党抛弃关门主义的策略,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争取国际援助,与全世界革命人民连成一气,去进行“今天的抗日和讨伐卖国贼的战争”。

   在百团大战中,我华北军民进行了整整三个半月的作战,大小战斗总计1824次,毙伤日伪军25800余人,俘日军281人,俘伪军18407人,破坏铁路470余公里,公路1000余公里,铁轨217000多根,枕木1549000多根,使华北敌人交通一度瘫痪。

   面对日军扫荡的压力下,共产党开展各种形式的反“扫荡”斗争,依靠人民群众创造了地道战、地雷战、麻雀战、破袭战等有效战法。在这场救亡图存的生死搏斗中,无数母亲送儿打东洋,妻子送郎上战场。八路军指挥员马本斋的母亲是一位普普通通的农家妇女。日寇为了迫使马本斋投降,抓走马母当人质。马母被捕后始终严辞拒绝写劝降信,在绝食七天后以身殉国,表现了一个普通中国人深明大义的凛然气节。像马母这样的抗日群众又何止千千万万。

   北京密云县一位名叫邓玉芬的母亲,把丈夫和5个孩子送上前线,最后,她的6位亲人全部战死沙场。

   寿阳县景上村自卫队员王蝉余等三人,在火线上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抢救伤员。第一个上去牺牲了,第二个又上;第二个牺牲了,第三个又上,终于把伤员救了下来。

   子长县东峪村十三四岁的男孩小疙瘩,被敌人抓住,逼迫其带路,他将敌人带向相反的方向,结果被敌人用刺刀挑死。

   在抗战期间,宋庆龄在香港邀请中外著名人士,发起成立“保卫中国同盟”,并出任中央委员会主席,“同盟”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救亡运动,募集医药和其他物资,介绍国际友人组织的医疗队到敌后抗日根据地参加战时救护工作。以陈嘉庚为代表的爱国华侨踊跃参战、支前;以卢作孚为首的民族企业家运送了大批军队及作战物资到前线,并将武汉地区的大批工业装备和人员转移到四川,在敌机狂轰滥炸下的川江航线为抗战胜利立下了殊勋。

   五、文战武战相互配合,文武之道一张一弛。

   毛泽东在《学习和时局》中指出,“要注意大城市和交通要道的工作,要把城市工作和根据地工作提到同等重要地位。”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声势浩大的抗日游行,喊出“反对华北自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遭到国民党军警镇压。12月16日,北平学生和市民1万多人在天桥召开市民大会。会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游行,这就是“一二九”运动。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新高潮的到来。

   当时,各大中城市先后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抗日;各地纷纷成立各界救国会,开展抗日救亡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左联”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宣传抗战;从东北的《东北知识》到香港的《时代评论》等抗日救亡刊物,达上千种;《打回老家去》,《放下你的鞭子》等救亡戏剧,激发了人民群众对日本侵略者的民族仇恨;以田汉、聂耳创造的《义勇军进行曲》为杰出代表的抗日救亡歌曲响彻大江南北,激励着人民大众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革命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文化层面的觉醒,无数的躯体倒下去了,但整个民族的魂站立起来了,她必将转化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

   六、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妥协求团结则团结亡。

   日本侵华初期,蒋介石企图“借刀杀人”,驱赶东北军和西北军到“剿共”前线打头阵,屡遭红军沉重打击。在劳山、榆林桥和直罗镇三次战役中,东北军两个多师全军覆灭。使东北军官兵认识到,反共无望,悲愤地喊出:“东北军宁肯在白山黑水之间与日寇拼个你死我活,怎能在周秦汉唐的故地与红军自相残杀!”只有与共产党联合抗日,才有光明的前途。

   西安事变以后,为了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派出周恩来等为代表,自1937年2月至9月,先后在西安、杭州、庐山等地与国民党代表进行了多次谈判。谈判的中心是,红军改编和苏区政权改制问题。起初,国民党傲慢无礼地提出不同意共产党有师的编制,只准编为3个团;后又增为6个团、9个团,人数只限3千至5千人。蒋介石密电顾祝同,提出“中央只准其编4团制师之两师,照中央编制,8团兵力当在15000人。以上之数不能再多”。国民党谈判代表提出,要共产党服从国民党的领导,放弃共产党的独立地位,红军要服从蒋介石的一切命令,各级军政人员由国民党中央派遣;陕甘宁边区改为地方行政区,取消民选制度,由国民党政府委任等无理要求。蒋介石竟然荒唐地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以实现其“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欲望。周恩来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对蒋介石的谬论一一驳斥,并正告他:现在是共产党与国民党商谈合作抗日,而不是向国民党投诚,要国民党收编。对于国民党提出要向共产党军队派遣政训处主任、参谋长或联络参谋的主张,中共中央明确指示谈判代表,“不许其踏入营门一步”。

   由于我党坚持了有理有力有节的斗争,再加上形势所迫,蒋介石不得不接受共产党关于合作抗日的主张,同意红军改编和设立总指挥部,将西北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任命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周恩来在回顾这一段斗争时说:“这些经历证明,我们的主张把全国人民振奋起来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推动了全国抗战。这样,抗战是逼成了,谈判也算是逼成了,统一战线也算逼成了。同时又证明,只有人民有力量才能逼成”。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当时中共中央东南局书记项英执行了一条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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